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7日夜晚，塞上古城银川城隍庙后边的一块空地上，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戒备森严。
一位遍体鳞伤，两腿伤残的年轻人蹒跚地走向埋人坑。他镇静自若，毫无惧色。当监斩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他慷慨地说道：“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报仇的！”
“把他推进坑里！”监斩官厉声叫道。
“中国共产党万岁！”激昂的口号声冲上云霄，回荡在寂静的夜空里。
这位视死如归的烈士就是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
崔景岳， 1911年12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旬邑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崔永和，早年当药店店员，后来开设药铺。1926年，崔景岳参加了共产党员许才升、吕佑乾领导的革命活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便投身于农运、兵运和建立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1928年5月，旬邑农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反对贪官污吏的武装起义。农民军曾攻占县城，杀官劫狱，开仓济贫，建立了县苏维埃和农民武装。崔景岳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作斗争，并带领郝村农民杀了当地的恶霸地主。5月6日，农民军在清水源举义。5月7日，崔景岳和崔维竣、侯天佐砸开县城东门，接应农民赤卫军一举攻下县政府。6月底，反动地主勾结国民党地方驻军，收买叛徒诱杀了起义领导人许才升、吕佑乾，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遭到了失败。崔景岳在敌人追捕中逃往外地。不久他又回到家乡，在县城东关镇小学任教。他一面教书，一面联络失散的学友，开展秘密活动，恢复了旬邑县党的特别支部。
1930年，他带领几名青年学生，到国民党陈桂璋部的泾川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该部混成旅执法队任司书。他和士兵广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联络了几十名有爱国心的士兵。由于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党组织通知他返回旬邑。
1931年，崔景岳和焦士周、蒲玉阶、崔维竣组织了中共旬邑县委。县委就设在他家的窑洞里，以他父亲开设的药铺为掩护。1932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南下进入旬邑的职田、底庙区和甘肃的正宁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旬邑县委与游击队互相配合，打土豪，分田地。崔景岳多次为游击队筹集药品，接送来往的干部和游击队员。一次在转送药品时被敌人发现，父亲的药铺被砸，全家遭到敌人的折磨。崔景岳劝父亲说：“革命如同盖房子，架子搭起来了，还能推倒吗？再鼓一把劲，革命就成功了！”下半年，他在西安、三原、邰（彬）县、长武、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开展活动，后转入陕甘边根据地，到红二十六军工作。
1937年10月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崔景岳任秘书长。1934年4月，临时省委改组为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崔景岳负责市委军委工作。中心市委建立不久即被敌人破坏。由于敌人的追捕，他离开西安去陕南，到杨虎城部张汉民（中共党员）团负责地下党的工作。
1935年夏，崔景岳返回西安，与高克林、孙作宾等再次组建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崔景岳仍担任秘书长。临时省委决定积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联系，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崔景岳派人去麟游县崔木镇赵伯京的游击队工作。在崔景岳的精心指导下，游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使这支孤立无援的游击队成为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他还组织策划了国民党乾县铁佛寺保安中队的兵变，他亲自到这个部队与士兵谈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发展成陕甘抗日联军。
“西安事变”爆发后，崔景岳作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积极为党中央代表团筹办安全、保密和食宿事宜。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周恩来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指派担任西北军党的军委书记。在中央代表团的领导下，他负责抽调一批地下党员到西北军中做政治工作，争取抗日力量，团结西北军，共同反对国民党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他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罢课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下了通缉令，他几乎每天都要改名换姓，但他仍坚持斗争在第一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决定成立陕西省委，崔景岳任省委秘书长。
1937年至1939年，崔景岳先后任中共陕西省西兰特委特派员、西兰工委、西兰地委书记。西兰工委、地委负责西兰公路沿线陕西地区党的工作。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开展党的工作遇到许多困难。但他不避艰险，不辞辛苦，奔走于贫瘠山乡，活动于党的基层组织和贫苦农民中间，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这一带建立了永寿、礼泉中心县委和麟游、乾县工委。
1939年冬，日军进攻绥西，宁夏形势吃紧。为了开展抗日活动，壮大革命力量， 1940年初中共西北工委调崔景岳到宁夏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他先以经商为名在银川、金积堡、黄渠桥等地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后以宋澄堡小学教员的身份开展活动。3月13日在银川和地下党员接头时，被特务逮捕，随即解送到国民党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
在敌人的多次审讯拷打中，崔景岳以“经商”和“兼任小教员”的身份与敌人周旋，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身份暴露后，他面对敌人的酷刑无所畏惧，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狱中，崔景岳不顾个人的伤痛，常常鼓励同志们要经得住长期监狱生活的考验。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法庭已将崔景岳判处死刑的消息，但他完全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给西北工委负责人的信中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直到最后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