一生坎坷，不改凌云之志。童心贯穿一生始终，关注人民疾苦，唱出人民心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在合唱组曲探索中，跃上艺术新高峰。
郑律成一生追求真理，充满着对美的向往。他的心灵是透明的，水晶一般，晶莹剔透。音乐史上，人们看到，一个没有美好品质的人，无法写出那些透出真情实感，让亿万人激情高昂的好歌。
他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如果他一生只追求音乐事业，他完全可以听从恩师的指点，到意大利这一歌剧艺术的最高殿堂去深造，去展示自己的声乐天赋，当一名男高音歌唱家。但这位酷爱艺术的小伙子没有走这条铺满鲜花走向象牙塔的平坦高雅之路，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奔向延安。这是他一生重大的抉择，是一个艺术家为个人还是为大众的分水岭。他觉得延安有真理，有共产党，有他在政治上追求的真善美。这时他把音乐艺术列入第二位，首先是带着民族仇恨、带着对日本侵略者复仇的抱负，去奔向革命圣地。从此，世界乐坛上可能失去了一位男高音，可是却实实在在出现了一位在新中国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作曲家。
他是一个直率的人。建国初期的建设高潮，他发自内心的拥护。可对1957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却很不理解。他认为大炼钢铁，既糟蹋了木材，又炼出了废铁；认为中国农村在合作社阶段应当稳定一段时期。
此时丁雪松先后担任荷兰、丹麦（兼冰岛）大使，外事工作十分繁忙。长期的外交工作使她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她害怕郑律成这个“直肠子”为了坚持真理而惹出乱子，经常批评他“右”倾。而郑律成则指责丁雪松是“奴隶主义”，盲目听上级的话。丁雪松告诫他：“小心自己出问题”。而郑律成则忧心忡忡地说：“我总怕国家出问题。”
尽管丁雪松苦口婆心地敲打他，郑律成还是口无遮拦地公开在学习会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结果可想而知，“反右斗争”中，他被当做“右倾”重点对象遭到批判。一夜之间，四十出头的郑律成头发大部分都白了。组织上对他做出“反党”的结论，劝他自动退党！他顽强地不在结论上签字。1959年，多次受到打击的郑律成“不接受教训”，曾在党支部生活会上认为彭德怀公开向组织提出不同意见，是不违反组织原则的，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在迫害和误解的锻打声中，郑律成不屈的性格闪烁出耀眼的光泽。
在最困难的时刻，他受到迫害和误解，但对党的信仰不改初衷。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群分出了档次，有的高尚，为朋友不惜牺牲自己；有的懦弱、卑微，为保护自己宁肯出卖灵魂。但真理还是简洁明了的，历史是公正的。1962年，组织上为他做出了平反的决定，并向他公开道了歉。
可毕竟好景不长，正在兴高采烈写歌的郑律成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
1966年8月的一天，郑律成接到通知，要他从郊区学习班回到原单位报到。他来到单位，正巧造反派召开所谓的“斗争大会”，一个站在大门口的造反派，手里拿着一只铁丝编成的纸篓，上面的白纸上用黑墨写着“狗头”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看到郑律成，突然把那顶“帽子”扣到他头上。郑律成火冒三丈，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上一扔，一脚把它踹扁，大声吼着：“你们要干什么！”那个造反派一把揪住郑律成，他回身用那只“猎人”的手抓住对方，将其一下子推到一边，然后大步流星的走进会场。
过后他气愤地说：“我是人，是有血性的共产党员。人有人的人格，党员有党员的性格，决不容许乌龟王八蛋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胡作非为。谁要是侮辱我，我就对他不客气！”
“文革”中，他的词作家朋友的一大批手稿被抄走，许多资料散失了，他想写的《井冈山大合唱》也无法进行下去了。
他对红卫兵乱抓滥斗十分不理解，他对丁雪松说：“怎么能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呢！”“这哪是文化大革命呀，这简直是文化大摧残嘛！”
对一些延安时期的老首长挨整，他既心疼又惋惜。他邀请不受信任的王震、廖承志到郊外钓鱼，多次表示要去探望朱总司令和邓小平，他还常常跑到胡耀邦家去发牢骚，去抒发心中不平，讨教疑难问题，时常为挨批斗的老战友送去捞的活鱼和自己腌制的泡菜，以示安慰。
陈毅老总病重期间，很想听听郑律成的音乐，夫人张茜提议：“请郑律成同志来为你弹奏一曲好吗？”陈老总匆匆摆手：“别给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郑律成听说后，感慨万千，表示：“如果让我去弹，我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郑律成为表达对陈老总的敬意，为《梅岭三章》谱曲，以寄托哀思：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那雄浑深沉的曲调，表达了对“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愤怒。
这时的郑律成很难从事自己的音乐事业了。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郑律成很清醒地说：“我决不为他们歌功颂德，决不为他们写一个音符！”“四人帮”及其爪牙认为郑律成“不是我们的人”，要把《解放军进行曲》从样板戏音乐中清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