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理论证明，通过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资源有效配置，竞争经济能够获得帕累托效率。不过，按照私有制经济第一定理，这一结果的出现有赖于一个有效的、能反映市场真实供求的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在非货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阿罗—德布鲁（Arrow，1954；Debreu，1959）定理表明，在相当宽泛的假定条件下，这一价格体系是存在的。然而，尽管Warlras（1900）和Hicks（1935）均认为，货币也可与其它商品一样，作为一种个人的选择结果而进入一般均衡系统，但随着人们对名义价格与真实价格区别的认识，以及预期等因素的引进，货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很快引起了注意。人们发现，简单的将货币等同于一般商品而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是过于草率的。
与实物货币体系不同，在无保证的现代纸币信用体系下，货币的供应具有内生与外生的二重性。家庭、企业与商业银行互动的信用扩张过程决定了货币的内生供求，而中央银行在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的条件下的货币供给则相对具有较强的外生性。中央银行在变动基础货币的基础上，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这一“加速器”而在更大幅度上决定了总量货币的供求。可见，基于货币的交易媒介和度量单位作用，中央银行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
已有的理论表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渠道。除一般的作为银行负债方的货币渠道外，在IS-LM模型、交换的货币先行模型和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等的框架体系内，利率是货币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在这一渠道中，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要么是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通过影响实际利率，进而影响投资或微观主体的资产选择来影响实体经济；要么是在考虑预期的条件下，货币供给通过影响人们未来的持币成本而影响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从而影响实体经济。从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来看，利率渠道均是通过影响银行负债方的变动来完成的。但是，如果经济中的金融资产存在着很强的异质性，或不同的借款人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以及银行借贷存在较高的监控代理成本，那么此时货币政策的另一渠道——信用渠道就会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央行紧缩货币的条件下，如果银行无法找到满足存款准备金率的替代资产，而企业也无法从其他融资方式中弥补银行贷款的减少，那么货币政策就会通过信贷渠道发挥真实的作用。除利率与信贷渠道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的自动调整也是影响货币政策的一个渠道。
与一般理论以成熟经济体为对象的研究不同，转轨时期的中国面临着特殊的经济环境约束。事实上，无论何种渠道，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均要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映，而这显然与经济主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首先，从金融体系的变迁来看，转轨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并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演进结果，而是一个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带有较强外生性的特殊架构。其次，从价格机制形成来看，尽管30多年的改革使得市场机制已在中国的经济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一般价格水平的利率与汇率仍远未实现市场化。与此同时，诸多方面的政府过度干预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沿理想的标准模式运行的轨迹。显而易见，这些特殊性的存在必然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货币政策，无论在作用渠道还是具体作用效果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异。因而，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一个转轨过程中的大国的货币政策效应进行理论上的检讨，与实证上的检验显然具有现实必要性。
本书从四个方面对上述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至第三章探讨转轨时期的中国货币与产出的关系。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给变动影响真实产出的中间机制被忽略，而仅聚焦于作为银行负债方的总量货币供给对产出的影响。其中，第一章主要是回顾已有的关于货币与产出的理论及实证的相关研究，目的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物并寻求理论支撑。第二章从已有的关于货币与产出理论的岐义出发，通过构造不同的计量模型，来验证货币与产出关系的稳健性。第三章则从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事实出发，将结构性因素纳入货币与产出关系的理论框架，利用货币长期非中性的计量含义，通过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和对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来深入揭示转轨时期的中国产出与货币的关系。
第四章至第六章探讨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效应。将某个短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中介目标，是大多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与将货币供应作为中介目标相比，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实际货币需求的难以测定性，而只需求关注基准利率与其它期限利率间的关系，以及利率与经济增长、价格等最终目标间的关系。与成熟经济体的情况不同，转轨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仍不仅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与再贴现率。由于制度的历史惯性，面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与出于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考虑，存贷款基准利率仍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本部分中，第4章考察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利率的实际经济效应，第5章从货币—利率期限结构角度考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第6章则对我国利率控制下的资本过度积累问题进行探讨。
第7章、第8章探讨我国的信贷渠道效应。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信贷与货币供应量分属资产与负债。直观上，从会计事后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变量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对二者的经济效应进行区分似乎是多余的。然而，从经济学的事前角度来看，决定信贷与货币供应量变化的深层次因素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的，由此，信贷与货币供应量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也就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事实上，对于仍具数量型控制特征的转轨经济而言，信贷渠道可能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第7章在首先设定了一个货币政策可以外生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然后在此条件下，从中国上市公司企业融资工具的替代性，以及中国投资主体的异质性出发，验证了信贷渠道在中国的存在性及其作用机制。第8章则从商业银行的自身行为特征出发，在考虑转轨时期中国政府干预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外生性条件下，考察了信贷渠道的具体效应。
第9章至第11章考察的是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农业部门的经济效应。经济的二元分割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特征的基本描述，因而货币政策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效应特征是发展经济体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传统二元理论模型中，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即是在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城乡要素与产品不断交换，从而逐渐实现一元化的现代经济过程。然而，考察中国的实际可以发现，对于一个转轨过程中的大国，中国的经济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复杂性：一是从全国角度来看，不仅存在着城乡的二元分割，而且存在着区域间的二元分割；二是从发达地区内部来看，同样存在着大的城乡二元性与农村内部农业与非农的二元性。有理由认为，这一双重二元特征会赋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与传统理论相当不同的运行机制与演进路径，从而也规定了货币政策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效应。在本部分中，第八章以发达地区为例构建一个双重二元农村金融市场演进理论框架，第九章分析在惠农货币政策背景下，农村金融中介体制变迁的影响，第十章以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例，分析农业产业链条升级后货币政策的信贷配给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