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弹劾张尧佐事件以后，朝廷似乎暂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一个国家政治上的争论从来不会止息，只是有张有弛而已。以包拯为代表的北宋台谏官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对他们来说沉默就意味着失职。
短暂的平静很快结束了，执政八年但政绩平平的宰相宋痒进入了包拯的弹劾视野。这位宰相文采风流，虽然“胶固其位”，无所作为，却未曾触犯什么法律。而包拯当时的职务只是天章阁特制，官衔是兵部员外郎、知谏院，竟敢于弹劾这位职高自己好几级的执政大臣，可见其为国为民直谏言事的胸怀和胆识。
就在皇祐三年（1051），开封府发生了一件轰动京都的造假案件，而造假者伪造的竟是皇帝的告赦。谁有了这告赦，就等于有了补官入仕的文凭，这在今天就等于有了一张公务员考试合格证。这造假者真可谓是胆大包天了，更可谓手段通天。而这造假案件的主犯名叫张彦方，正是仁宗皇帝当时最宠爱的张贵妃的母亲越国夫人的一个门客。
这样一个背景复杂、舆论热议的官司进了开封府的衙门，可就愁坏了当时的开封府尹刘沆。刘沆不敢得罪权贵，无可奈何只得“快刀斩乱麻”，他直接判了张彦方的死罪，而完全忽视掉了其后台越国夫人，乃至张贵妃，不对其作追究。当时的谏官、御史都对此议论纷纷。而宰相宋痒屈于张贵妃的得宠，对此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言官们的议论也自然传不到仁宗皇帝的耳朵里。
正所谓“官官相护”，又得了最高行政长官的默许，这案子大概再走个复查录问的过场就这样结案了的。谁知中书省派来复查录问的却是尚书郎杜枢，这杜枢正是个刚正不阿、办事严谨的主，他明确表示要彻查此案，秉公断案。这就急坏了张贵妃身边的一帮大臣。最后他们查遍杜枢的履历，发现他曾经积极参与弹劾张尧佐，便借此随便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将杜枢赶下了台，贬去了衡州，而换了谏官陈旭来负责这个复查录问。
当时，满朝上下都为杜枢的遭遇感到委屈，却无人敢言，生怕得罪了张贵妃这帮人，落个降职离京的下场。只有时任左正言的贾黯挺身而出，提出：“杜枢无罪，而在无官员上奏对其弹劾的情况下，朝廷直接决定将其降职离京是不当的。恐怕以后有谁得罪了权贵宠幸的人，他们就会暗中大肆谗言诋毁，皇帝不可不对此有所察觉。”更提出“当时宰相诏命‘凡是聚集在一起上殿言事需经过中书的批准’也是不合理的，这一措施必然会阻塞言路，遮蔽皇帝的视听”。对于这样的建议，宰相宋痒自然是不予采纳的。
对于这样合理的意见却没有被采纳，包拯、陈旭等人终于看到宋痒手掌执政大权却无所作为必然误国误民，而对宰相宋痒提出了弹劾。
弹劾的理由也正是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造假案。原来主犯张彦方与宋痒的弟弟宋祁的儿子交往十分亲密。宋痒和弟弟宋祁同举天圣二年（1024）甲子科进士，同朝为官。而宋痒作为宰相却无法管教好自己的子侄，自然难辞其咎。而因为与这件处于风口浪尖的造假案有关，宋痒无可狡辩，也只得递交了辞呈。
可宋痒递交了辞呈不在家等着皇帝的决定，却依旧跑进中书省视书，贪恋权位的心态表露无遗。他还向仁宗皇帝自辩说包拯等人的意见其实和他的意见暗中相合。
包拯看到仁宗皇帝可能会因此不接受宋痒的辞呈，就果断再次上书说：“臣等之前在二月二十二日，就上书参劾宰相宋痒。他自从做了执政大臣，历经七年，对国家建设毫无建树，对百姓民众更没有什么报效。尸位素餐却逸然自处，以为得策。递交了辞呈却又去中书省视书，也可见他的恋位无耻，还谎称说他的意见和臣等的相暗合。有人说，宋痒只是无所作为，并没有什么大错，不至于就因此辞职。但是从前代到本朝罢免执政大臣都是因为执政大臣长期掌权，却无所作为。而身为执政大臣手掌行政大权却不能为国为民尽心竭力自然应当被罢免。唐宪宗就曾经因为宰相无所作为而以‘循默’之名罢黜了他；本朝先皇罢免范质、宋琪等人也是以‘不称职均劳逸’为名，而没有什么具体的罪名。宋痒自然也是有些小毛病可以当成罪名的，只是将此宣扬出去，未免显得不识大体，有损朝廷的名声，臣等为陛下着想不愿意提那些小罪过。如果陛下认为臣等的意见是正确的，就请罢免了宋痒；如果陛下认为臣等的意见损害了宰相，狂妄自大，就请重重的责罚臣等，降职或罢免都可以。臣等等着陛下的答复。”
包拯等人的上书有理有据，引经据典，仁宗皇帝也终于罢免了担任七年宰相却无所作为的宋痒，命其出任河南府知府。
之后，包拯又针对朝廷上冗官冗费的现象，要求朝廷严格执行官吏七十致仕的制度，以缓解官吏老龄化的问题。可是由于阻力太大，仁宗皇帝又是个比较因循守旧的皇帝，所以一直未能真正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