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入狱、家道的败落、世人的嘲弄、岁月的艰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迫在周伯宜心上，最后他终于支持不住，病倒在床。
周伯宜得的是肺病，这在当时差不多是绝症。治病需要钱，可是家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是靠变卖衣服和首饰来维持。那几年，鲁迅隔十天半个月就到当铺里去一次，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他高出一头的柜台。在轻蔑的目光中接过了一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店里，在和他一样高的柜台前，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一样的高不可及的柜台，一样的冷嘲热讽的目光，让鲁迅抬不起头来。在这个小小的绍兴城里，谁不知道他是周家大少爷？现在，这个少爷就靠卖家当为生，这让少年鲁迅生不如死。更可气的是当铺里的小朝奉一律狗眼看人低，明明是值一百大洋的东西，他只出价五块。鲁迅稍作争辩，他便将东西从高高的柜台上推下来：“那你拿走罢，我们不要。”鲁迅怎么拿走？父亲奄奄一息，家里揭不开锅，就等着这五块大洋去救命。他只好忍气吞声，再一次将东西拿到柜台上，求那个尖嘴猴腮的小朝奉开恩。
当铺的脸是横的，药店的眼是白的。那个老庸医知道周伯宜的病不会好，就变着法子来骗钱。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周伯宜是肺病，前后在三家诊所诊治了两年，竟没有一个医生说得清楚，也不让他去上海、杭州医治。那时候他吐血很厉害，就开方研墨给他喝，据说因为血是红的，墨是黑的，黑色可以冲掉红色，这样就可以治好他的病。最后喝墨喝得满脸漆黑如墨，病情自然一天天恶化，并且开始水肿。家里无奈，只好托人请来当地的名医何廉臣，诊费自然很贵，开出的“药引”却更加古怪，常常是“蟋蟀一对”，而且“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随便捉来的雌雄蟋蟀是不能用的，也许是嫌这对蟋蟀夫妻是乱配鸳鸯，有伤风化，不配做药引。鲁迅兄弟为了寻找这种药引，就到“百草园”的菜地里拼命翻土块，好不容易找到在一起偷情的一对蟋蟀，土块一掀开，它们眨眼间就蹦跳开。弟兄两人分头追赶，如果只捉到一只“奸夫”，让“淫妇”跑了，不能做药引，只好把捉到的“奸夫”也放走。
父亲的病一拖好几年，家里终于一贫如洗，老货能卖的全卖了，鲁迅成天苦眉愁脸。家族里几个姨婆婶娘劝他：“你不如看看你母亲的抽屉，还有没有首饰可以变卖的。”鲁迅不明白女人们的幸灾乐祸，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看过的，什么也没有了。”女人们吃吃地笑起来：“你回去好好看看，还有没有一些散落的珠子什么的。”鲁迅回家翻遍所有的抽屉角箱子拐，什么散落的珠子也没有看到。几天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出来，说鲁迅在家翻箱倒柜，偷出许多东西去当铺。这时候鲁迅才明白婶娘暗示后面的恶毒，想生气也气不起来，因为母亲将他和弟弟周作人移居到甫皇庄的舅舅家。好歹也是自己的亲舅舅，总不至于让两个外甥饿肚子，母亲的想法很简单。可是鲁迅没想到，从前巴结他们家的亲舅舅，对兄弟两人的到来从来不曾有好脸色，鲁迅忍气吞声住了半个月，有天听到舅舅和人说闲话，称他们兄弟俩是叫小花子来要饭。他以为鲁迅不在家，因为刚才见到他在打谷场上玩。谁知道鲁迅和周作人怄气，在打谷场上玩得好好的，突然生气跑回了家。被当成要饭的小叫花子，鲁迅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当天就和舅舅翻脸，带着弟弟回到了绍兴城。
父亲死时，鲁迅才十六岁。十六岁的少年面对两个没成年的弟弟和守寡的母亲，无可奈何地挑起家庭的重担。每当族里有什么事，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去祠堂议事。可是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族人，却常常讥讽和欺侮少不更事的鲁迅。有时候当场逼着鲁迅表态，鲁迅逼急了，说要请示尚在狱中的祖父和家里的母亲。那些嘲笑挖苦的话带着腥臭的唾沫星子飞向鲁迅，鲁迅开始愤怒、厌恶和仇恨，故乡与亲人在他的眼里，是那么丑陋和卑鄙，他只想远远地离开它，最好永不回来。后来他提笔写作时，情不自禁会带着满腔憎恨与怒火：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是《狂人日记》中最震耳欲聋的话，其实是鲁迅最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