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充满社会批判力量的天才作家是伟大的，但同时作为一个笃信基督的宗教徒却有点呆。这个伴随他毕生的深刻矛盾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时已露端倪。小说最初发轫于作家的宗教伦理热情。他想写这样一个女人，由于不恰守宗教原则背离丈夫而遭惩罚。意图是要宣扬夫妻关系的“永恒性”。这是老掉牙的教义。稿样1也写得毫无生气，草率而呆板，只有几页纸，并不展开安娜与第三者的关系史而是直接将他俩搁在丑闻之巅，任凭沙龙纷纷扬扬。这个开端是逊色的，不仅没写出安娜将沃伦斯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的那种表现力，也没写清为何这次晚会后社交界对安娜封了大门。而后又匆忙让安娜向情夫交代自己已经怀孕，必须同卡列宁离婚，从此以后，直到女主角生命的最后一天，再也听不到这对生死恋人的爱的表白。想不到孕育世界名著的胚胎竟是如此粗陋。
是偏见抑压了作家的良知和天分。既然作家当初所关心的只是演绎或稀释宗教主题，而不是展开情节和性格，那么，稿样1自然不会去展示其婚外恋的心理依据和外遇经历，这样留给女主角的就只剩肉欲了，是她的精神空虚把她推向死亡。但好就好在“构思”并没完，崇尚现实的托尔斯泰毕竟不是闭目念经的僧侣。他不会沉溺于女主角那轻飘飘的死，他还想动用社交界来强化对安娜的谴责。作家或许做梦也没想到，正是这颗无意撒落在稿样2中的种子，日后竟成了启动他的偏见闸门的金钥匙。因为当他以批判的眼光去打量社会，这在无形中恰巧是将“构思”的触须伸向了他的世界图景，伸向他对腐败上层的冷峻评判和厌恶心境。他对风流贵族那纵欲酒色而又极度虚伪的花花世界历来怀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精神呕吐，也是作家埋得最深的品格宝藏。不错，当他以清教徒的面孔来审判安娜，其神情无疑是严厉的，但当他走出宗教裁判所，放眼安娜所处的环境，他反而隐隐悟得安娜自有其真诚或可爱之处了。作家是自相矛盾的他还没来得及公布安娜的罪状，旋即又把她写成了上流社会的牺牲品。但作家对自身这一潜在的人格裂痕又未必很清楚。虽然从创作实际上看，小说的这一“构思”转向实是完成了一次战略性的美学大转移，它使作家的审美性总体情思从宗教伦理的沼泽跃迁到社会批判的高度，但从心理形态上看，作家却并未因此而感受到某种戏剧化的灵魂阵痛，或类似于他晚年写《复活》期间所经受的那种大幅度的“政治激变”。套用作家写安德烈伯爵的一句话他还是他，但内心却变了。这是一种艺术生命的回流一股更为雄浑的思潮从心底涌起，默默地浸润、突破原先的构想，直至一发而不可收。
作家被骤起的心潮推着走，他发现天生丽质的安娜已经抓住了他这是“一个袒胸裸臂的优美动人的贵族女人的手肘。我不由自主地谛视这个幻影。于是，肩膀、脖子，最后，一个穿着舞衣的漂亮妇女的完整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她仿佛用忧郁的眼色端详着我。”这是一个象征。它说明意象在作家心中的艺术生成，确实像过电影似的自由舒展，从特写、肖像、中景、全景再到特写——定格。安娜终于从潜意识层姗姗走来，在作家的眼皮底下缓缓地生长，丰满。他看到了她旋转的舞步，大理石般的项背，黑丝绒下胸脯的呼吸这已经是稿样4、稿样5中的安娜。心理洞悉的深化使草图线条转为细腻。小说的开端也变了。安娜改而从彼得堡来莫斯科为其哥嫂调解，在车站遇中尉渥伦斯基。接着舞会，她躲闪着他那卷毛狗般柔顺的眼光；第二天她又在车站遇中尉：“我的生命永远属于你”。……车厢的颠簸、摇晃的灯光、哨声以及车厢外的风暴搅得她整整一夜没睡……安娜不再是兀地膨胀或破裂的泡影，她已获得富有现实感的生命律动。原先提纲上的细节和场景碎片也像着了魂似的纷纷找到归宿，联缀成节奏起伏的情节线。人物也脱胎换骨了。与卡列宁——从戴绿帽子的懦夫变成冷酷的官僚机器——相反，“定稿”中的安娜从嘴咬黑珍珠项链上下摆弄着的荡妇（稿样2）兼低额头小眼睛短鼻子红嘴唇的肥女人（稿样3）的躯壳中解脱出来，成了莫斯科舞会的皇后，“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高雅的迷人外貌昭示着她的内在美。丑小鸭变成了天鹅。
安娜造型的美化和卡列宁造型的丑化，根源于作家在“构思”过程中的情思或意图变异。尽管作家对安娜的态度在完稿时还是矛盾的，并未彻底放弃责难女主角的宗教立场，但正像他所承认的二“你常常在内心谴责，似乎觉得那件事是正确的，便开始书面谴责，改变了看法”——主体情思在不受外因钳制的封闭态中的自行变异，大概说明作家脑中确存在着多重意图现象。意图是指已被作家所觉知的那个“构思”意向。我把最早被作家所感应并显示为压缩式提纲的初级“构思”称为表层意图，把较后被作家所顿悟并呈示为展开式“定稿”的高级“构思”称为深层意图。深层意图可以是充实或拓展表层意图的源头，也可以是在暗地策动作家有违初衷超越自我的原动力。深层意图是一种“无意图的意图”，类似于康德的“无目的的目的”。因为当作家颖悟到它的深沉躁动时，与其说把它视为含义确定的意图，毋宁说是感受到某种熔岩般情热的奔突。作家不理解，却又不得不跟着它走。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我“从来就不知道，从我所写的内容中作出什么结论，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你不要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损坏叙述的事件，而要跟随着事件，让它把你引导到什么地方去。”我把上述“意愿”理解成含义确定的表层意图，把“跟随”理解为作家的深层意图的非自觉释放。这就像孩子翅膀硬了，有主见了，想自己飞了，父母不理解，却又怕伤孩子的心，只得放他走，这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情怀。安娜就是这么一个在作家的深层情怀中长大的任性女。作家凝视着她，犹如聂赫留朵夫凝视着被告席上的玛丝洛娃，愈动情就愈快地忘却自己的陪审员的身份而变成辩护律师。“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以如此激越的短句连接来展开安娜的绝望，若没有真正心灵上的颤栗或共鸣便无法写出。于是，安娜之死也就从神界惩罚转化为一种抗议，一种对污浊世界的愤然决裂。这支为追求纯洁人性而献身的天鹅之歌充满了崇高的悲剧美，真正被钉上耻辱柱的倒是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
从一颗“社交界”种子长成社会批判的文学巨树，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经历的“构思”之路。这条路托尔斯泰步履维艰地走了5年，而不是他曾预想的两星期。是什么东西牵制了作家？是那个惯常性宗教意向抑压了作家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它只能甸甸在意识深层苦痛地呻吟，而不是呐喊。由此可见，铸成压缩式的原因固然不少，但深层意图的被抑压肯定是其中之一。
现代心理学发现：被抑压的深层意图所以不能顺利地在言语水平上被组织成展开式，是因为这个被抑压物“已同这个思维所建立的现实模式相矛盾并处于其外”，也就是说同作家已确立的表层意图模式相抗衡，所以只能暂时未被作家所觉知。当然，强调深层意图同表层意图的对立，并非说这两者已一刀两断。对立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相反，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深层意图的最初冒尖偏偏是附丽于表层意图才被作家所觉知的，否则这颗“社交界”的种子也就不会出现在稿样2。这就像嫁接在梨树桩上的苹果芽，别瞧它嫩，长大后经过压枝，它会切断砧基而独立春秋，花果锦簇。这么看，压缩式似乎可分两类：一是蕴有深层意图展开可能的积极压缩式，一是窒息深层意图展开可能的消极压缩式。但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它们在语法形态不发达这一点上却是雷同的，故都叫压缩式。“构思”的成功之道既然在于积极压缩式的自由展开，那么，这在实际上就是要求作家注重对深层意图的敏感依赖，即鲁迅所说的“开掘要深”。鲁迅之“深”正是深层意图之“深”。同一个托尔斯泰，同一个天才艺术家兼抽象伦理法则的鼓吹者，为什么写《家庭的幸福》失败了，写《安娜·卡列尼娜》却告捷呢？原因之一就是：前者让宗教性表层意图窒息了深层批判意绪，后者则是让深层意图突破并压倒了表层理念框架。但深层意图的开掘决非是一种有意拔高的意志行为，而更像是一串自发顺从的心理动作。因为深层意图作为某种始原性艺术基因是无法洞见的，但又必须靠它在暗中诱导作家，犹如放手让贝雅特丽采的芳魂去诱导但丁云游天国。这就将作家带进了这么一种微妙的心理境界：一方面他逐渐明白他正在“构思”的究竟是什么，但另一方面他又确乎回答不了他为何如此。无奈托尔斯泰也只好用塔吉亚娜“人物的背叛”来嘲解他对安娜的处置。
结论二伟大作家应是一个善于发现通向自己深层渠道的人。文学价值的全部存根都埋在这里。
小辞典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小说家、思想家。想家。
1844年就读喀山大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连续发表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1869年《战争与和平》多卷本脱稿；1877年出齐《安娜·卡列尼娜》上、下部；1889年完成《克莱采奏鸣曲》；1899年《复活》杀青……假如说，大气磅礴的现实主义“造山运动”使19世纪俄国隆起一片世界文学屋脊，那么，列夫·托尔斯泰的毕生创作已使其成为俯瞰雪原的顶峰。纵观托翁长达半世纪的小说生涯，可谓两大特点终生未变，并且愈益丰饶、精湛与雄浑，这就是体现在人物造型方面的“纯洁的道德感”与“心理辨证风格”。
但这只是作为文学家的托翁的伟大的“一半”，作为思想家的托翁的“另一半”，或许更伟大，因为更真诚，更难得。托翁在五十之年撰《忏悔录》，嗣后便自律要做按其箴言来生存的“圣人”：1882年放弃伯爵称号；1883年拒绝出任官方指令的陪审官；1885年转为素食主义者，且不再打猎与吸烟；1886年下地收干草及学盖房子；1891年放弃版权；1904年抗议日俄战争；1907年当局军警没收其作品；1908年执笔《我不能沉默》挑战沙俄军事法庭；1910年白发苍苍地离家出走，同年倒在白雪皑皑的无名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