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小人当道，正直的人虽然恨之入骨，但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敢怒而不敢言。但毕竟一味地闪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小人，万一拉拢不了他就趁其在尚未得势时打倒他。
奸臣秦桧尽管祸国殃民，残害忠良，遭世人唾骂，但此人精通权术，在处置“小人”问题上倒是很有一套办法。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即为奸佞小人，小人之间臭味相投，流之一气。据说秦桧当权的时候，有个书生模仿他的笔迹，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去拜谒扬州太守。太守发现这是一封假信，就把那封信和他一起押送秦桧，由他处置。秦桧见了这人，就给他弄了个官当。有人大惑不解，问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此人有胆量敢以我的名义写信，必然不是一般的人物。如果不用一官半职将他束缚住，他就会往北逃到胡人那里，或者逃到南方为越人效力。”乍听起来，一副深谋远虑为国为民的姿态。其实，秦桧内心还有不便言明的隐衷。假如此人为自己的政敌利用，对自己施出小人伎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不太危险了吗！
小人一旦得志将会祸患无穷。为了根除后患，最后能在他尚未得势时便得而诛之，该杀则杀，绝不手软。一位伟人曾经这样说过：对敌人心慈手软就等于对人民犯罪。这话确有几分道理。
小人如果没有过人的才干，就不足以危害国家。关键在于这些人心术不正，不愿意接受君子的驾驭，而且往往巧言善辩蛊惑人心。正人君子与之共事迟早会受其害。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时代人，都在办学校。后来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就将少正卯杀在宫门外华表台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自从孔子做了鲁国的大司寇以后，就同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商议铲除家臣的势力。孔子说：“家臣的势力一大，大夫反倒受他们的压制。必须把他们的城墙改矮，家臣才不敢随便背叛大夫。”
三家大夫都表示赞成，于是便通知三位家臣，让他们将城墙矮下三尺。三位家臣闷闷不乐。正在这时，他们想起了鲁国人少正卯，请他出出主意。
少正卯极力反对孔子的主张，说道：“为了保卫国家才把城墙砌得又高又结实，不应当改矮。孔子这种办法不太合适吧。”由于少正卯在背后教唆，三个家臣就壮大了胆子，对主人的命令不再理会。
三家大夫见状，便发兵围城迫使家臣就范。由于三家大夫联合行动，讨伐叛臣，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家臣被打败，狼狈逃走。
孟孙氏的家臣公敛阳见势不妙，急忙让少正卯出主意。少正卯乘机煽风点火，说道：“你把守的城墙是鲁国北面的要塞，千万不要把城墙改矮，要是城墙不结实，万一齐国打过来那就守不住了。”
公敛阳受了少正卯指使，态度立即强硬起来，扬言：我为鲁国的安全宁可丢掉自己的性命，也不会听别人的话拆去城墙一块砖。
孔子听了这话，便让孟孙氏将这件事告诉鲁定公，鲁定公召集群臣商量此事。
会上，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拆，有的反对拆，各有各的理由。
一向反对孔子的少正卯这时不仅极意顺着孔子的心意声言赞成孔司寇的主张，应该把城墙矮下三尺去，还乘机挑拨说三家大夫是培植私人势力。
孔子及时识破了少正卯的奸计，立即反驳说：“这太不像话了，三家大夫都是鲁国的左右手，难道他们在培养私人的势力吗？少正卯明明是在挑拨是非，让君臣上下互相猜疑怨恨，这种挑拨是非，扰乱国家大事的人应叛死罪。”
大臣们觉得孔子的话有些偏激，都纷纷为少正卯说情。
孔子说：“你们怎么知道少正卯的奸诈？他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理，其实都是些坏主意。他的一举一动，看着令人佩服，其实都是假装的。像他这种心术不正的虚伪小人，最能够颠倒是非诱惑人，非把他杀了不可。”
孔子最终杀了少正卯。
孔子的弟子子贡事后曾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诛杀了他，恐怕得不偿失吧？”孔子说：“人有五种恶行，而盗窃还包括在内：一是通达古今之变即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坚持走邪路；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四是知道很多丑恶的事情；五是依附邪恶并得到恩泽。这五种恶行沾染了一种，就不能避免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都兼而有之，他是小人中的雄杰，岂有不杀之理！”
孔子狠下毒手，诛杀奸佞小人在当时起到了杀一敬百的作用。倘若姑息迁就，让少正卯等奸诈的小人得势，恐怕孔子也难保不为其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