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的不同按说是很正常的事，可以探讨，可以争论，可以留待后人评说，更可以让历史见证。可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同的政见就意味着反党、反革命，不但在精神上羞辱，更要你在肉体上消失——这是顾颉刚、吴晗的遭遇，也是当时中国所有文化人的遭遇。
吴晗为浙江义乌人，曾入读胡适创办的中国公学，因聪明好学，给胡适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中国公学停办，胡适举荐他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一九四九年，他以军代表身份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但是对文学与历史的热爱让他始终秉笔直书，与邓拓、廖沫沙联合以笔名“吴南星”在《前线》杂志上撰写“三家村札记”专栏，歌颂光明、诓正时弊，这便是后来引起强烈反响的《三家村夜话》。两年后，他写出了哄传一时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胡适所预言的灾难终于降临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妻子袁震脸色惨白，拿出一张头天的《文汇报》，没说一句话就悄然走开。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赫然在目，这篇文章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十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经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他开始担惊受怕。第二年五月，吴晗果然被正式揪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的儿子吴彰后来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签名送他的《毛泽东选集》来看。但这样做再不起任何作用，第三年，他正式被捕入狱，被折磨至死。
胡适的亲生儿子胡思杜以自杀收场——他是胡适的小儿子，取名思杜是胡适思念他的美国导师杜威。胡思杜也在美国留学，回到北平后许多大学看在胡适面子上提出聘请他去工作，胡适说：“思杜学业未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他拒绝了好心人，只将胡思杜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被包围，蒋介石派来专机接胡适赴南京。胡适到处联系陈寅恪等人南下，独独留下了胡思杜。有人当时说胡适此举是“帮了他人，害了骨肉”。而胡思杜却不这么看，他说：“我又没做什么祸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他那时那么小，又刚刚从国外回来，不了解国内情况，更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据说江冬秀哭哑了嗓子，只得留下金银细软，让儿子多多小心。
后来的天涯永隔是任何人也无法想到的，而胡思杜竟然摇身一变，发表许多文章痛斥父亲是“美帝走狗和人民公敌”。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中他写道，“从阶级分析上”看，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并开列了这位“战犯”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谁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的老师胡思杜的真实想法还是受人所蛊，反正他向党组织靠拢、替父亲赎罪的心态是真实无疑的。
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因为女朋友的变故所致，那位姑娘一听他是战犯胡适之子，吓得花容失色掉头就跑。可是，一刀两断也救不了胡思杜，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无休无止的大批判和满院的大字报中，胡思杜崩溃了，他最后选择在体育场一角他经常翻上翻下的单双杠上用一根绳子拴了脖子“畏罪自杀”。自杀前留下一封遗书给北京铁道印刷厂的堂兄胡思孟，胡思孟接到电话后马上赶来，“只在一间小黑屋里看到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绿头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块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已死去好几天了”。后来他们找了几个工友，在唐山郊外某个人迹罕至的野地，随便挖个坑将他草草掩埋。本来就是荒郊，后来的唐山大地震将那片土地夷为平地，再也没人能找到胡思杜那个荒坟。
就算有坟墓也不能幸免，胡适在老家上庄的祖先好端端地在村后的青山上安眠了几百年，这年的春天，上庄四周的油菜花开得像发洪水。午后，安静的村头突然一阵鸡飞狗跳：原来，专程从北京赶来了一大帮身着军装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气势汹汹地来到上庄村外的青山下，挖开了胡家的祖坟，将遗骸抛洒荒野。他们打不死远在台湾的胡适发泄仇恨，只好将他祖宗的遗骸掘出来泄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