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的语境中，一谈到“三农”，大多数人会想到“三农问题”，甚至还会想到“滞后”、“现代化障碍”等等。其缘由不外乎两点：浸淫于现代化带来的幸福生活中的人们正自觉不自觉地渐渐淡忘了现代文明的源头——农业文明，而现代我国农村的贫苦和落后，又使得温馨的乡村只在古诗中才能觅得，“贫困”、“落后”几个孤独的名词就成了人们对“农”的主要印象；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冲击着国人眼球，甚至生活。
我亦如此，在刚听说国风有关于“三农”新作时，充盈和盘桓在我脑际的就是“三农问题”，为此，我在拜读前做好了“苦读”的心理准备。出乎意料，整个阅读的过程是想象不到的轻松愉快，我几乎是以废寝忘食的方式读完。整个书稿给我的不仅仅是视角的冲击，更重要的则是内心的强烈震撼。作者高屋建瓴，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古代聚落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伦理道德的逐步规范化等文化的全新视角，引经据典给我们诠释了“三农”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内在联系。透过字里行间，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先祖从遥远的上古时代起，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国风治学谨严，勤于思考，数十载耕耘不止，每著独辟蹊径，必有独到见地，往往给读者以惊喜。《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和《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三部力作是他多年广涉中外史书，研究史料之心血。其突出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地运用现有的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将历史与现实辨证地结合在一起，从农村、农民、农业三位一体的视角，清晰地再现了自上古时代起，我们的先祖们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所做的艰辛劳作和取得巨大成就的恢弘历史，揭示了“三农”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渊源关系
通常我们所看到研究中国文明史的论著，或以通史或以专门史的方式展开。而研究“三农”者大多带有明显的专题性。从农村、农民、农业三位一体的视角，把远古的“三农”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结合在一起而进行研究的论著仍属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风新著的命题就已经是一种创新。而在书中，这样的创新亦随处可见。作者在论证文明的起源时说：“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又发生大转折。对外，农庄聚落间的交往越频繁，战争越剧烈，集团意识更加强；同时由于战争掠夺，内部贫富的差距也益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野益明。军队、政府于是产生，这就是国家。他们在聚落周围圈起城墙，保护自己，抗御敌人，考古学家把这种转变称为‘城市革命’。人类文明史上‘城市革命’的意义或不及‘新石器革命’之深远，但也不失为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不比工业革命逊色。而今后人类才有典章制度、文字艺术。”据此，得出结论：“历史文明肇端于此，荫庇后世无穷，我们今日尤承受其遗泽。”作者在论证“三农”对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和先祖对后人启迪时，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分别在我国土地上开天辟地，创造文明。他们先聚集为村落，然后又聚集成国家。物质文明虽然精进，但食稻粟，住木土，发端于数千年前，而成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远古农庄聚落阶段的‘均’于‘公’，从现实升为理念，启发两千年后的（老子）和‘礼运’。4000多年后也启发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它变成中国文化不竭之源泉，人类文明永恒的瑰宝。中外历史也显示人类不断地朝着‘均’与‘公’的道路上迈进。”回首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不正是这样吗？
著述始终以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严谨论述方式，使这一创新更趋完善。据我的粗略统计，在论述中因为考据的需要，三部著述中，仅提到的历史人物就逾百位，引用的史籍过百部。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把所需要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并科学地运用，实非易事。阅读梳理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几十年耕耘的基础，的确无法想象。国风所著真正做到方家所云的“论从史出”。
第二，从中西文化的交流入手，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阐释了人类历史的持续进步，离不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基本思想，使其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逐步趋于系统
“三农”从诸多方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再次作了阐释。以佛教为例，佛教的传人对中国丧礼形成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民间丧礼传统的影响和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融合起了特殊的作用。在佛教传入前，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仪式繁杂的丧礼。其特点是，“‘灵魂不死’的观念，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绕在中国的丧礼中”，但“‘灵魂不死’的观念在死后的信仰中是不完善的，对灵魂的去处，并未形成合理的宗教逻辑”。因此，“未来的佛教，却带来一套新的死后世界观——六道轮回，转世托生。”此后，虽然佛教有灵魂的理论曾经遭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抗诘，甚至在梁武帝时发生了著名的儒佛论战。但“相当于儒家《孝经》的佛教经典《反母恩重经典》，显示了佛教与儒家在孝亲观念上的协调”。“佛教进入中国时，也还带来了佛教特有的丧礼仪式。”而“最能代表佛家仪式的便是丧礼中的（七七斋）”。作者得出结论是：“丧乱仪式的三教融混，与死后信仰的三教归一，是同时并进的，而且愈来愈普及，普及的过程是由社会下层渐及上层。”这些观点，使作者在不同论著中提出的比较零散而具有创新意义观点逐渐趋于系统。
第三，作者由古而今、从宏观到微观、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述”必有据、“作”而新颖、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拘泥于成说的思辨和表述方式，不仅使其新著给读者以深刻的哲学启迪，同时也具备了明显的可读性
国风的三部新作，采用的是分小题独立成篇的体例，每个小题之间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作者由古而今、从宏观到微观、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述”必有据、“作”而新颖、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拘泥于成说的思辨和表述方式的一致性。应该承认，作者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的表述方式是一大特点。说学术性强，是因为他在阐述每个议题的时候，都会引用代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观点的重要史籍相互印证，极其严谨。从而能够做到对某一事件、制度、节庆的起源与演变的历史脉络交代的十分清晰。说通俗，是因为作者并不是照搬古人，而是把那些对一般读者来说比较隐晦难懂的话变成今人容易理解的生动活泼语言表达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非是述而不作。相反，论著中有诸多作者自己极富创新的观点。比如，在《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中他提出：“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生产工具虽然没有大改进，社会、文化也会发生大变革……”可见社会转型和文化缔造，因素非常复杂，不能单纯归之于生产工具。”再比如，在《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中，他提出：“再进一步看，任何新开拓的疆土，也只有在农业生根之后，中国文化才可能在其上成长茁壮。……因此，农业疆域的扩展实际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扩展。”诸如此类的新观点还有很多。这些观点不仅符合历史，在当今中国也有一定现实意义。比如，作者所说的“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我认为，这一观点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像以往一样，把登上一座山峰，截住一条河流、建成一坐水电站，看成是“征服”了山河的英雄壮举而加以炫耀，不仅幼稚而且把人置于自然之外，有悖自然规律。
给广大读者推荐国风三部新著的原因，是因为在我通读书稿时给予我的重要启迪和精神享受！
是为序。
魏晓东谨识
丙戊年端午节于万寿寺甲4号
前人追溯我国历史的起源，不外有两种看法：一是盘古开天地，接着三皇，宋朝罗泌父子的《路史》可作代表；一是以黄帝为断，只讲五帝，不说三皇，汉朝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派的圭臬。司马迁时代还流传着不少的远古传说与神话，但据他说：“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删除大半，只“择其言尤雅者”着为《史记》的“书首”——“五帝本纪”。
太史公甄别史料不可谓不谨慎，然而近代富有怀疑精神的学者犹以为不足；他们连夏朝都不敢肯定，何况五帝！因此，“黄帝子孙”、“五千年中华史”等传统的基本历史观念发生动摇，而我国文化的根源问题乃陷入荒邈迷蒙之中。
现在重新来检讨这个问题，同样抱着审慎、客观和征实的态度，根据相当科学的资料，我们获得的结论不但和疑古的史家不同，也与太史公有异。大体而论，现阶段我国古史的研究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所以太史公还嫌太保守呢！这是数十年来考古家辛勤耕耘的成果，使可信的古史逐渐伸长，然而并不意味我们又返回传统信古的老路上去。
七八千年，只就目前比较详实的资料而言，在此之前，中国土地上当然已有人类生存了。传统信古史家述说历史起源大抵根据西汉的纬书立言，纬书推测天地开辟、人类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