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春
以一个词的名义：道咸肉身的牺牲指引
哲学爱好者东郭先生妄图将“道”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分析。庄子肯定是不高兴的。他说了一番话：“在蝼蚁，在秭稗，在瓦甓，在屎溺。”暗示人偏离了人的根本（道），将相互构成，息息相通的人与世间生存境域现场发生、现场揭示的道，分裂为一种关于“什么什么”的答案，分裂为一种止于现成者框架或现成体制的现成性。
正如西方哲学将‘存在’分裂为感性、意志、理念、主客慨念。所以究其本意，庄子想表明的‘道’，乃是这样一种活生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生存体验：作为不可重复的个体，在走过无数壁立干仞的两难处境和刀锋剑口的一种原本明白，透悟到：恰恰在这里（世间）体证到本无主观自我观念的现场发生，现场揭示，就是终极，就是生存的原义本真之所在。而非分裂为一种止于现成者框架或现成体制的现成性实体之在。
那恰恰是一种远离生命本真源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与身体倾扎、厮杀，每个人却乐此不疲深陷其中。正如我们可以说，创化下世间宇宙万物的‘道’，只能通过天地居间的人的意识敞开，感知到‘道’的这种无所不在的创化与幽微，却不能说无所不在创化与趋近幽微本源能量的‘道’，就在某一具体实在物之中单纯作为一种现成创化之物被创化下来。因此，无所不在即无所可在，回到那相互构成，息息相通的人与世间生存境域的现场发生，就是回到语言现场揭示的‘道’的原初境域，而不是回到那无所不在，止于任何现成者框架或现成体制的现成性实体之在中。
正如阅读一首真正遭遇源头的“诗”产生的幻觉：头皮及后背发麻，被宿命的时间击中的悲凉，唤起了人对精神生命的绝对渴望，渴望对有限存在的自我时空的绝对超越与自我觉悟，迫使诗者，以另一种方式，即：搏动语言之舟展开的‘道’之溯源者，中空无桨可划的牵挂，反击任何一劳永逸对诗歌的外在运动与定义。
续艾略特之后，为什么？有洛威尔为代表的自白派诗歌对应学院和复古派系写作，开创了一代新的诗写风格。因为，这种以自我活生生的实在生存体验为端口进入的诗歌写作，本身既是道成肉身的，隶属真正严肃文学创造精神的具体体现；其次，还有对本土和本土外活生生的人类文化或文明传统的自觉领会，这种克服差异意识及开阔眼光的综合培育，走向同时和同构特征的创造行动，歌德称之为世界眼光或世界文学。而不是以狭隘的地方文艺倡导创作主流的声音为评判标准（如果中国版图相对于世界大陆，也只是一个特定的语言地区的话）。
数千年的专制体制已经严重伤害了汉语的表现、叙诉和能指力。要恢复他的言说和命名的火焰确然需要漫长的努力。时间的三个纬度，以时间现在敞开，聚拢时间的过去和时间未来暨将启蒙、语言——人本、文本，集于一体写作的大诗人还未诞生，但也许正走在路上。就目前来说从“五·四”以来，国内的现代诗探索，不论是以隐形或显形的方式，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极少部分优秀诗人的诗歌文本，呈现出来的技术、语言、意识和创造精神已经达到了一个客观的高度，绝不亚于国外诗歌发达地区堪称一流的评判标准。
因为不论是西方诗歌、拉美诗歌或是亚洲诗歌等等，都属于构造世界诗歌传统秩序的一个部分，这是由于诗歌即在内又在外的无国界的特殊心灵视觉宗旨所确立。因此，选择入诗的题材肯定属于诗人自身的自由，但处理题材却必须有个创作的度。打作口语或下半身“诗歌”写作的幌子，实则在哗众取宠，混淆视听，获取实用目的论调，将诗歌纳入纯粹的外部世界的身体行为与喧嚣企图，这正是专制话语体系扭曲的旧恶势力嘴脸，延续进每个人骨头和血液里死灰复燃的具体体现。翻开每一个时代现场所固有偏离了‘道’的黑暗，这也恰恰是诗歌获得话语拯救的源泉。
我想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者，他肯定清楚在诗中要表现什么或者有什么现实及理想主义意义的。身体无论其上下结构，肯定了献媚于外部权、利世界的同时，也意味着奴性装订小丑嘴脸的出卖，与支配写作的创造意识无关。集权利爪蹂躏大地之下的具体的人，不断觉醒的黑色悲哀，反蹂躏、反迫害、反蒙蔽真相的尖锐呼声，必将清算与击溃那一伙接一伙不断变幻面目背叛大地良知的黑色势力。
再让我们来看看1976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吧：那一帮训练有素的庸才，形成后天知觉的第一个母胎就是在大学校园，而非于市井生活提供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空间之中，或自由奔放的创世的黄金时代。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代表了与高等文化有所接触，而他们所接触的恰恰又是历代文人天才愤世、颠覆、激进之作，耳熟能详的学习除了应付分数，还将前面的学习变成了一种理解、一种谈资、一种姿态：将经典之作变成论述，将想象翻译成意见，将艺术改成认知，甚至错觉的认为自身就是这些经典作家的唯一传人、代表或精神的继存者。享受到社会赋予的某种特权：要么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喉舌，要么取代了古老神职人员的地位，与所谓的污秽、危险隔离，高高在上生闷气，忘恩负义的不平或不屑权威。甚至启蒙运动的怀疑论也被庸俗理解为能够揭示友谊深处的虚伪与卑鄙，是一件值得兴庆的事。所以他们谈论文学，珍藏文学，靠文学混饭吃，凭文学成为社会精英。而真正的创造文学的先锋或前卫力量，处于内在必要却被孤立为少数与异类，甚至处在社会底为他们所必须坚持的真理孤身奋战。所以，要叫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用生命、气血去行动、去冒险、抵达道成肉身创造的本源无疑于痴人说梦。
克服后天观念桎梏：诗者的主要使命之一
在言说中去恢复、建筑并命名那些在日常生存中因主观体验的介入和自失而变得模糊不定的自我生命秩序，从而逃逸出外部世界秩序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约定成俗的钢铁法则与古老咒语般的后天观念。
所以当诗者的主观体验介入和自失进这个世界越深，他渴求回到本真自我的言说冲动与反抗就越大，情感就越强烈。所使用的词语的精确与否、贴切度与节奏的强弱、叙述的冷静程度，直接影响到诗者有多少自我回到了他自身，并被自身原本敞开的本真状态所接纳。这时的语言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死的铅字字样的符号、泛指日常有声交流的表达工具或被动运送思维信息的载体，而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呼吸，一条连接丰厚体验之大地与精神意义之天空的路径，召唤诗者悉听并通过领会语言的言说，揭示出他与世界同在构化永叵命运之根的大音稀声。因此，意欲抵达意识的相对本真与清晰，克服后天观念是一个诗人的主要使命之一。
而在东方，麻醉于智思结构之内，对具体事物进行无限形而上超越、翻升的汉文化领域里，它的巨毒由于太毒，太难以想象与无从想象，累积历史时间近五千个年的单位的固态假知模式，在以注解为根本倾向，靠想象的悟性之流填注学问的实践过程中，由于背离了饱赋生命活力与宇宙同等对话—一竞技的最初开端（周易、河图、洛书、孔孟、李庄之神与道……）或者是谈话背景的时间定位坐标过于高渺与出神入化，而出现得恰不适时，后来者无法居上，而只能屈下的，这种靠上下（文）承传，心领神会及辞不达意的主要靠个体虚妄想象及不可言说的内封闭话语系统构筑、诱变与沦丧出来的隐喻动物：语言能指（有声意象）与所指（所在概念的场所）关系的严重分裂，导致汉语处于根本上的失语状态。
无法确定，无法说出，无法命名，而在所指层上不断下滑，从抽象到抽象，从本质到本质，从定义到定义，全部都在（场），而全部都不在场，这种与世界相遇，要求明确的关系，首先是建立在像什么什么，然后随喻体进行风马牛不相及的意会、延伸、夸大、散裂的逃逸姿态，最终使一个处于与具体事物本身立场无关的种族成为业余的、站在弦外之音的角度抒情、言志、载道的，而非表现意义上分明心灵棱角的种族。
依靠所指的无限发达繁衍出的一整套既定、现存、无扩张与应变能力的公共隐喻系统，使能指功能趋于零，趋于空洞。1900年，威猛的还并非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而是它嗖嗖作响擦过耳边的能指的语音，看见并说出，长驱直入打击了汉语无指的内核。比如：观光某个自然景点，必须要从石头里看出大象、驴子、马或鹰，并还要通过这些“象”辨出似是而非的耳朵、翅膀、尾巴、四肢，这里的“看”从根本上是没有发生过，省略了过程的辨别之看，就是是否与我们内心事先知道，明白的那些东西是否吻合，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不明白、不懂。
石头，它的质料、物性的聚合与重力被空前忽略，并被前面的“像”吃掉，能指无法能指，无法命名，甚至被所指的无限多指变成无指。要恢复能指，就必须清除隐喻中事先已凝固成形的那一整套公共、既定、现存的事先知道的话语价值系统，使所指后退回到能指的表面，这个过程就是语言走向断裂、错位、逆向、陌生和未知的过程，回到局部个体与创造的原初单位。
但不幸的是，这头深刻的隐喻动物，迄今为止，仍然凌驾着语言之车，在所指层面上不断深滑下它的梦呓与昏迷，自戕的病情，继续在被无意识象形缩影的局限空间一角加剧无知。作为整体把握、意欲的一统、中心及本质意义：必然造成对“当下……‘现场”感的隔绝，忽略和视而不见，进而一步抹杀掉原子生命的个体特征与个性原则，使生命无法进入自身的细节、局部，可感的、可触摸的不可重复体验的另一半时间流动中，对具体事物操作能力的匮乏，使国人整个人生状态完全是一锅被“高”、“大”、“空”、“圆”等大词搅成的浆糊，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的真神秘与真恐惧，其结果对个我言，将导致一次又一次罕见的精神手淫，似是而非，独立花前月下臆想占有无限（朦胧诗）。对社会而言，将导致野蛮状态的虚无激进主义，坐而论道，可左可右（比如文革乌托邦）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隐藏在乡愿动机下的功利实用目的论：导致汉学名理（逻辑）、数理与实证科学等具体知识体系形成方面的匮乏，只能以具体存在的持续丧失与退化处境中衍生出的动物特征去直接反应与应付所有突发或必然发生的所有问题。出现一个动，就必然出现一个反动，出现一个刺激就必然出现一个反应，整个的龙种，其内在素质就这样代价昂贵的耗空下来，生命固结在几个空词撑架的有限的死观念范围内，排斥其它观念，每一观念在撑架过程中，都随着时间的压力而歪曲成一种教派，一种手段与终极目的和总有一天式的对未来展开的普遍可笑的被动期待，在伴随着以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为核心而顽固地土生土长的乡间话语系统，它的才子野心，尤其是在书中没有看见黄金、玉女的前提下，动不动就想要治国，安邦，动不动就要平天下，彼可取而代之，最终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骚乱，“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悬魏阙”之类的隐喻，就是针对汉文化这种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废物情怀与绝症递出的最后通牒。
普遍游戏情绪与对来世图景的无限恋嗜：追溯到中国上古神话，随着饕餮与刑天这二位象征承接苦痛灾难，并与命运进行殊死搏斗饱满含悲剧元素的活力代表被时光的汪洋大海静静吞灭之后，通过老庄（玄理）、佛教（空理）、儒家（性理）建立起的一整套对人之生存面临的种种活生生的痛苦的消解模式，导致种族内部的心灵维面中，痛苦之神处于根本缺席与不现身状态，这种对生存之在的悲痛属性进行坚决制止，故意失脱与逃避的人生姿态（拒绝陈述、呼号、言说真相）与之相应而建立起一系列贵生立场（只要生命长度，而不讲生命质量）福乐目标（类似多财、多子的私人致福性，僭越了善恶法则）游戏性智慧（特别是随禅宗演化而来的公案、偈语、棒喝及发展至后世末途的小品文情绪）等以瓦解痛苦为根本目的，并意欲从人生的每一个方位与细小的缝隙中去更大占有快乐的虚无幸福种族，将预示他的文化整体前景最终失败。
气功教鸦片：通过人为的坐忘，个我从一个血淋淋、弱肉强食的充满权、利与意志力冲突、绞杀的世界缩回到无立锥之地冥想的世界中，并要求肉身气化，归于道，而与天地同在。此贪婪野心在追求生命长度的过程中，无理平熄了现实与欲望的尖锐对立，把自我内与外的宏微差异一笔勾销，并将生命钉死在一个事先假设的虚无骗局之中。
小品文：以貌似和善，闲适的幽默口吻，不厌其烦对细屑事物夸夸其谈与乖巧称道，并欲借此自我陶醉的小聪明卖弄来消释与现实世界之恶遭遇而被迫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与决断。这接受了殖民文化阉割的中国文人联手拓创的“媒体杂志及娱乐消费主义”式的写作，急功近利，隶属文化工业流水生产线的其中一环产品制造，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榨取人脑意识。并将人的的独立、自由、怀疑和创造天赋替换为品位、情调、白日梦幻觉的烟雾，麻将及女人的小脚：所有人类娱乐史上最为纯粹的娱乐，已跨出娱乐意义所能界定的范畴，因而它制造的快乐已超越快乐，成为一种早已能聚之为物的瘾。这种瘾与病用它强大的力散发出召集四面与八方的场，召集游戏与病者入座，并将由牛骨、塑料或象牙制成的牌在游戏过程中分解为无穷无尽的数与永不重复的番。摹拟时间的无限，蜕变成一种肉性特征极强的依靠五指触摸的游戏机制，密封在静止拥抱的室内，把全部生命之光的希望与得失，一次又一次不动声色而又贪婪、汹涌、不失机智地押注在一场永无结局也无开端的空无未来之中，这赌徒的信念，制造了种族心灵特征中最为黑暗的一页，并向游戏出卖了人之为吃人者的最后本质。
八股文或实用公文、新闻写作：自由的抒写，面对这一整套公共、现存、既定的隐喻价值系统完全是难以想象的。在野的、呼啸于林莽并自生自灭的高蹈言论最终归于尘土。或许，冷眼相看、侧目而视世界的超然洞察，就是最好的自我捍卫与清楚说明。古希腊众冲神性之光的撤离和基督受难，召唤了意识纯然无光的黑暗世幻的到来，得以摆脱此虚无时代的光，甚至是一束微光转向了少数的诗者，去体察，去追问，在以肉身牺牲为代价的聆听和极危险性的直接接触后，语言之光得以初步恢复去照亮此心灵的黑暗，但离意识的纯然敞亮和澄明之境相距甚远，诗者必须在纯然的期待中接受新的神灵之光的精神能指引。
此外，必须与之斗争的内心的纯兽还包括被当今西方科学自身定义出来的：
理性动物：崇拜肉眼观察与肉眼想象的实证眼光中，所含的数字结构与不使大地的肌肉组织撕裂、扭曲，就誓不罢休的公开合法化技术，以潜能开发为目的，将自然界整体吊在拉肢刑架上拷打与奴役的野蛮暴行。
经济动物：视整个生命都是从上帝业已腐朽之躯那里盘剥回来的一笔丰厚利润，唯一可以消灭它的是复活凯撒、亚历山大踏着已日趋临近的宇宙革命精神幻像的鲜血的安祥步伐。
历史动物：因考古偏执，尸骨年轮的花纹与陈色大于活的一切，并在妄图找到的时间必然联系的永恒徒劳中，最后坠入叹息与主观妄想的一口咬定的疯狂与专制。
政治动物：强力意志的尖锐阳具在大脑虚构出的地图版块中央，生根发芽，而实际并无下体思维的蜗居在鹰巢中，用眼睛走路的瘫软性大种怪物。
人的本质及个体生命的尊严遭到此五重黑暗压力前所未有的践踏，与催生即死的无意义感利落干净的一笔勾销。弃与被弃，同时暗示了主动中的被动与被动中的主动两股反作用力在现场发生的当时，纠为一体。活的生命事实，被一双颤抖、哭喊的命运之手连根拔起，抛置于荒凉大地的某处，强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与视线。正如我们弃置有用性已完结的身外之物毫不吝惜。
众多责任感的无法承担、推脱与矢口否认的自欺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善的目光及其注视，在这漫漫的白昼性长夜，只有少数人在本真的心之底部，偶尔显露它闪忽不定的微弱光芒。面对形形色色的生活之恶化妆的暴力侵袭，一个诗者以个我体验为根基，用语言来捍卫和呈现它意识深处遭遇的冰山一角。
他说出：即是抵抗、化解与减缓，甚至是一种必须的理解和回应。因为这召唤来自对苦难的承接、孕育与分娩。也同时意味着生命意志的内敛。只有在无希望的时刻，或希望之光缺席的时刻，语言在销毁了后天观念的桎梏处显现了它绝境的、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境遇铭刻的真实意义。这本真意义的创造性写作，下一笔永远作为陌生的未知而又绝对被我们的心灵相熟、相知，将无以复加的客观心灵语言报告呈现在阅读者的视觉面前。
最终，我要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表达结论是：引导、左右我们现今时代人类文明的其中一支肤浅粗糙的西方科学之流，它的本质就是理性动物所踏入的路径本质，如果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还是此处境发展中途的“人”异化的一种象征。现在，则必须说出并指认这一命题的最后本质：即，当今历史性人类存在的整体已沦为一种赤裸的至纯至恶的兽与兽性本身。比动物还要严重的兽性，取代了人性。这里包含的对人类文明命题的否定命题，将导致下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更为辉煌的文明。那就是人类自身不断在对人类自我本质做出否定声音的深刻领悟中不断觉醒，并对当今的科学教义实施彻底反叛与自控。
精神之火的延续：存在之诗的诗写本质
存在之诗，强调诗歌意识的神性，智性，及自然构述能力三重结合的原生性质写作。这里的神性并非它指，如果诗歌写作也是人的另一种精神意义层面上诞生的生命实践和修行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光芒与力量显现，在遭遇到不同纬度的意识深处更高存在者的莅位时，所做出的相应反应能力就构成了诗歌最初，最本质的特征：既意识的透明化和意识的非肉身结构吹奏出的纯净气流，暗示了诗歌的本源源于对光与澄明宇宙时空躯体真相及揭示宇宙宏大秘密的渴慕，反叛与向往，这种单纯的，至真，至善的活力冲动，强烈的通过语言的召唤，渗透到词中是其所是的意义的澄明，让那被召唤者出场活动，并与之对话和谈话，所以对诗歌意识的神性理解，进一步明晰和感性化了诗者的职责：那就是在此时代作为一名诗者，必须接替过那些去实存为先在者的心灵火炬，接替过它们中断的诉说与追问，去满怀赤裸和坦诚在语言中经历为实存，去继续追问并投入到那场永无止境的谈话中，并以此去界定人之为人的历史性生存根基，即：包含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及当下人类生存境况中被遮蔽了的完美人性的终极性追求。
诗歌意识的智性彰显在此背景下就应该不难理解了，它包含了领悟与体验人间知识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之自然或非自然形态的广大资源，比如来自美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技术及自然科学的等意识形态及来自现实生活的细节渗透与交融，在克服时间沉淀的忍耐中以期待向前一跃，最终获得慧性的飞升，抵达自然与自在的完美化境。
其次，对语言听力的散点透视与错裂训练，跟随一个或无数个词语的单个意念相互碰撞，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立体差觉的覆盖，最终使导致日常生存那些混乱、荒谬和未知的、甚至意外的元素在作品中流动、交织出一幅有机联系的整体印象画面。这种叙事语言，更接近真正诗性的，低头向下的注视，在白天看见星辰的运行，在夜晚则目睹大光辉的照耀。
相反，激情的，一气呵成的抒写，对事物局部真相的洞察力，否定了掩盖我们生命意识的诸多整体假象，也很快带来了它的负面阴影：少了回旋的词语的加速器在作品中一路冲杀，激情的指认诉说完毕，诗也就完毕。内在的充盈由于缺少“思”的光芒庇护，而流散、消耗在相对感性阅读的过程中，从而削弱了投射进内心，需要被个体真正体验的大地之上，作为必死者渴求停留进永恒精神生命的感召力。
正如诗者携带词语，却常常不以词语的主人自居，他反而要以非“本质”——非“情景”的自我隐匿与自失的姿态去遭遇词语，直到词语的内核，因诗者生命体验的鲜活介入而发生词义丰盈或亏缩意义上的创造性的改变。
诗歌意识中的自然构述能力，则暗示了人自身即作为一个体生命的小宇宙如何有意识自失为他人体验的重要：诗者通过心灵无拘无束的时空游历，借助想象力的真实召唤，让词语自身与心灵的内在秩序达到统一。
随着波尔·金特手中层层剥裂开来的哑暗谜语，揭示了太阳——诗歌精神燃烧的火焰中心坦开的一片清凉与寂静。面临着这种寂静中的没有而产生的晕眩或具有绝对否定意味的“无”的深渊，它更是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诗者大胆接近这无知和那隐匿于“无”中更不可见，却又能真实感召的，栖居在“力”和“能”中的细微空间构造的神灵世界，义无反顾只为神圣或本真的东西，让那些被意识的肉身结构延伸出来的种种，不管是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心理的、阶级意识掩盖了的东西得以表露，它只是至纯至粹，单纯地唤起神圣或本真的东西，如此不可思议和不必思议。
内心中冥想性血液流淌的强大内在逻辑与想象力，极少借助外在现存事物的实体及场景诱惑，直接进入词语谈话敞开的原生状态，并且在关注及融化掉现实空间的同时，确立了人之为人的，不可重复的意识活动相对于万物的共在状态的相互构成。这样的相互构成境域的写作结果，就是使每一次写作都成为新的冒险的开端，我更愿意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存在的内驱动力写作。即写作的非寻求状态，一切从人体自有的天体及宇宙中间领会、体证与之对应的外部世界。遭遇到内心的源头，黑暗且不断的汹涌。在冷漠中燃烧，在克制中追思，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足以解构和重建新的精神尺度，并把它上升到唯一的不容质疑的心灵之境。并且，对于现存语言既定构成的事实秩序的颠覆，重新确认与激活诗歌作为词语创造本质活动的最终归宿，将宣告一个戏性写作时代的结束。
有意识自失为他人体验
面对时间制造的本身空寂与广袤，难以忍受自我生命的体验被迫进行有意识自失为与他人共在的生命体验：在人生阶段中一些特定时刻，对被岁月单独囚禁起来的突然回顾，我们被告知，显然，寂寞是一种被孤独体验以后，比余下的“光”的匮乏所暗示的，还要深刻得多的一种无以表达、无可言说的时间的滋味。
它就是这样一种滋味。正如潮水般的黑夜降临的本质一样，涌上心头，它的神秘与宏大使一切事物消失了差别，这差别也是万物的灵魂渴望跨越界限融为一体的强烈向往，表现在对白昼澄清以后喧嚣、跃动不已的现实图像中惊人的清晰与稳定。这就是时间的本质使一切归化于寂静。寂静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大音稀声的能量，消除有用性的能量，使世界回到原初的清晰与稳定中。孤独的解构反映在人的肉体细胞与细胞之中，分子与分子之间，原子与原子之间的根本隔阂，并非外部世界的强加，比如来自社会的巨大心理压力产生的性格差异或失语症造成的鸿沟等等。孤独的品质乃是人这一特定时间及意识产物上的固有，它的无可选择性，只能使人勇敢面对这种现实，并在逐渐深化的对这种现实接受过程中，感受到自我存在的种种可能，表现在灵魂在此黑夜的深渊中独自涌现，它的言说遇到万物的同时，也遭遇到神性之光的沐浴。因此，对此孤独、寂寞的忍受与实现过程，就是诗者灵魂自失，实践为时间的分裂过程，分裂意识是痛苦的根源，痛苦的本质就是撕裂。
自我撕裂走向大地或人性之反面，同时也撕裂自我的神性意识的注视，走向无我的神性意识之正面。苦，淹灭了一切，并渗透进所有走向撕裂过程中所接触的一切事物。与一般病痛（古老的业力）、不幸者、自甘沦丧与倒霉的无可救药者不同。痛，这个真实之物，活动着，深切燃烧洞察一切。但这还不是痛的本质，痛的本质是诗者本人的主意识，在随灵魂分裂中清醒地在忍耐力中还要去观看自身走向大地或人性之反面，观看撕裂自我的神性意识的注视，走向无我的神性意识之正面，并在这种难以忍受的忍耐中生产强大的力，促使痛这个真实之物升腾起强烈的火焰。舍去我们的知觉和感官，这火焰，就是人的升华出来的精神为保持住人形的肉体材料与他人他物的意识结合而不至于走向根本的混乱与失控。此火焰牢牢源自精神，凭借精神，服从精神，不断获得燃烧的能力。这种单纯对立的燃烧使我们充满奔向人本性实存的向心力——清醒的主意识。却又如此痛苦，痛苦到使人从根本上自立而脱颖而出，因此，此痛苦又是愉悦的痛苦，从诗者肉身或心灵上承受过去的苦难越大，要求获得自我确立的空间就越多，引起的欢乐与愉悦就越大。
写作意识的根性回归：直接敞向生命本体和宇宙体验的大勇气
从某种意义而言，或许将中国本土的现实语境与现实事件原封托盘而出，直接就是超现实的、荒诞的或魔幻主义写作纲领所要召唤的文本原型，根本无须加任何修饰。
同时也暗示了单纯的结构于解构、正喻于反讽对称的思维逆向，一旦真正被语言意识的个体领悟并点燃，仍可燃起冲天灿烂火光。一如垃圾一词的普遍意义在于一物体的现实‘有用性’消除，而‘无用性’却在另一处看不见的现实场所中得到真实彰显。艺术或艺术品的最初本质，就是这种现实‘有用性’消除，视而不见的无用性的坦率流露。
正如通过对一只手的解剖，我们发现除了纤毛，肌肉组织，仍在活动的细胞、指甲、骨骼、蓝色的神经和微细血管，但，那只有时比我们的头脑和眼睛更为敏锐，反应力更为灵活、细腻、精确的‘手’坦然无存，难到音乐就是在旋律中浮现的音符、音色、音高和音程之间的动态联系？但是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清楚音乐。我们掌握了有关绘画方面的知识，对色彩的质料有所了解，但是在对凡高画的靴子作了皮革化纤方面的专门分析后，我们仍一无所知的忽略了，最为关键的，是这双靴子与它的主人在实存的田间劳动中有着利害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直接使用着它的直观对象，并在使用过程中这双靴子的主人在实践劳动中获得的不可言说的知识才是宝贵的，与这双靴子的主人的生命气息一脉相承。
只有这双靴子的有用性已完结，并成为一纯然之物，这双靴子的实存的内在特征才在画中得以保存和看护，并因此获得了自身的完整与自在。存在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只在它内在实存的时间体验之中，紧紧依持于个体意识实存本身，此刻，我们才能在下面这句话的震撼中感知到这样一层意义：语言在哪里存在，人就在哪里被显示。
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语言个性的叙述制式、技法或风格能否把作品空间本身的倾听视野从内至外放之更为开阔处，才是最重要的。这里的开阔一词，尤其强调书写眼光的‘度’，量衡在大处：对待人类历史文明与道德、美学秩序奠定的整体价值上，如何承担个性创造精神的主动开掘与持守；小处缩至国家体制、乡村机构、街道局部构成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面对，如何敞亮心灵体验容积的耐性与韧性，思与反思的双重追问动力，使身与心的外在与内在，自然与超然、想象与实体，经验与观念、感官与信仰在相互磨砺、对抗、坚持与和解中形成立体、同时、多维层面的相互构成的有机时间特征。
这种相互构成的局面与召唤在作品内部一旦形成，意味着作品将自身的诞生源头从根子上超越时间现在的拽引力导向，而直指时间未来，从而避免语言的言说境遇，陷入比现实境遇实际发生的，还要严重的一种刺激对应另—种更为严重的刺激，—种暴力对应另—种更为严重的暴力，一种反应对应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反应的偏执、片面与绝对的恶性直线时间的循环冲动。虽然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含有绝对的因素：绝对。此处的绝对，应指创作者本人对自我作品价值，经由内心的深切确立与确认，已经处在本源不动的价值中心地带。一如太阳发射太阳光的同时也即意味着自我的不断回收、自我看护与捍卫。如果没有这个缓冲地带的机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火焰直接射进地球表面。
写作意识的根性回归，正如帕斯在自我大脑内部意识到的美洲本土找到了太阳石，聂鲁达找到了马楚·比楚高峰，艾略特找到了荒原……从地域形态，各种族间的宗教文化及信仰差异中找到共时性，同在性，普遍性的可交融点，为写作找到了强大的后坐力与生生不息的资源储备，这是截然不同于另一种以纯消耗人本体血液，精力与智力图景为根本动力展开的内趋性神信写作的，比如里尔克，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等人的创作。但两种入诗方式均可产生伟大的作品。
这同时也暗含一个水到渠成的意识。诗歌最初的孤独，伴随他精神的动态步伐持续前进。必然会进一步辐射、辖向他之外的时代、社会，并在与旧恶世俗角力的斗争中成为一种反拔、平衡与纠正器。因此诗歌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种智慧（对领会时间未来及时间过去意识的现在体现）同时更是一种激情。
创造的本原倾听：对！跟随一个词语客观确立的意识主体，直接面对宇宙与生命的‘空无’与‘无用’本身。这隶属、恪守于东方，自我主动与外界处于相对隔绝，闭门造车的古老定力给与心灵的智慧，必将给与狂暴的血液以必须的流动形式。捍卫，这属于人的唯一尊严！我们看见接受了千年灌输“仁爱忠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独立人格力量的缺陷，及对自由创造精神火焰的主动承担能力的匮乏，在骨子里另外一面黑暗同时沉淀下来的软弱、虚伪、狡诈，如何在后极权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压电下，跃身一纵成为更加凶残的摧折精英文化同类的猛禽，成为阉割民族创造精神的帮凶和为巩固“罢黜百家”的野蛮政权而甘愿充当奴才、打手的丑恶嘴脸。而与之对立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作家如何在道义上，在伦理道德、哲学和美学上与自己所处的恶劣时代所进行的不屈不挠、无怨无悔、寸土必争的酷烈斗争，并因之遭遇放逐、流亡，经历了常人难以理喻的种种非凡苦难的磨砺，已将必死者的肉身确立进殉道意义上的价值高度。因为他们视捍卫自身美学和伦理学的永恒性生命为自身的天职。这或许就是“有效”与“无效”写作根本的区别所在。
审查当代诗歌的口语写作
长期以来，对诗中出现的口语运用所持有的偏激态度和狭隘意义的理解，证明了口语确实已如它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是其自身所表明的那样：沦丧和囊括为民众日常生活含混不清的口齿间的骂街、骂巷、闲言碎语、讨价还价、自艾自嘲、自怨、自欺的喋喋不休的猎奇谈论、陈词滥调、连篇累牍的行话、土语，小圈子和一块地方范围内投射了特别定义的隐晦用语等等，一系列主旨在要求个性生命必须像大地上豢养的家庭二足动物性质的草芥，被一次次散漫的倾谈之风带动，在一所漫无边际、粘乎乎、空洞无聊的各类声音纠缠不清而进行着虚假交流的无根状态的回音筒中，跌落为一粒灰尘或烟雾缭绕的没落于世的共同在场，并在被日常生活现象所拖累和遗忘时，而自行勃发出的一条高度自治、高度自在、高度紧张的劣质语音系统。这样的结果，我们（言）说，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言）说意味着什么，而被一种不可更改的，坚固的，类似动植物条件反射时所产生的习惯性饥饿所浇灌并由此毫不费力的控制，而深深陷入事与物运动时展开的无限恶性循环与深层麻醉之中动弹不得。
这首先意味着操纵我们进入这种阅读精神境地的口语，在其本质上已经指明了它的生存空间：界定在日常生活的谈话中（而非其自身空间的自我实现）。日常生活的实质表现为物质和精神基础的双重匮乏才要求去生活，去生活意味着去实现。这里的实现意识睁开双眼，第一瞥将肯定首先撞见：物（质）的实现，而不是能赋予物的形与质的物本身的实现。从而在使日常生活规范化、科学化、技术化、货币化、客观化的同时，进一步迈入了可怕的、下流的、蛮横的、粗暴的物之占有和争夺中。
在这场争夺战中，（言）说被迫外化为舌尖之物的利益交换与充当榨取工具中最关键又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而变得模糊、语焉不祥和类似于物表皮上围绕的诸圈黏稠性液、气体致人于眼睁睁的黑暗领域中歪曲着（言）说。这种被歪曲着的（言）说，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种对现实实施以粗暴掠夺姿态上的口语的基本构成，其特征就是，企图遗忘掉人与（言）说的本真，使重要的变得不重要，使清楚的变得不清楚，使不是的是其所是。反之亦然。因此歪曲着（言）说的口语，其实质表现为一种更为深沉的遗忘，其力量不是被动的，反而表现为一种极其主动、活泼、积极的力量所设的阻碍，企图在佯装不知的扮演中，阻止我们熟悉的、经历过的、已知的东西进入意识领域，而与言说本真相对应的纯言说意识进入此空隙，凭借此空隙，进行着自我整修、调节、甄别与扬弃，以伺重新唤起真正意义上的（言）说曾一度建立起的，所迫切不断要求着自我净化和进化的双重渴求，这种渴求就是口语自我对自我实现为口语自由的终极焦虑。
一秒钟前是什么？一秒钟后又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行将大步前来的将来是什么？一种要求被自我确定的意愿和追问，只有在被意识意识为现在，一恒常持存之物被意识为一恒常持存之物时，口语言说的高级形态确立才发生。
如果真正意义上的（言）说对时间和对已化为诸实在物僵化活动（因而是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故意遗忘被体验为口语，而口语对真正意义上的（言）说和对时间之光的直视的故意遗忘则表现为渴求建立真正的日常生活。怀着身在此地而心在他乡的献身念头。口语猛烈的渗透到与事物运动时开展的无限恶性循环与深层麻醉之中，渗透到置于争斗与交易之间的不停变幻面貌与质料的物之中，渗透到无处不在和无处可在的抑制于万物的无差异的共同之中，承受着假象上的歪曲言说之苦恼与耻辱。这里的渗透与承受就是口语争取自己的斗争，就是争取自己的严酷洗炼，就是争取自己的纯粹化进程。
当时间从一代代人身上过去，我们发现了被土地空间支撑起众多而又在数量上确实有限的闪着珠宝般光泽的民间故事、民间神话、传奇，奥妙于自然界的原始汁液和芬芳的谚语、民歌等从土地内核滋生出的丰富宝藏，作为真正口语的最高成就，这些宝藏是喂养心灵的黄金和原始之甘泉等待着强有力表现它们，并对之呼之欲出、形神兼备的诗歌精神之刀的莅位。
诗，作为民族性的原始语言就是历史的根基，其天然使命是将在历史上永远未曾发生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人之天命携求而出。真正意义的口语作为静中之言说出的走向其自己灿然成熟的，也就是诗的语言的一口神秘的源头，必然是给予了诗第一次、直接的、活生生、血肉相交的第一次生命。而诗返还给口语的是其内部炙热燃烧着，无形无质的珍贵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使其支配和创造它的民族心灵牢牢聚合和收敛起来的火焰。正确的比喻虽这样：漫游的绿色大地在对天空的仰望中化身于一棵树，并将之遗忘，任其成长，或曲或直，而树终将以其灼人花朵绽盛于天空和大地之间，照亮树、大地和天空，使其各自的愿望得到最初和最后的澄明和显现。
叶芝几乎是在晚年才摸到真正的口语写作的。那是对思想及后天强加观念的一次伟大克服与解放。用心直接看到了道者——朴也性灵的生命，那是另一种本真结构的自然生命，它的原子细腻的皮肤，悄无声息与柔和的光芒的言说已彻底空天，归根出诗与神性生命同在的大言与至善之境。
因此，此处谈到的对大地一词的理解，绝非上个世纪80年代“乡土诗”旁逸斜出的表面书写模式：将人与大地实际遭遇到的具体命运抽象捆绑，并停靠在对固有熟悉的，甚至是已经僵死的几个乡村景物或农作物、牲畜叫唤的样态模仿上，无休止进行意象繁衍与自由联想田园牧歌式的伤情涌动，而无法把“乡”本身上升为一种“乡愁（时间）”，土，本身上升为“大地（空间），’，合二为一即上升至哲学层面上心灵之思对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探寻，这一点，也是制造‘麦地’灾难的海子意识到后期诗歌创作企图自我超越的屏障。
同时，这里牵涉到一个大的背景，即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弃绝对现实细节的深度刻画，不执一物地将心灵所体验到的外物之悲、喜，善、恶之苦触及个中滋味“溶炼”，而直通灵、虚，以求达天人合一之心境。问题出在这个“溶炼”过程不见了。而现代诗歌的创造，就是要将这个过程呈现出来，即使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丝毫已经感觉不到这个过程事实上已经经过了诗人内心的提炼与过滤。
我想，没有一个优秀的诗人会愚蠢到直接呈现或表明自身的痛苦或经由他的肉眼目睹到的现实境遇的苦难。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到的：一根白金丝放到一个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去的比喻。即一个艺术工作者作为感受的人与创造的心灵在创作者的身上分离得愈是彻底，心灵愈能完善地消化和点化那些作为材科的激情。
其次，从历史批评原则和美学批评原则的角度，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质量，包括表现题材与表现手法，孰优孰劣，自身都无法完成对自身价值的参照与评介，因为它面对的是整个所属流派或各流派综合价值意义上所奠定的整个作品价值秩序。换言之，如果我们将‘乡土’一词的写作意义，只囿于个人主观情感范围内的狭隘理解，而无法将‘乡土情结’上升至地域与种族的情感高度，或写作的视野，无法以开放性、创造性的将自身的写作自觉纳入或冲击世界诗歌界定的价值秩序范畴，并以此心态，找到彼与此的互补差异与自身独特意识发现的领域遭遇到的深刻联系，那么余下的部分，更多的就能只是自恋情结的无限放大。这样的结果令人颓丧，至少我们在现代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者名单上无法看见，创作源泉同样立足乡土，但取得的影响却是世界性的，诸如佛罗斯特、威廉斯、希尼或早期的叶芝等人的名字。
“如今在汉语这个不管是心灵或肉体上都已朽空的伤痕累累的国度，作为显现为朝霞、精神地震、剑与弓、雷管、炸药、泉水与酒精、幻觉燃烧的诗之花这棵畸形毒草，在每次举步维艰企图向健康状态猛然一跃之时，跌入的口腔却总是文人（就是无创造性吃他人他物的肉喝他人他物血，在纸上胖得发肿的猛禽）与士大夫（就是一方面躲进层层抽象的、干硬的知识面具中，另一方面又梦想着坐在那些被安全训练好的椅子上堆积的奴才时代所过的那些满是嘴、满是脸和满是狗腿的淤泥生活）长期以来用惯性把握得发呕的苍白形象及冷得冒青烟的咀虫胸膛，我知道了，这病毒并非只是浅表性寄居在原本生机勃勃的肌体，神清目爽的头脑，而是来自骨子里的人为、欺诈、虚弱、自戕和心安理得，同时，我更知道了必须拔掉、铲除它，而另栽一株。”这是我几年前写下的文论《不再诅咒的诅咒》一文中名为“根治”的一段话。
时间推至现在，这股黑势力恶流，变本加厉，化愚顽、平庸、透顶于子虚乌有的‘平民’‘日常’意识的趣味化写作为红肿、溃烂、碗大私处的一次性器官直接裸露。于冲天腥气与苍白技巧中，与穷途末路，手缠四面楚歌与狼咽的中老年写作，惨遭宫刑的知识分子写作撞了个满怀。霎时，一夜之间，大量的、成群结队的、染有明显俄底浦斯及近亲繁殖冲动的各等劣质血液的词语之蚁兽，铺天盖地从大大小小的诗人口中喷涌而出，肆意泛滥爬行于中国诗坛大大小小的官地两刊。这，或许就是学人林贤治先生将上个世纪整个汉诗写作视为一座空山的根本所指。
关于诗歌的抒情
诗永存于感受之中，不可分析，任何分析的目的都是在做一次刚刚开始的永久性尝试。正如大海注入了一个小小的瓦罐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今没有一首诗得到了完全的理解，但得到充分地感受却是可能的。在诗中通常感受到的就是从未发生过的自己以充满心灵活力的万物形式在诗中提前出场。
语言以反抗自身所指的每一现存维度的具体意义为目的达到诗，诗的目的即返回永远在开端中一次性存活的原初语言。返回意味着永远在中途。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神话事故、宗教传奇、场景等一旦被个体自身及意识所触及，都不可避免成为个体自身的单独遭遇，而向我们的意识、潜意识的发生投入真实诞生的母胎。这时，语言发生了。语言的发生在消除体验的同时，消除了自身，而触到不可言说之物。诗作为尚未意识到的本来面目深深隐藏在不可言说之中。这种不可言说永远在中途走向言说，走向就是指单纯的力量和冲动，这时语言作为言说的原始面貌自动来到这种力量和冲动身旁，使言说成为可能。
持续的心灵活动为诗赢得了形式，每—行动作为开始刚刚结束，每一行作为结束又刚刚开始，这种自足的循环往复的结构赢得了诗篇的面孔，而诗篇的面孔为诗者赢得了大地上站立的面孔。
在西方文化的观念中，抒情诗是一种相对随机性、通俗性的诗作，与“诗”还有一段距离。原因很简单，一般抒情诗是将诗者个人的激情彻底交给外物点燃，诗者本人只交出喉咙。而高明的抒情诗是激情自己找到语言，把诗者本人（主体）作为客体，交给语言燃烧时的迷醉和忘形。抒情肯定是诗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因此，非抒情诗除了上述抒情诗的种种特征而更是头脑清醒的对语言细致入微的操作。它的任务是不再单纯接受现存外物的指导，而且企图重新创造出现存外物，甚至是喉咙。
诗中的叙事及叙事场景
叙事一词的基础涵义为：目睹……发生，而后被语言记载。目睹意味着眼睛能够作为‘看’和‘窥见’依存视线之中。视线投向的某处所显示出的迹象，使‘看’和‘窥见’得以实现。
如果诗是作为人的自我心灵活动的首次确立，那么诗者的视线投向何处？是不是投向任何一处都能使‘看’和‘窥见’得以实现？‘看’和‘窥见’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指二元论的主客观对立，以包含掠夺和侵掠性的盘剥目光一心一意的企图化所观之物归已有，并使被看之对象被抽象、被隐喻、被强奸，被摆在一边，成为正当性的虚假东西，让此目光去掉对象上遮盖的遮盖物，而使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裸体观念得以确立？这可怕的、猎奇的阿克狄翁之眼。而对于俄底普斯王，一只眼睛也许够多了。”（荷尔德林语）显然，答案是：不。
眼睛能够作为‘看’和‘窥见’，显然是遭遇到了某种召唤。
不可知和陌生之物有两种含义：1、太熟悉了而显得不可知，即显得陌生；2、本身即是不可知和陌生的某物。问题在于我们凭什么知不可知和陌生之物。此问题要求我们追问显现这不可知和陌生之物的不可知者和陌生者到底是谁？而不是对问题和问号进行考问，由于此陌生者和不可知者分发出不可知和陌生之物，因此，不可知者和陌生者只能是它们自身而不是提问中出现的谁或其他。
这里的不可知者和陌生者自身显示出的力量显然是一种比人自身高级得多的力量：爱情、大地、光明、天使、饥渴、死亡等这些存在物的力量，作为根本上的真实，离人如此之近，又离人如此之远，甚至就是构成人的材料。
更进一步迫切地说，神灵本身从来不是人的一种思维想象力结果，也不是心灵幻觉的具体涌现或外太空某生物。因为它是真实的，真实地存在者，不管它在（场）还是不在（场）都存在。作为不（在），只是它的暂时隐匿。但仍有迹象可寻。这里的迹象是指神说出的话语要求诗者之视线的独一无二的投射。能够真正意识到此真实的，意识到离人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又能将眼睛之‘看’和‘窥见’作为一种聆听此迹象深深隐匿的，只有诗者。这并不是说诗者有何特异能力，但也说得对。只是此能力表现为诗者，诗者自身就是这种能力，就是能完成这种能力的一根敏捷、活泼、自由的神经，就是一种灵感器，就是领悟之梯置于宇宙地心深井——在关注和聆听中获悉此隐匿者隐匿时留下的迹象局部或整体所包有的信号催促要求自我彰显的使命。
诗者以大胆的言词和话语将其破悉和截取，并将之保存，保存此迹象的就是诗的意象所进行的言说。因此诗的意象也从来不是幻觉或想象，而是也以同样真实从此迹象中截取的反映物，诗中的叙事就是诗人亲自目睹作为比人更为高级的力量存在物所残存的迹象而使言说发生，言说以惊叹发出，又将引起惊叹之物拉回到自身之间的那阵张力渐渐愈合而结束，又引起下一次言说。
而叙事场景的基础就是这个自言自语言说着的迹象。因此，诗中的叙事场景的出现，是以目睹（聆听）……的发生这一根本迹象为诗的出场提供了无限的最高必然性的可能。相反，如果诗中叙事场景的出现，不以目睹（聆听）……发生为前提，则诗的出现根本不可能。不可能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仅仅沦落为个体内心那个‘个我’的声音，使语言成为工具性的表达本身，而非作为传达性的诗通过对最高力量物的聆听，以不可知者作为尺度测量出人的在场——并使人的自我确立成为可能。
天使、大地、光明、爱情、死亡、饥饿、快乐、丰裕与祝福作为宇宙间一特殊维度的生命本身而持恒长存。人必须翘望、聆听，根据此尺度测量出自身，谦恭进入自己的栖居之维。而诗者以歌吟最大限度接近它们，在接近中保留下来了这种‘近’，使联系成为可能。
因此，诗的叙事及叙事场景的出现，就是保存这种‘近’的活动。这种‘近’的活动因其在展开过程中的戏剧化效果，必须是陌生的、历史的，由此距离界定出更高实存物、人、万物，使各自谦恭进入自身。历史也并非指编年史冗长记载和已经验过的经验仓库的堆积。它自身作为一活动物有其自身之使命。这种使命就是它到底是活在时间过去，还是活在时间现在，还是活在时间将来的根本确立。因此，前面的诗中所保持的‘近’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这种‘近’和疏远了这种‘近’，直接涉及到作为能够使用语言的人类历史之使命的根本确立。诗中语言活动的‘近’，即是暗示历史之使命活在现在，越接近其使命本身。反之，则截然不同。诗中活动着的‘近’越是‘近’，越是接近存在之天命，越是容易接近一种时间流逝过程中发生的取消了早与迟的共时性，或者诗中语言活动的‘近’越是‘近’，越就是历史之使命发生的‘近’的历史本身，它，就是人的此时此刻，随时都可能作出改变自我命运抉择与语言或践行肉身行动的历史。
诗者及其信仰
或许，我们可以说叶赛宁的作品是诗而艾略特的不是，也可以说杜甫的作品不是诗而李白的才是，也可以说济慈的作品是诗而布勒东的不是，也可以说埃利蒂斯的作品不是诗而奥登的才是，或许还可以例举很多。就是说，我们在谈是和不是的时候时是根据什么尺度来做出如此肯定或否定判断的。是根据自身喜爱和厌恶呢？还是某种习惯性偏向？正如一个人长期习惯了吃一类食品，而认为其他类型的食品就不是食品一样，还是根据时下流行的诗歌语言和样式或是历代以来的不同诗歌语言和样式？还是确实我们的心灵从根本上就有着自身的尺度和法则判断？在上面这些答案里我情愿选择最后一种。
因为最后一种答案更为客观也更为令人满意。由此可见，诗的定义要使诗本身获得它自身范围内更大的价值和本性，不可能在作品内充满节奏及音韵、音律的分行语言形式所夹杂的与之相呼应的人、物、事件、景色等等现象的流动之中找到（这里还包括极端形式主义者把题目与作品内容构成的诗整体彻然分开或对立）也不可能在我们自身的观念内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意识观念内（通常指诗者在对一题目所存在的内在与外在价值意义所做出的某一根本倾向上的判定与舍取）找到，何况通常一部真正作品是形式与内容，声音与意义密不可分的整体，相互掺杂，一个包含着另一个，因此也不可能在二者的总和之中找到，而只能在诗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心灵活动内部释放的统一感受性中找到。
当我们怀着一种未知的心态去阅读或欣赏一首诗之前，我们同时也怀着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是什么？我们自己也可能根本无法说清（这里的我们，应指确实是对诗歌有着浓烈、健康兴趣和真正鉴别力的人，甚至就是诗者本人，尤其我们想到诗者在没有成其为诗者以前首先就是个纯粹感受者的话，至少他不会把诗当成是获得某些世俗目的手段，而把诗当成其目的本身。比如人为赋予某种道德概念、企图获得某种教义，满足和平衡一下心绪的宁静，渴求看到正义的伸张或者刺激一下衰微的情感神经而感到猎奇的快乐等等）。
只有当我们阅读和欣赏完之后，这时可能会出现三种局面，一种是从根本上给予一种精神上的蔑视，无动于衷。还有一种就是承认在阅读中被作品中的一些小小的段落抓住和打动了。还有一种就是被整个作品彻底抓住和打动了（如果我们读一首诗是读它的整体而不是读一个句子和一些段落）。长期以来潜伏在我们心中的那种隐约期待，现在在作品中变成了现实，不是以我们想不想读，而是被作品牵引着跟着作品一起运动、下陷、进入另一个世界。
作品中说出的正是我们冥冥中萦绕在心尖模糊意欲过的或是曾经想说而又无法说清楚的，它克服了我们心中的种种厌恶而超越了我们的对立面：一种流行的偏见、流行的观念和词藻、一种一眼就看穿了的蹩脚技巧、虚伪的真理；日常生活中那些使我们变得毫无生气、暧昧不清的种种被遗忘的东西在这里似乎恢复了另一种视觉的生命，变得那么清晰、精确，绝对呈现在我们眼前，它似乎就是一个特殊的不同角度完整的客观物质的多面活体，一个自足的、独立的有别于我们通常称为真实世界的时刻活动着的世界，根本不能被它之外的任何东西（语言、材料、观念等）来证明，只感到我们的心灵被这一特殊客观物散发出的气流搅动着，支配着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反应，或许是一阵阵冲动，或许是一种绝对服从，它使我们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甚至无多余的话可说，因为我说这就是诗：那使我们的心灵活动与作品里的心灵活动产生了种种不同对立和不同程度完全重合的那种不可能被其他表现替代的独一无二，不可任意增加、减删的客观存在物在纸上活动。
凭借这一客观存在物活动，作为读者和作者的自我在这里不但消失了界线，而且几乎是自动领悟和接受了作品本身企图要传达给我们的诸多无言的只能从肉身上过去的体验或意识，并改变和修正了我们自身中原有的诸多观念和意识，让我们进入无利害冲突的纯想象逻辑之中去感受到心灵活动的众多奥妙之处，因此按照此种标准，我们就可以鉴别历代以来的众多作品，是诗还是不是诗，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观赏一幅或阅读一篇小说也有上述类似的某些反应，但只要我们稍加辨别就会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复制回忆（时间）和强烈感情，因而也无法消除对立面，而诗不仅仅是这些，尤其考虑到艺术里的精神确有精微的共通之处的话，诗包罗的世界更彻底，更绝对，也更为客观。因此，这里如果说给“诗”这一独特术语所下的定义对我们每个人的自身生命而言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只想说它不但证明有“人”存在（不是概念化的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永远都是第一次呈现出我们的心灵是怎样从一个冥冥的未知空间把那些无形的，甚至还无法感觉到的，听到的，看到的或者是早已被遗忘的发生过的或未发生过的经验片断，思想片断，某种焦灼混乱的情感，一丝奇迹性气流转换为另一清晰客观的物质活体在纸上证明着千变万化的心灵活动，并维护这种“人”的存在，这里的“人”不与主观的自我发生结合，而只与更客观，更超然的意义上的非我世界发生结合。流行的诗与严肃的诗：
流行的诗不一定是坏诗，这只是我们的习惯性听觉产生了误会。我们读到流行这个词语的时候都会想到流行音乐、流行色彩、流行服装等等，因此所谓的流行应指得到普遍首肯的那些东西。同样，诗也不例外，比如一段时间内一个流派的流行，一个主义的流行，一种意识观念的流行等等，但是我这里谈到的流行并不是指一种来自单方面的影响。
比如本世纪初以来欧洲各国形形色色的主义、观念：荒诞派戏剧、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主义等等，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内部所包含的共同倾向所奠定的共同局面（就整体而言），形成了欧洲主流文学内部所包含的种种不同却又根本相近的精神特征，因此它往往具有开创与综合的双重意义，并指导着这一时期的创作。这里并不是指浪漫主义或古典主义或更早出现的文学作品不好，而是指这些作品本身（就整体影响而言）确实无法满足和适应我们现在的心灵气候（尽管我们世代以来的心灵本质并无变化），而不知不觉已蜕变为另一种东西，比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就宣称它们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而且在它（或指其他流派）的影响风靡和流行到世界各地的众多领域的同时，又把它（们）所在区域的主流文学所含的不同精神特征带到了与之风靡所到的世界各国主流文学之中相互交融、反应、保留、扬弃，反之亦然。
因此，到了这一步我们才可能谈到世界文学。显然，这里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如果想要有所发展，它不但应意识到它所处在的那个区域的主流文学作品内所含的精神特征，同时它也应意识到世界文学的整体局面与倾向。同样，对一个诗人作品而言，它不仅应意识到它与本国主流作品所包含的精神联系上的异同，也应该意识到与世界各大陆主流文学作品所包含的精神联系上的异同，因为这里谈到的精神联系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精神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我们的偏见，才能克服狭隘的地区主义视觉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如果说我们把流行这个词语的词义放大到一个高度而言它就获得了其真正有价值的一面。相反，如果我们就流行这个词语本身所具有的一般意义来谈论它，其恶劣面不言而喻。首先，流行的诗歌无法摆脱狭隘的地区主义单薄视觉。
其次，是我们在上面讲到的一个意思：是否意识到。因此到了这里，流行的诗就成为流行音乐，流行颜色，流行服装一类货色，而且飞速形成了无意识的相互从形式到近似内容的摹仿和对一种有毒的日常生活现象流时间的复制，因此严肃的诗除了有上述流行的诗真正有价值的一面，关键是它根本拒绝单方面摹仿任何一文学流派和主义的诗，更不会被形式所役，也不会复制日常生活现象流那种浓度不高的时间，反而它要去提炼和浓缩使这些现象流时间中断循环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可能从根本上显得极为普遍，而不是为创造而创造的某种极度罕见——即作品自身在运用语言想要能传达它的意念时，这些念头自身是怎样变成了有意识的活动，并让语言自身服从此种活动，而从形式到内容都形成了另一特殊、独立自主的客观物质的多面活体。
因此，严肃的诗总是在有形和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现时代及无数时代的心灵气候，凌驾于时代之上，而一般意义上，流行的诗总是受到单独现时代的影响，并凌驾于时代之下。上面我谈到的无形应指少数严肃诗（作品），确实它内部的巨大容量带有极端个人的艺术色彩，其探索精神达到了与科学平行的客观态度而深入心灵材料的黑暗深处，它不是用一般意义上的好和坏，或者是当下流行的批评水平可以做出公正评判的。它只是冒险过量而于黑暗的沉睡中，在无形中影响着已显现出来的严肃作品所构成的共同秩序。流行诗人与严肃诗者：
将作品和人分开谈论，只是为了使二者关系更为客观，且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作品本身的生命总是大于诗人自身，何况一部好的作品自身总是具有能够自证自身存在的诸多能力。者——人，没有单独一种类型的人是专为诗歌这个术语而设计的人，因此这里用诗者称呼，意为他即是他自身，也是他大脑中任何一个概念化的人，或者是罪犯，或者是乞丐，或者是学者，转过身又是个卑污刁民，唯一不同的是，诗者作为他自身或他人念头中的，任何一个不确的“人”，是以诗歌这一特定术语意义为生命根本意旨与规约的人，因此这里牵涉到的是，诗者作为一诗者存在，首先应具备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一种健全的，具备包容性的人格力量。
我在第一小节里已谈到过以心灵活动维护的那种“人”不与主观的自我发生结合，而只与更客观，更超然，静穆意义上的非我世界发生结合，因此作为一严肃诗者，他本人身上就具有这更为客观、静穆一层意义上的非我世界所具有的那种无人性、非人性特征来指导他考察，认识他的心灵活动，因此他总是善于将我们所指的艺术情绪和生活情绪截然不同地分开或不动声色地转换。不管他是在喧嚣闹市，还是从事于什么卑微的职业，他自身总是充盈着一种活动着的纯然的、静止的时间，这种时间就是心灵的三种基本功能（即可以活在过去，感受过去的生命信息；也可以活在现在，感受到现在的生命信息；也可以活在未来，感受到未来（预先）的生命信息，这里的生命信息应指一个有机整体：历史的，经验的，社会的，自然的种种知识或贯流其间的活生生的实践材料，生活碎片等等的结晶体，在默默吸收，消化与排斥着与之属性相吻合或相反的不管是来自心灵世界或是通过心灵世界建立起的外部世界诸多为诗而准备的原始素材与意象，这意象与素材在这种活生生的时间体内自动堆积着，燃烧着，组合着，不以诗者意志而受阻止。
诗者只是被动地感受到这种种不同的反应，只是当这些反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的或小的清晰世界时，诉诸于一个念头，逼迫着诗者去表达（创造）。此刻，诗者完全委身或献身于这种表达中，此处的献身是指一种隐匿，严肃诗者的这种才能让他自深深隐匿于他更为广阔的自身之中，他的行动是那么迟缓，声音是那样包含奇妙的重量，以至于要跨过几十年或几个世纪才能感受到他的重量。而非泛泛而谈的夸饰、伪装的行为，通过看似机敏的轻佻动作或表情去制造的某种迅速达到的氛围。
这就是流行诗人轻率、肤浅的致命特征。这类“人”通常是些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观念来做出考察，炮制了几首“诗”遭到流行杂志的采用，就被荒谬地冠之以诗人之名，就以自命不凡滔滔不绝的雄辩口吻大谈而特谈着“诗”，并以极其轻率的口吻就给“神圣”、“纯洁”下了定义，我们的诗成了茶余饭后的消遣物，我们的语言生命遭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扭曲，这不是我们真正艺术情绪所需要的：一种不痛不痒的感伤、失落、愤怒、痛苦、绝望等等生活情绪的生硬物直接横躺在作品里代替了真正隐匿的艺术情绪，把两者混为一谈，这类人通常是有着强烈欲望的功利主义者和利欲熏心的人，依我看这类人身上如果确实有什么激情的话，那都盲目的，要马上获得“人”认同的激情，就像舞台上的小丑噪杂着要极力取悦群众的无聊心理，今天是这类主义明天是那类主义，归为一点就是唯我动态主义，像个蹩脚的魔术师在变脸，甚至根本不配提笔或使用道具。
“诗”中喋喋不休只听见一个类似声音的苍白、暧昧言辞吞吞吐吐在表演，不知道要把我们引入怎样一个世界，这类人需要的不是诗，而是需要获得认同或获取一点名声，一束鲜花，一幢别墅的宽敞空间所必须付出的手段，语言成了什么？一种可怕的自我手淫的工具？一种正确的词语排列组合游戏？一种可耻的技巧粘附物？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一个匠人去钉鞋。
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写诗是因为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者是受到冷酷现实的拒绝而形成某种愤世嫉俗或自我标榜的反抗意图催生出的自恋性人格变态和主观膨胀，或者是因为失恋？等等产生的狂热冲动所致，我们可以尽量在大地上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而不应该把这些原始垃圾直接同艺术情绪混为一谈，就如一个牧人时刻警惕着混入羊群的狼，让那些伪装的诗人去跳海跳火山吧，让他们去自我亵渎吧，或者继续躺在育婴室的摇篮里做梦，因为勉强救起也无作用。当然，对于流行“诗人”的这种态度可能苛刻了一些，正如我们要求一个只会数数的人去理解和算术微积分，因为挥霍掉他们那种及时行乐的盲目只能让他们看到那么多，满足那么多，甚至自身的形象把自己的眼睛都快要胀破了，那么让我们把那只缠在笔上面有病菌的手驱除。
写诗成了什么？一种故作高雅的爱好？一种可有可无的病态玩物？一种炫耀性夸饰？因此，对于一严肃诗者而言，如果说确实他有什么痛苦，因为他深深意识到命运不在他身上，也不在他人身上，而只在那些来自他心灵世界深处的纠缠不清的事物干变万化的戏剧性形象之中，一种永不安份的焦灼和神圣喜悦攫住了他，迫使他去把握和感知一种更高命运中存在的稳定和持衡。
他完全委身（隐匿）于这种斗争之中，没有什么可改变和阻止他对自身的救护。难以想象一个人把99%的精力都发泄在用于谋算生计的运思中，他会写出什么东西，这不是说诗者不需要生存，而从大地上脱离。他更需要。更需要获得使这些生存存在的背后更为根基性的东西，没有什么称之为“新的生活”在远方等待去体验，也没有什么称之为“旧的生活”搁置在原处等待被摒弃，有的只是引导他要中断这些重复、循环，及承受这些重复、循环的念头（可理解为前面谈的三种时间结晶体，中断意为通过彻底委身于艺术作品的创造超然于三种时间之外，又同时寓于三种之中），事实上这个念头就是严肃诗者的精神原型，这就是造成他生存（如环境、财富）表面缺乏的原因，因为他太关注一生机勃勃的虚幻之物，或不能轻易地通过任何手段可获取之物，太具有这种关注也是唯一使他能感到自身确实还存活着这一事实的本领，诗成了他终生的工作，血液里不可分割的整体，甚至就是他的另一真实生命。他领悟到无依无靠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馈赠。
因此严肃诗者的情感和情绪根本不同于流行诗者的情感或情绪，此处的情感、情绪应指诗者本人对一外界事件发生在他身上时，他所持的是一种什么态度，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这种态度，而不是指泛泛而谈的通常意义的那种情感、情绪，他注视着这些普遍态度（可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存在）在他心中升起又平熄，也注视着这一态度所激起的特定情感或因之唤起的情绪在他心灵世界深处或通过心灵世界所建立的外部世界唤起的图景与之相呼应，这持续生存着的特定情感或情绪事实上所上升到的可能，已不止单纯一种情感或情绪，只能是许多种情感或情绪的混合物，只要一严肃诗者能经常具有这种注视，因此，他这一特定情感或情绪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混合的情感力，同时也就形成了他对一事件或物的广义的特定认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区别，做出如下判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流行诗人不可能有什么真正信仰（并非指对少数几个诗人或作品的暂时崇拜）或者说根本就缺乏感召此情的持久信仰力，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有少部分人确实也写了一辈子或打算写（几乎不能用流行诗人的定义去涵盖他），但他的作品确实即不讲真话也不讲假话，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赞扬，他只是盲目地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意愿（通常还有这样一种幼稚观念：只要印成书的就是好东西）所规定的样式去写，引导他这样做的是一种世俗精神：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或付出了就要获得等等，我只能说这类人确实没有艺术洞察力和艺术悟性，作品永远就是那个样子。
严肃诗者及其信仰：
信仰一词，意指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心灵倾向对外部世界充满不同特征的各种存在所做出的一种观念上和行为上持久的肯定或否定。当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不够强大或根本没有心灵世界时，他就会去有意识或者盲目地服从和信赖一个活着或死去的，他认为是了不起的人或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机勃勃的政党或国家领袖或一个不朽的神。当然，也可能是有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并通过他（它）来指导和帮助自己生活，最终证实自己的价值。
而对于一严肃诗者而言，我想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外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什么重大区别。如果有的话，他也仅仅是认为外部世界不过是心灵投下的阴影。因为在他自身的心灵世界深处就存活着诸多成形或未成形的非我、及近乎蛮荒的物质形象在时刻唤起和催促他去塑一个更高级、更超然、静穆意义上的客观自我世界。所以，一严肃诗者如果需要信仰什么，他最需要服从和信赖的就是那些来自他心灵世界深处诸多活着的成形或未成形的非我及近乎蛮荒的物质形象在时刻自动产生反应时，所浮上他脑际的念头。他本人的大脑就是从这诸多反应里诞生的特殊媒介，那自我就像一座在不断增高的塔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吹和信号，而诗者在塔下收集和整理，像一个不辞辛劳的地下人在另一空间干着永无止境的工作。他根本不为讨好公众或引起广泛的注意而写作，他只诉诸自己的意念，因此当他的作品开始讲话时千万种事物和人的声音不可侵犯地也同时在他作品自身里讲话，当那个不断增高的自我之塔达到相对的自我无限圆满之时，这时我们的批评家就会跑来像发现猎物一样给它贴上种种标签，说象征了这种民族精神，象征了那种民族精神等等，这纯粹是胡扯，我只想说对于一严肃诗者而言，他不那样做，他就活不出来，而且除此之外他跟其他人一样也几乎一无所知。
补充一点。就是关于我在前面谈到的浮上诗者脑际的念头。偶尔，可能我们会在纸片上受到毫无意识地驱使写了一句或几句确实令人吃惊，又绝对耐人寻味的句子，我们也可以顺势模拟上述的几句语势写一百句，把它凑起来，但这些绝不是诗，最多只是些掺水的大量词藻堆砌。
其中包括一些迷醉于语言游戏的人就按这奇怪的一句或几句去扩展，去人为地发现。最后，勉强形成了一堆看似自然连贯的东西，我们姑且把它们称为诗，但，依我看这样形成的东西如果是诗，也可能只有诗意的1/10都不到，这里我并不是指责那被手指无辜写在纸上的句子不好，而是想探讨一下那一句话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我们用蹩脚的老掉牙的说法把它归为灵感或类似的其它什么说法，我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想说的是这一句或几句话未形成以前，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之苦，怎样的黑暗的不可知的多舛命运，在昏沉沉的夏日或春天，在远古的混沌时光通过血液的流传或因被内外发生的心灵事件注定刺激才一刹那有了自身的气质和面貌反映到我们大脑中，因为它来自另一世界，另一时间和空间。
因此，一严肃诗者要做的工作不是把这句话拿来扩展和稀释，而是应思考如何去创造性的倾听与表达，不至于破坏这句话原有尊严的深度和高度。这时，我们的语言生命才获得了一线转机。正如考虑一只杯子的出现，并不是考虑它用来装什么液体或图形或什么光的反射，而是应考虑可用什么液体或图形或什么光的反射来同样制成这只杯子。
促就命运之诗的抒写
诗歌的常识告诉我们，诗歌或诗歌的意识所要确认的，恰恰与日常生存的常识判断价值无关。这类似于英国哲学家罗素谈到的内延真理和外延真理，即可被证明和不可被证明的事物，区别即是无条件的信和有条件的信。尽管牛顿晚年放弃了他的学术，迈进了神学研究，那只是他感到了科学的局限，无法从根本上穷尽“人”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止于《存在与时间》对人那部分处境的描述与关注尤其精彩。因为他确实难以想象，人的修炼会成为东方的菩萨、罗汉、佛的时间构成，标示了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
正如知识的最高和最低只有两个极端：无知和自知。人的真存是自知，世界是无知。终极就在我们的自知之中。圣琼·佩斯认为：诗歌或任何其他门类语言的创造，其冒险与遭遇的黑暗程度，不亚于现代科技探索的客观实存的物质世界。因为前者研究对象是人：瞬息万变的、更为抽象和未知的心灵世界。因此从本质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永恒并列，或许永不可能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因此翻开历史，我们根本，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似乎专门适于创造的时代。因为真理的沉默或沉默的真理的实在已经摆脱了物理实在的样态幻觉，那也是康德的不解之谜：先念的判断，同样有先念的直觉。此种认定与美无关。大地必须再一次视为可被意识穿透和接纳的可活动空间。自身——本土意识特征的回归，意味着诗人在主动自失、放逐和承担肉身的生存体验的同时，在对不同种族创建下的历史文化或文明意识形态的领会中（更多主要建立在对书本知识的理性阅读上）自觉意识到诗歌语言自身所要求的独特价值的发音。并非仅仅是诗人自身的私下生活经历或经验的复述可以涵盖。
一成不变的地理环境多少会束缚与制约人的意识，多次反抗无果的诗人回到了他相对封闭的生存现况与抒写本质中，或许这并非一件糟糕的事，极少部分诗人得以有机会窥见内心中真实燃烧的火焰，并在不断持续深入的对孤寂的信仰中，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语言的强大的磁力与召唤的场。这强大的磁力与召唤的场暗示了某种可能走进的交流电，并在必须获得的碰撞时刻，我们被告知：世界，就在这里，在又一次，被遭遇到的自我，发现的新的时空纬度的语言，撕裂的阵痛中重新诞生。弃绝。在不能舍弃之间取舍从肉身划过的那束精神火焰之痛，也灭掉了一颗又一颗饱蘸尘世浊念的心。介于此，或许语言不仅仅为了铭刻和纪念这个丧失了抗争的黑夜，也正是众神缺席的时刻，词语才必须担当光芒的吹拂，跨越词语的具像，迫使技巧从属于忘怀：一条通向自我心灵之路的必然历程，最初的起点必然由怀疑开启。
苦痛的文字！这苦痛又因罕见的孤立而纯净：人，这一意识的主观活体，从来不是一现成事物，而是一永叵面向种种可能与未知精神绽放的事物，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均是抗拒自身异化为任何现成客体的架设与奴役，如是燃烧的词语火焰尖端，才能擦亮与清晰每一个人内心灵魂的面孔。
是的，一切都不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逆转，诚如普鲁斯特的幻像抛射，在于企图通过语言对生存制造的种种现象回忆触摸到历历细节的沉思和消极的不可挽回伤感之美的，染有强烈个人意欲的视界，去复活时间的过去。但这种徒劳除了宣告个体主观意志的创造对线性时间决定论的无懈可击的模拟外，事实上也宣告了人作为创造主体、精神和自由意识的积极力量的本源的堕落。唯一的抗争，那不但意味着人的内心面临自失个我人格的苦痛和精神自我复活的严酷的挣扎，它更是一种弃绝姿态，乃至无畏的牺牲品质的永叵垂训：除了摆脱现成客体所施加的一切被动之思，自由一词的本质实则意味着，必要时，为捍卫精神生命的尊严，甚至付出最后的代价：肉体的牺牲。因此，面对时间活的当下，必须重新承接和塑造的时间的未来，将是唯一的人的希望之光的出口。回头的景象一如希腊神话的描述，俄尔浦斯不得不悲痛地再次忍受失去欧律狄克的苦痛。一如‘上帝’这个词语内含的光照，对一个真正意义的基督信仰者而言，那是活生生的呼吸，而非将《圣经》作为一门知识或学问研究者口中所言的，并无实存生命意义的感召，仅作为名词使用的‘上帝’。
在这个真实融入内心的黑铁时代的冬天，能够听见一个诗人的声音中造访的料峭的激情，回忆的歌声中，勇敢的夜莺撕裂黑夜的双翅的柔力！对于苦难，他的词语毫不掩饰，展示给了我们，具备良好承接能力的心灵，诚如真正的诗歌中关注的主题：关于心灵的隔膜、衰老、疾病、死亡或救赎。透过这些基本的元素表达，足以辨别一个真正的诗者的声音：现实层面上固有的意义之纬的坚韧品质的站立，作为开启言说的引子；另一纬，是遭遇到被作者自身意识点燃的精神火焰，突然返身折射的照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力的交织、相互消解又不时合二为一，回到词语原初的质量空间，推动着作品内部的节奏秘密潜行，而外部放眼，已然有势与像的搏动浑然构成。
心灵的仰望与现实生存时空场景的豁然默契使命运之诗的抒写成为可能。现在的诗或诗歌的意义？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去确立。确立它所粘附、停留的日常经验复述吗，还是对现成知识体系的假想性领悟及智力构述，其中包括对空洞乏味的临床心理学想象等一系列虚幻维度之上徘徊、挣扎的词语所具有的演员性质的道具直接使用？这样的结果，词语只能向自身体外大量繁殖、散逸其所能赐予的喧嚣、虚华与实用功能之全部，并在现成信息的有限流播中，夸大复制下现实浑黯不明的挺进能力。
厚度一本超过一本的纸页装订，以诗歌名义印刷下的分行文字排列，我想除了是一种编辑者本人眼光的匮乏，相比集体造势或许更加恶劣。作品中有或没有流露宽阔的视野拥抱，繁复的语境，现实与内心镜面的交错、重叠，获得了交响乐感的诗歌的精神火焰力指引，更大程度在体验所指时空向诗人内心弯曲？这或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作品恰恰相对需要恒定的封闭结构，来选择他自己的卓尔不群。而大词词义的公共遮蔽不但遮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眼睛，更重要的是遮蔽了诗歌本身。悲剧的意识不属于自我重复的大多数，而在于领会的极少数耳朵，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