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写他的父亲，我写这篇“背影”是写我的一位老师。在我的心中，他是和父亲一样值得我敬重的人。
我在1963年秋天考入哈尔滨一中读高中，董希评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教政治课。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和挺拔的身材让我们有几分敬重，可他像训练军人一样的严格要求却让我们受不了。如每天上课前都要领着全班同学围着操场跑步，边跑边高声地喊“1、2、3、4！ ”而每年的下乡劳动，就像领我们进了军营，早出操、晚点名、半夜拉练，让我们叫苦不迭。记得那年在阿城的阿什河公社参加秋收劳动，半夜时分董老师吹哨紧急集合，然后领着我们跑到一片坟地，接着就让大家潜伏在萋萋荒草之中，吓得我们毛骨悚然。收队总结时，他批评了因太紧张穿错衣服和跑进坟地双腿发抖的同学。后来我理解了，他着意要把我们培养得像军人一样勇敢顽强。
别看董老师对我们这样严厉，可有时，他又特别温情。他上任不久，就利用晚上或星期天到我们每个同学家中家访。后来，我们知道，那时正是董老师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他从部队转业不久，妻子患病长年住精神病院，他带着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生活，可从来没影响过工作。白天忙了一天，一到晚上，他就背着儿子领着女儿走街串巷到同学家家访。记得到我家那天是星期天的晚上，外面正飘着漫天的雪花，董老师背着女儿满身霜雪地走进我家，父母大为感动，母亲张罗着要给他做饭，他说吃过了，只是一碗接一碗地喝水，汗水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那时，家里真没有什么好吃的，妈妈削了一块萝卜，让董老师的孩子吃。董老师背着孩子走时，我去送他。当时我家住在和兴路的沙曼屯，走很远的路才能到电表厂的有轨电车站。我跟着董老师，顶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说：“你快回去吧！明天还要早起上学！”董老师连说了几次，我只好停住了脚步，望着他背着女儿消逝在远处的风雪中。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流了下来。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是这样写他父亲的，和我当时送董老师的情景一样。董老师在风雪中的背影让我记了一辈子，像是耸立在我心头上永远景仰的高山。
更让我终身受益的是董老师的谆谆教诲。他是教政治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用极左的思想禁锢我们的思想，而更多地教我们科学的思想方法，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上他的课，更多的时候是讨论问题，有时大家争论不休，他也不做结论，而是引导我们课后继续思考。他考我们的办法也很有特色，让学生面对面地给他讲自己的答卷，他又提出问题让我们回答，最后再根据我们平时的思想能力打一个综合分数。董老师鼓励我们多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大事，引导我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时，我们班每天下午上自习前都要读报、讲国际形势。当年我们班这项活动有三个“积极分子”：其一杨春时，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其二为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者邹滨年，还有一个就是我。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后来的人生发展，是董希评先生为我们奠基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而董老师不满足于此，他还为我们班的每一个学生都设计了人生，他的心中还有了一个“三杨开泰”“五王进京”的高考升学计划。可惜，突然而至的文革风暴断送了他的计划和我们的梦想。1968年5月，当我胸前戴着大红花走进上山下乡的队伍时，看到了欢送队伍中董老师孤独的身影和忧郁的眼神。
在下乡北大荒的八年期间，我探家时到六中去看过董老师，那时他已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了。我是在学校的果园里见到他的，他正在侍弄葡萄。他说：“我看到你在报上发的文章，坚持写下去吧！”从他说这话时淡淡的表情，我看得出他的心思，在他的“计划”中，我不是当业余通讯员的。告别时，我回望他在绿荫下的背影——微微的驼背和花白的头发，眼里又涌出了泪水……
明年是我们入学一中50周年，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寻找，寻找一个机会向董希评先生郑重地表达我心中对他的尊敬和感激。这个机会来了，前几天（11月1日）在纪念哈尔滨一中百年校庆的隆重庆典上，我跟随曾任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滕昭祥、副省长王东华等十几位校友，走上主席台向我们健在的班主任老师献花。当我把一大束鲜花送到董老师的怀里并和他热烈拥抱时，我看清了他眼中的泪光。当主持人现场采访我时，我讲了董老师冒雪家访的故事，台下一片掌声。后来听何泉校长说，当时许多校友流了泪。接着，我把自己创作的十部著作献给母校。我说——
师恩重如山，母校的教诲广如大海。我无以回报，只能献上这几本书。在母校“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思想指引下，母校培养了舒群、关沫南、支援、陈屿、丛深等一批在中国文学史上刻有光辉印记的作家。作为晚辈我也代表已经仙逝的他们向母校表达深深的谢意。我还想说的是，是我已故的语文老师余治先生把我的一篇题为《锄掉杂草好长苗》的作文作为范文张贴在教室的墙上，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想，而我最初的作品发表在学校的黑板报上。
我想，名校的大厦是靠名师支撑的。哈尔滨一中百年名校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写就的：1926—1927年中国著名的作家学者楚图南和冯至先生在一中担任国文教员，他们传播知识也播撒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火种。1928年11月4日，曾是北京“五四运动”骨干的一中老师王复生组织了全市数千名学生参加的“反抗日本强修五路”大游行，在军警的血腥镇压中244名学生受伤，其中就有92名一中学生，当时的晨光报记者金剑啸有这样的记载：“奔走呼号，唤醒民众。在道外与警察的冲突，一中诸生适在先锋。”在东北抗日运动最困难的时刻，一中体育教员车鸿志带领二百多名学生到珠河县参加抗联队伍，组建抗日义勇军学生大队，涌现出牺牲在战场上的校友王光宇、陶净非、何延川等抗日名将。一中的师生最早迎接了新中国的曙光，从1946年开始，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作家彭真、冯仲云、蒋南翔、郭沫若、钱三强、刘白羽、萧军等到一中兼职任教或作报告，在他们的鼓舞下先后有近百名学生加入共产党。
就这样，这所山东同乡会的公益学校，在革命先贤的引领下，成了东北民主革命前锋的摇篮和新中国各方面人才的基地。
建国以后，一批批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老师们，呕心沥血，皓首穷经，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都献给对数万学子的教诲中。其中许多人历经磨难，忍辱负重，他们的思想和德行，让母校光艳千秋。语文教育家王倜被下放到一中的第一堂课上对同学们说：“我是右派，我有错误。但我教给你们的知识准确无误，我会尽全力教好每一个学生！”毕业于上海名校的数学家冯宝琦因社会关系复杂被“发配”到一中，他在上第一堂课时对学生说：“做你们的老师，我拿国家的工资，绝不会谋财，更不能因浪费你们的青春而害命！我要把每一堂讲好、讲深、讲透、讲懂。我要教给你们书本上的知识，还要交给你们一把扩大知识的钥匙！”这金石一般的声音还回响在母校的历史深处。而从外交部和北京外文出版社下放到一中的英语翻译家蔡光霞和张惠民先生几十年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实践，成了一中外语教育辉煌时代的佳话。为表达对母校和恩师的敬意，在百年校庆大会上，1942届校友王成斌中将（原北京军区司令，13、14届中央委员）献上“母校神圣”的牌匾并捐献50万元钱，王倜先生教过的1980届高中二年五班的学生捐资16万元建立“王倜奖学金”，1985届校友、香港企业家杨向东和美国校企业家周广滨各为母校捐款10万元……在他们看来，做什么也无法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
正因为有一代代名师的无私奉献，才有一中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涌流。让母校引为自豪的是韩光、李范五、高德占等13位省部级干部，是徐滨生院士等许多科学家，也是王成斌等6位将军，当然更是为民族的解放献出生命的英雄和为共和国的建设献出青春和力量的建设者。也许让母校骄傲的还有在35年国庆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流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喊出中国亿万人民心声的年青一代校友北京大学的郭庆斌和栾晓峰！
这使我想起1923年到1926年任职的第三任校长王里封先生的“校训”——“内图发展个性，外图供献人群。”这话源于李大钊先生的名言“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人群”，王里封校长有意将“贡献人群”的“贡”改成“上供”的“供”，以强调贡献要虔诚。近百年来一中的教师们秉承先辈的遗志，努力造就有益于国家文明富强和人类进步的人才，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在他们看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比高考“升学率”更重要。社会上对一中“哈尔滨黄埔军校”的赞誉，是他们最大的光荣。
每当我从哈尔滨一中的校门前走过，望着那曾被历史烟云熏染的但仍然年轻的米黄色的大楼，我不禁一阵阵激动。我仿佛看见，一队又一队学生像背着武器奔赴战场的战士，英气勃发地走出校门。他们高举的旗帜上写着：“一中诸生适在先锋！”而向他们挥手告别的老师，又默默地走回校园，等待他们哺育的是又一代学子。他们的背影，依然挺拔，那是一座座托起青天的大山。
这时，我的心底涌起司马迁的那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记于2012年11月1日哈尔滨一中百年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