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不认真，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螃蟹爬过似的。课后作业总不完成，说他，没有任何表情，有时干脆就不写了。汉语成绩可想而知，勉强及格就算万幸了。
看着他褐色的脸，170的个头，胖胖的身体，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就是一只笨笨的熊。
学习不好，还不遵守纪律。有一天晚自习我叫他到办公室练习演唱中国歌曲，下课后我让他回班级，谁知他竟然钻到了卫生间，让我和另一个同学找了好长时间。
他从来不笑，最起码没在我面前笑过。好像人家欠了他什么似的。
看他这个样子，我想放弃：学校不差他这样的学生。况且他又不是中国人。但转念一想自己是教师，对待学生应该一视同仁，而且我是班主任，转变学生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况且不是有句话说，“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都是给社会埋一颗定时炸弹。”
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美国大学里枪杀32名美国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每一个孩子都不是坏孩子，每一个学生都想成为好学生。不能放弃，一定有办法。
一天去超市买东西，看到超市的管理员在大声喊一个学生，走近一看，是金勇。
超市管理员说他买东西没刷卡，让他去餐厅打个账单出来。他听不懂，以为管理员说他偷东西，委屈的泪水噙满了眼眶。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说：“来，老师帮你去打账单。”
说完，我拿着他的饭卡就走了。帐单出来了，他已经刷过卡了。我走过去把单子给了管理员，管理员说好了，可以走了。
他转过身，向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我说没事。
他走了。而后看到了他的日记，虽然语句极不通顺，但大致意思是说，我是个好老师。我也在批语中写道：你也是位好学生。
不经意的一笔，却让这孩子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听课了。字仍然歪歪扭扭，但看得出来，是用心写了。我借机表扬了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以后他学习更努力了。
有一天，《丑小鸭》课本剧表演，他扮演了鸭妈妈这个角色，把鸭妈妈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那时，我都有些惊叹他的演技了。他不仅表演得好，字也越来越工整了，上课回答问题时的声音也越来越洪亮了，最重要的是，他开始热爱学习了。
当我有一天惊奇的发现，他开始举手发言了的时候，心中都有些激动。尽管那手不像那些自信的孩子高高举起，他也不会像那些开朗的学生一样一个劲儿的喊着：老师，叫我。老师，叫我。只是默默地看着别的地方。
那举起的手分明还有些弯曲，有些胆怯，但可以肯定的是，金勇他又进步了。
有句话说：“作为园丁，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听到花开的声音。”
而作为我，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到我的学生进步。他们每一点进步都倾注着我的期望，我的用心，我的努力，当然也倾注着他们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所以我应该给他肯定。我当然表扬了他。他还是不好意思地笑着。
到现在，他还是会偶尔犯些错误，汉字还是没有达到书写的要求，汉语交流还不是很流畅，但他仍然在不断进步着。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优秀起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漫长的教育过程中，作为育人者，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困难。特别是面对新班级，新学生的时候。
不抛弃，不放弃。我们方能把握住教育的契机，尽快转变基础薄弱的学生，让其走上正轨。
不抛弃，不放弃。我们方能在教育的道路上不断突击，不断前行！
不抛弃，不放弃。这也将成为我新的人生格言，让我在坎坷的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断攀登高峰！
不抛弃！
不放弃！
这大概是因为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以拉开过去种种痛苦体验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允许你重新体会过去的经历，集中注意力于为什么你会感觉不舒服，而不是陷人其中不能自拔。
换个方式回忆痛苦●佚名
你在对别人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时候，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还是像看电影那样的，给别人描述一个“他”的故事？
200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想测试一下学生怎样对待记忆中那些令人尴尬的事情，让大学生回忆过去最让他们感觉窘迫的时候。这些大学生往往形容自己在中学的时候不怎么会和别人交往。他们中的一半用第一人称“我”的方式重新想象自己往日的屈辱，另一半用的是第三人称“他”的方式。
调查者们发现，和“我”相比，用“他”的方式回忆痛苦的往事明显会轻松些。这大概是因为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以拉开过去种种痛苦体验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允许你重新体会过去的经历，集中注意力于为什么你会感觉不舒服，而不是陷人其中不能自拔。
当你回首自己过往的痛楚时，不妨采取第三人称的方式。旁观者的姿态或许能让你更清楚、更健康地面对这一切。
为了拥有大学的半张书桌很多人去挤独木桥，掉了冰窟窿里都还觉得可能是三成进了龙门了呢。
一生的书桌●李旭
未上学的孩子，总会梦见一张书桌。也许那就是土坯子支成的。失学的孩子睁着大眼睛恋恋不舍地望着它。为了拥有大学的半张书桌很多人去挤独木桥，掉了冰窟窿里都还觉得可能是三成进了龙门了呢。
这些都是学生时代的书桌梦了。而我所想的是一生的书桌。有一张自己的书桌，整个人生都伏案写作或读书。
桌上堆满生活。一页页将其疏理，让凶猛的岁月，像制服的洪水，浇灌土地一样的桌面，开花、灌浆。而历史有时就顺着四个桌腿，从四面八方爬了上来。它们也是乱作一团的麻，重新地创造它，要消耗一生的热情，甚至潦草得想让人烧掉。抽屉里的作品，或许永远要躺下去。就像莫高窟里的经典，发现它们也许是对它们的冒犯。和桌面相比，桌脚是根的位置，抽屉紧锁时，桌面上的冬天就像雪花一样作了草稿纸。也许春秋这些季节是最好、唯一的读者。
但生活并不能塞下寒士的一张书桌。
我在家乡的书桌是母亲来时的嫁妆。它漆上漆，好像是用槭木做成的。她的家族在汉朝时出过美丽的戚姬。母亲的娘家，断绝了。唯一的小舅舅也死了，母亲也淹死在一条河里了。我们地方的风俗是女方再穷陪嫁妆，也总要陪一张书桌。好像要激励夫婿知书达理似的。书桌容易让人想到状元郎。我把那张掉了漆的书桌又漆成黑色，在上面画一个黑色的太阳。我多么幻想在家乡能一生一世地守着这张书桌啊。但生活把我们像饿狗一样驱赶，只能外出流浪。背井离乡是一种梦想，而背着一张书桌去奔波，是一枕黄粱吗？
一张书桌，就是纯粹的书桌，它不会游移，变幻莫测。它不会变成文书案，它的旁边也没有老板椅。今天一个读书人的尊严全在那里面。即使它匍匐在地，也是一片雪地，诗人在上面用血红的指头或树枝在写诗！直到上天不擦不落雪掩埋。这张书桌上的文字，在日出时不就流进大地的根处了吗？
在我漂泊的时候，找一块木板，放在双腿上，不就是一张书桌吗？书桌在男儿的膝盖上成立。有时为了写诗，我看见一个可以称为诗人的人在捡拾垃圾堆里的米粒。啊，我吃过他递给我的玉米棒子，鲜鲜的就像刚刚从家乡田地里摘下来一样，外面还裹着一层层青翠、碧绿的叶子。他的宝藏，俯首皆是。他有时坐在高高的垃圾筒上，迎着落日，吟咏，泪流满面。有时兴奋地用圆珠笔写满双腿。书桌不就这么想走到哪儿，就到哪里了吗？
因此最穷之境，书桌也就像井一样是可背来背去的。
因为有了手提电脑，别说书桌就是小型图书馆，也可以到处走动了。但谁又能说把书桌像钞票放在掌中，像块肉提于手中的人，他不是在火烧火燎地制造垃圾呢？
现在我的书桌上有朋友送的一台486的电脑。桌子是房东的。我每天都感到它的动荡不安，难以为继。但我也仍会像茨维塔耶娃那样唱起书桌之歌。
平庸的人说是本能，善良的人说是责任，坚强的人说是信念；我则以为是自尊——不是为丧失了自尊就是选择去死的自尊。
母亲墙，永远别绝望●王莲
有两个故事一直震撼着我这个做母亲的。
一个是杜拉斯讲的。地点是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时间是盛夏的一个下午。一个住在高速铁路不远处废弃的车厢里的人家，因为长期拖欠水费，自来水公司便派人停了这户人家的水。独自在家的女人，守着两个分别是四岁和一岁半的孩子。整个下午，她无法给孩子洗澡，也没有水给孩子喝，直到太阳落山，做临时工的丈夫归来。
不知他们是怎样商量的，全家人离开居住的车厢，走向不远的铁轨。然后卧在铁轨上，最后一起被轧死。杜拉斯想象到：“为了让孩子们安静下来，说不定他们还唱着歌哄着孩子们入睡呢！”杜拉斯叙述得很平静，可是他又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发狂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朋友讲的。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放学经过菜市场时，没头没脑地抢了肉贩一块肉就跑。健壮的肉贩没费一点力气就抓住了男孩，夺回肉，抢过书包，扔下一句话“叫家里大人来”。天黑后男孩跟在母亲后来了。母亲一见肉贩就说对不起，肉贩不依不饶。母亲的泪就掉下来了。她艰难地说：“实在是我们没把孩子教好——可是，可是他已经大半年没吃过肉了。他以前不是坏孩子，就原谅他这一次吧！”肉贩竖着眉头，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他拿起刀割下一大块肉来，然后弯腰从案板上拿起书包，双手递给悲伤的母亲，母亲木然地一并接过，说声“谢谢”，牵着孩子的手蹒跚地走了。回到家里，母亲用这块肉做了一顿香喷喷的晚餐。久病的父亲还饮了半杯酒。后来他们全家携手来到楼顶，纵身一跃……
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可是复述这两个故事，依然叫我哽咽。我常常想，支持我们在绝望中一次次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平庸的人说是本能，善良的人说是责任，坚强的人说是信念；我则以为是自尊——不是为丧失了自尊就是选择去死的自尊。我的自尊是为了不死，努力地活。哪怕水深火热，哪怕走投无路，妥协和绝望是人类的致命顽疾。而摧毁一个家庭的有利武器，是摧毁这个家庭母亲的意志。母亲不妥协，这个家就不会完；母亲不绝望，这个家还有希望。假如父亲是梁的话，母亲就是墙。没有梁，房子不结实，没有墙，却难以成家。母亲这堵墙塌了，一个家也就散了。
为人母的女人可要好自为之啊！
要想让“请”身体强壮，幸福快乐，必须经常把它从嘴中拿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请”●谭正军
从前有一个很不起眼的词叫“请”，“请”这个词居住在许多人的口中，尽管他们平常意识不到这一点。
要想让“请”身体强壮，幸福快乐，必须经常把它从嘴中拿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它就像养在鱼缸里的小鱼，必须时常浮到水面呼吸。
我向你讲的“请”住在一个名叫迪克的男孩的嘴中，但是它很长时间才能出来一次。我很遗憾地说，迪克是一个不懂礼貌的孩子，他几乎不知道说“请”。“给我一点面包！我要喝水！把那本书给我！”他要东西时总是这样说。他的父母为此感到非常难过。而那个可怜的“请”呢，就只好日复一日地坐在男孩的上颌，希望有机会到外面一趟。它的身体因此日见憔悴。
迪克有个哥哥叫约翰，约翰非常懂礼貌。生活在他嘴中的“请”经常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身体健壮，心情愉快。
一天吃早饭时，迪克的“请”觉得自己必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于是它从迪克的嘴中跑了出来，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然后爬到桌子对面，跳到约翰的口中！
住在那里的“请”非常生气。“滚出去！”它喊道，“你不属于这里！这是我的嘴！”
“我知道，”迪克的“请”回答说，“我住在那位弟弟的口中。但是，哎呀，他从不用我，我从未呼吸过新鲜空气！我刚才想你也许愿意让我在这里待上一两天，让我重新变得健壮起来。”
“噢，当然可以，”另一个“请”热情地说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你可以待在这里，没有问题。当我的主人需要我的时候，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出去。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相信，说两次‘请’，他是不会在意的。你想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吧！”
那天中午吃饭时，约翰想要黄油，他这样说道：“父亲，请——请把黄油递给我，好吗？”
“当然可以，”父亲说，“你为什么这样客气？”
约翰没有回答。他转向母亲，说道：“母亲，请——请你给我拿一块松饼，好吗？”
母亲听了这话，禁不住大笑起来。“亲爱的，给你。你为何要说两次‘请’？”
“我不知道，”约翰回答道，“不知为何，这些字好像是自己跳出来的。凯蒂，请——请给我倒点水！”这次，约翰几乎吓了一跳。
“好了，好了，”父亲说道，“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像这样客气的人并不多。”而与此同时，小迪克表现得非常粗鲁，他一直大喊大叫：“给我一个鸡蛋！我要喝牛奶。把勺子给我！”但是现在他停下来，听他哥哥说话。他想，像哥哥那样说话很有趣，于是他开始说：“母亲，嗯，嗯，把一块松饼递给我，好吗？”
他想说“请”，但是他怎么能说得出呢？他根本没想到自己口中的“请”现在正待在约翰的嘴中。于是他又试了一次，想要黄油。“母亲，嗯，嗯，把黄油给我，好吗？”他能说出口的只有这些。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整天，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兄弟两个出了什么问题。夜幕降临后，他们两个都累坏了，而且迪克变得非常急躁。母亲只好让他们两个早早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们刚一坐下吃早饭，迪克的“请”就跑回了家。昨天，他呼吸了许多新鲜空气，现在感觉非常好。他刚回到迪克的口中，就得到了一次呼吸的机会。因为迪克说道：“父亲，请您给我切一块橙子，好吗？”哎呀！这个字非常容易地就说出了口！听起来和约翰说的一样好听。而约翰今天早晨也只说一个“请”字了。从那以后，小迪克变得和哥哥一样懂礼貌了。
生活就好比住在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里，却享受不到美好时光，因为旅途没有其他同行人。
幸福为什么越来越少●伊斯特布鲁克
一切在增多幸福除外
假如你用铅笔和方格纸绘制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所绘制的曲线多呈向上走势。可以说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人、“实际”收人水平、人均寿命、住房面积、小轿车的人均拥有量、每年拨打的电话次数、每年旅行的次数、所获得的最高学位、智商分数等，都在增长。
然而，当我们转至人们的内心，幸福指数在近50年来没有任何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欧美人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多，而幸福除外。
几乎所有人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但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社会进步中的这一悖论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幸福”，或称“主观幸福感”这一课题。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兰研究发现，在1950年，约60％的美国人说自己是“幸福”的，此后这个比例除偶尔起伏之外几乎没有更大的变动，同时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的比例却由1950年的7．5％降至今天的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最突出的变化是抑郁症患者增多，此外还有数百万的人虽然没有明显的抑郁症症状，却感受不到生命应有的快乐与满足。
第一道菜最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