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骨子里痛恨暴力革命，暴力与革命是同义词，它和赌博、抢劫等词汇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拿破仑将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令胡适很不开心，他更喜欢以睡美人来比喻中国，甚至他写过一首诗就叫《睡美人歌》，全诗如下：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
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
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
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
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
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
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
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
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
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
诗写得不怎么高明，但寓意非常明白，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点他与鲁迅完全一致，但是采取的手段却有天地之差。虽然希望是那么渺茫，但是胡适一生都没有放弃，因为他相信任何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无论善恶都会留存在大地上，生发影响。“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胡适由此引申出个人重要的责任：“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多年以后，他在演讲中又说：“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楚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但是自然界从花草树木到人鱼鸟虫都是有种子的，“种子”千差万别也多种多样，不同的“种子”肯定会开出不同的花结出不同的果。像胡适与鲁迅，一个从美国得到的“种子”肯定也和在日本得到的“种子”不一样，在鲁迅后来的力作《阿Q正传》里，他专门辟出一章《革命》：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知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这时候的革命成了鲁迅挂在嘴边上的词，一年后孙中山逝世，他写悼文说：“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鲁莽之极了。”理解这一段文字十分重要，革命在鲁迅这里，乃是人性的合理的发展，倘若是相反的路，那它的存在便很是可疑了。鲁迅由俄苏文学中的革命因素，想到中国的现实，总是十分怅惘。
与鲁迅相反，革命在胡适眼里，就是暴力与抢劫。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之后，必定会采取暴力统治，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专制。后来胡适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引述了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
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和科学上的真理。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以专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封锁消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公众敌人”。讲成分出身，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实行人民军事化，时刻准备战争。到处滥用“劳工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农工商各业受到政府及领袖全面统制。
他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进一步强调，只有民主、容忍异己的政治制度才站得住，我们要走的方向是“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