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发动叛乱。当时，清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郎中席兰泰正好出巡贵州。得到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后，他们连夜赶到镇远，打算由此驰驿北上，回京报警。然而，这时镇远的驿站已为叛军控制，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湖南沅州的驿站，才得到了驿马。从沅州到北京，全程约4000里左右。党务礼等人扬鞭疾驰，日夜兼程，沿途不断更换新的驿马，终于在11天后到达了兵部衙门。下马后，几个人抱着门前的梁柱，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恢复正常。清廷听了党务礼等人的汇报，才准确地知道了吴三桂叛乱的情况。
这个故事，后来被称为“飞驰告变”。此后，清朝的皇帝曾多次讲述这一故事，来说明置邮传令的重要性。
吴三桂起兵叛乱后，他的旧部和原明朝的降将也纷纷起兵响应。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起兵叛清，与吴三桂遥相呼应。一时间，反叛势力遍及江南和西北各地，搅乱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这次叛乱由于以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为主，故史称“三藩之乱”。
平定“三藩”的战争一直打了8年方告结束。战争伊始，康熙帝便认识到，在战争时期，如果按照常规由驿递传送公文，势必贻误战机，导致军事上的被动，于是指派官员设置专门的军事通信组织。他敕令兵部，疏通北京通往前线的干线驿路，派得力官员坐镇沿途的驿站，每400里设笔帖式一名，拨什库一名，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传送来自前线的军事情报。战事吃紧时，每日送到朝廷的战报及其他军事公文达三四百件之多。康熙便是根据这些报告分析战场形势指挥战事的。朝廷的各项指令，又以同样的方式传送到各个战场。
战争结束后，有人这样回顾这段战时通信：
“睿略非常，特于驿递之外别设官，以备驰驱往来奏报。每一昼夜可行千余里，且互相更代，事无稽误，人不疲劳。诸将虽远在军中，挛琢庙算如在几席之间。圣谟区划，尺一所传，亦星驰电掣于数千里之外……邮传之速，其有裨于军机者大矣！”
由此可见，康熙适应作战需要，加强驿传建设和管理。对保持军事通信的畅通，对最终获得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