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供销会议都是以这样的形式拉开序幕。
那时候刚刚开放，人们的观点还很保守，“性”行为也没有现在年轻人随便。对越轨行为，不仅道德不容忍，舆论要遣责，法律的制裁尤其严厉。许多偷情（通奸）泄密的男女，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关进班房，得不偿失。
也许物极必反吧，这种禁欲的压抑氛围，反而激起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按那时候流行的说法，叫“口头腐化，过过瘾”。那时候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笔者姑且叫它“厕所文化”或“旅馆文化”，就是在厕所和旅馆的墙壁上，常常写着很多这样的打油诗：
“离地三尺一条沟，一年四季水长流，不见牛羊来饮水，只见和尚来洗头。”
“不见太阳，黑得奇怪；没得骨头，硬得奇怪；不吃不喝。吐得奇怪。”
“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上下晃动，其乐无穷。”
“竖起来像桅子，躺下来像笛子。”
“看不上去跷蹊，闻起来骚气。”
“雪白粉嫩，中间裂了一道纹，小茶壶往上一蹲，屁股一拍，下去二寸。”
“山不高，爬得满头是汗，水不深，脱裤子过河。”
……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宣泄释放的渠道？人们与生俱来，无法宣泄释放的本能和欲、望，只能通过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来宣泄释放？是精神对肉体饥渴的调节补偿？
现在这些东西看到少了，是社会进步，法律宽容，宣泄和释放的渠道多了，人们不再充满过去那种神秘感和好奇心？
是不是太容易满足，人们反而失去浓厚兴趣，并失去创作的激情与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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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诩为“美猴王”的供销科长朱祥曾经对刚进供销科时的春生意味深长地说过：“不是猴子不上花果山！”面对科长的教诲，春生当时不但不能接受，而且非常反感。
科长此言差矣！怎么能把人比作猴子？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不可能不如猴子嘛！
当时的春生还很幼稚。春生讨厌猴子，不仅讨厌猴子腥红的屁股，骚臭的身子，更不屑于他的机灵。倒底是人比猴子进化，还是猴子比人聪明？如果猴子比人聪明，人要向猴子学习的话，那么人类的进化史要重写，是不要增加一章“人类向猴子进化”？
春生一度像迷途的羔羊。觉得自己上供销，是误入歧途，走错了路。自己厂内无后台，厂外无关系，不过出差给科长拎拎包，俨然勤务兵一个……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生渐渐改变了原来的思想。加之家庭贫穷的现状，也迫使春生去改变自己。怎么改变贫困的家庭？拿什么支持弟妹上学念书？只有金钱。毕竟在供销科的收入更高些。
“开会了，大家不要讲话，安静。下面请沈书记就目前形势和企业面临的困境给我们做指示。”朱祥科长的话打断了春生的思绪。
会议由供销科科长朱祥主持，厂长钱生列席，书记沈隆做重要讲话。
改革开放之初，虽说乡镇企业的经营相对国营集体企业要灵活得多，但体制与管理依然非常混乱，职责不清。那时候虽然已经试行厂长负责制，但厂长上面还有书记。
引江电机厂的书记沈隆原来是一名村支部书记，将近六十岁了，耳朵非常聋。
书记沈隆一般生产会议都不参加，除非重要会议，需要书记拍板决策，沈隆才参加。
因为耳朵聋，听不清楚，参加也没有用。乡镇企业本质上就是一帮农民，开个会都非常吵。虽然如些，“聋”书记依然只能听个大概。遇到喉咙小的发言，“聋”书记就一脸茫然，根本听不清对方说什么。说的紧张，听的着急，白白浪费老人家宝贵时间，不如不参加。
“聋”书记如果想了解会议情况，就看办公室主任整理的会议记录，这样反而省事省力省心。
虽然“聋”书记的耳朵相当于摆设，但大事还得经过“聋”书记点头才能拍板定案，“聋”书记俨然“太上皇”。在现在看来非常奇怪的机制，在那时候这种现象绝不是引江电机厂一家，普遍存在。是见怪不怪的“通病”。
“聋”书记脸色阴沉，神情凝重。“聋”书记首先传达镇政府会议精神，然后按照惯例和大家进行一段时间的时事政治学习。当“聋”书记读到“抓住两个基本点，突出一个中心”时，家富又在下面搞怪，做“小动作”。家富上下起伏——这个动作前面已经讲过，不再详细解释。
家富的表演太逼真太露骨，虽然“故技重演”，但由于家富不仅模仿得非常形象，而且每次都有创新和超常发挥。
家富维妙维肖，活灵活现的表演，依然起到了非常好的“笑”（效）果。
又是哄堂大笑，有的人憋得脸通红的，气都喘不过来了。
“聋”书记起先莫名其妙，后来逐渐明白过来。“聋”书记虽然耳朵聋，但绝不是傻瓜，更没有得老年痴呆症。
“这种歪风邪气非刹不可！这样的供销队伍能打硬仗吗？供销科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失控的会场，令“聋”书记勃然大怒。老人家光火了，越说越激动，很久才停下来，平静了一下情绪，突然宣布：“下午继续。散会。”
这样的会议不开也罢。其实这样的会议开一百次也没有用。市场本身有它自己的规律。不是开一次两次会能够解决的。
其实，真正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机制和体制。
那时候乡镇企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发育畸形，“四不象”，体制混乱，无管理可言。职责不清，政企不分，且“政”大于“企”，书记是企业的一把手，厂长只能算是副手。
引江电机厂供销会议开了整整三天，最终形成决定。“聋”书记庄重宣布，鉴于种种原因，为加强供销力量，整顿供销队伍，应对企业目前面临的新情况，厂部特成立经营科。经营科以销售为主，特别是大型（大马力）柴油发电机组的销售全部归经营科负责。同时对供销人员进行调整，将原供销科部分供销员调到经营科，并从各车间提拔“精英”充实经营科。供销科则以供应与清资为主，成立讨债队，追讨“三角债”。讨债队由刚上来的30岁以下年轻的供销员组成。这些“小讨债鬼”，都有一些厂里没有关系，没有后台的“没脚蟹”。
春生不幸名立其中。春生上半年在闽东搞供应，原以为没有自己什么事情的春生也被划归供销科下设的清资组。
清资组具体工作就是清理呆滞往来，追讨未能及时回笼的发电机组货款。
呆滞往来当时又称“三角债”。80年代有好多乡镇企业死于“三角债”。所谓“三角债”，就是甲方欠乙方的货款，乙方又欠丙方的材料款，同时丙方也与甲方有往来，欠甲方的钱，彼此纠缠在一起，错综复杂，有点像“三角恋爱”，故名“三角债”。他们谁都有理，“并不是我不还你钱，也不是我没有钱，我的钱在别人那里，别人还我，我才有钱还你！”他们谁都要不到自己的钱，但他们同时又都欠别人的钱。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如此恶性循环，最后导致很多乡镇企业被“三角债”拖死。
所以那时候有个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特别受欢迎，即由光头陈佩斯与朱时茂合演的《杨白劳与黄世仁》。欠债的是大爷，要债的是孙子。要债的“黄世仁”给欠债的“杨白劳”下跪，欠债的“杨白劳”比要债的“黄世仁”狠。这既是诚信的问题，也有体制的原因。
市场经济初期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