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过多少遍了，现在只要大小是个官，谁不富得流油？只有你像个猪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书记的位子还能坐几年？到时退居二线，到了人大、政协谁还给你送这玩意儿？再说啦，现在社会风气和游戏规则都是这样，难道众人皆醉，唯你独醒？”
黄文惠曾担任过林场妇女主任、公社副书记、人事局副局长、妇联主席，一向泼辣干练，讲起话来像放机关枪，喋喋不休。
“常言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应该吸取在宾州时被排挤打压的教训啊！难道你还想再让别人来孤立你吗？”
“万一出事怎么办？”张为民还是担心。
“为什么人家不出事？就你出事？做官有做官的门道，发财有发财的诀窍，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保证你不会出事。”
“你有什么高招？”张为民来了兴致。
黄文惠向张为民口授“秘诀”：
“当官的说到底就是要搞好上下级的关系，对吧？在大场面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光辉’形象，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在小圈子里对铁哥们儿可以灵活些、随便些、放开些。收礼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逢人见鬼都收，一般来说，金额小的不要收、事情难办的不要收、人不可靠的不能收，只要把握好这些，就根本不会出事。”
“你今天怎么啦，讲起这些来一套一套的。”张为民诧异地望着黄文惠，似乎有点陌生的感觉。
“林彪为了发动政变不是潜心研究政变吗？”黄文惠没头没脑地反问道。
张为民似乎觉得她的话有一定道理，自己工作了几十年，不大不小的官干过不少，如今连为儿子买套像样的商品房都成问题。而那些原来不怎么样的同学，一个个做生意发了财，建起了房子，买了车子，玩起了婊子，一副阔佬的派头，开的奔驰、宝马比自己的奥迪不知强多少，不知不觉中，他产生了一种失衡的感觉。的确，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就算不为自己，也该为儿子的幸福考虑考虑。犹豫了良久，他终于放下了话筒，然后自我安慰道：别人送我钱，只是表示感谢，又不是伸手向别人要的，不拿白不拿，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天不知咋的，似乎觉得自己老了许多。
谢红名回到家，心中忐忑不安，是祸是福，会不会遭遇退货他心中没底。第二天，张为民在财税工作会议上对谢红名大加赞赏，谢红名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在提拔使用干部问题上，书记的话一言九鼎，但组织部长的话也不能轻视。因为组织部门是拿方案的第一道关口，官场上不是常讲吗：“想进步紧跟组织部，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这话看来不假。组织部长杨忠诚是个“直升机型”的领导干部，仗着省委副书记小外甥这层关系，从市委办一个普通的科长，短短几年间连升三级，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实权人物。什么钱都敢收，什么女都敢抠，沾满了公子哥儿的气息。谢红名知道，前不久，临江县交通局长唐其文想当副县长，由于唐其文年龄已超过45岁，按市委规定超过45岁的一般不再提名为党政领导班子拟任人选；同时，唐其文获得推荐票数也不够多，不足以将其列为党政班子的推荐人选名单。但因为收了20万元好处的杨忠诚极力推荐，唐其文还是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副县长的位子。谢红名知道组织部长的分量，因而不敢怠慢，他飞到北京，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把20万元送给杨忠诚，真可谓公私兼顾，一举两得。杨忠诚知其来意，电话指示江涛把谢红名作为南湖区委书记的考察对象。
建设局长李大为也不甘示弱。他把自己的心腹副局长庄高祥叫来，如此这般地进行了交代。庄高祥是个聪明人，很能理解领导意图，深得李大为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被李大为提拔为副局长。他采用加大临江开发区工程预算列支的方式，套出现金40万元，通过包工头把钱领出，然后交给李大为。
在如何把钱送得艺术些，避免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可让李大为费尽了心机。经过多方打听，李大为了解到张为民有收藏书画的嗜好。
转眼“三八”妇女节到了，李大为主动找到江城市妇联主席黄文惠，邀请妇联一起搞联谊活动，去苏州、杭州“考察”。黄文惠见到有人主动买单，欣然同意。李大为作为“特邀代表”也一同前往。
在苏州、杭州游了一圈，又前往上海。在上海一家酒店下榻后，黄文惠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儿子和未来的儿媳。
次日，李大为特意安排大家到上海美术馆参观。黄文惠在一幅《金秋》国画前驻足不前，这幅画是以晚唐诗人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著名诗句为背景，勾画诗人在金秋十月的傍晚，赶着马车路过满山红叶的山峦，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的心境，美不胜收，让人百看不厌。黄文惠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要是老头子也来该多好啊！她想买回去给张为民欣赏，一问价钱要30万元，只好作罢。李大为看在心里，暗自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李大为匆匆赶到美术馆，以刷卡的方式用30万元买下了这幅《金秋》名作，然后送到黄文惠的房间，黄文惠一看，笑得合不拢嘴。李大为趁机把自己想到南湖区当书记的想法和盘托出，黄文惠表示一定会在张为民面前美言提携。
回到江城后，黄文惠把《金秋》拿给张为民欣赏，张为民惊呆了，简直是稀世精品！当张为民问其价钱时，黄文惠如实相告，张为民觉得物有所值，他太爱这幅画了，因此当黄文惠把李大为想当南湖区委书记的意思告诉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表态同意让组织部门将李大为列为考察对象。给杨忠诚送礼，李大为也很艺术，他以去俄罗斯考察“顺便绕道”北京，看望领导捎些洋货为名前去相送，送的的确也是“洋货”——美金两万元。
高升因所在团委系清水衙门，没有多少财力去送，只得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叫其爷爷修书一封，请在“文革”时从北京下放到贵州的老将军帮忙。老将军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流放到高升所在的贵州息烽农村长达五年之久。高升的爷爷没有嫌弃这个“走资派”，顶着压力，把在“牛栅”的老将军接到家中来住，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还用祖传的中草药秘方帮老将军治愈了长征时留下的困扰了他几十年的哮喘病，让老将军感动不已。尽管老将军早已离休，但余热还是有的，看到昔日恩人来信相求，向来严于律己的老将军破例给中组部一个老部下打了个招呼。这个老部下见是著名的老将军亲自出面，不敢怠慢，立即给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昌贤发指示，叫其注意培养提拔像江城团市委书记高升这样的共青团干部。李昌贤是张为民在北京时的老邻居老同学，看到高升竟然有如此来头，立即给张为民打电话，要求其对高升进行重点培养，“你们南湖区的书记孔繁林不是调走了嘛，可以考虑让高升到南湖去顶班锻炼嘛”，简直是在下命令了。张为民深知，没有李昌贤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今天，这道命令看来是难以抵挡了。书记位置就一个，竞争却如此激烈，他感到有些头疼，心想，要是能像“文革”时那样设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就好了，自己就不必费这么多脑筋了。
再说常小刚，别看他不苟言笑，其实也是脑瓜飞转的人。见各路“诸侯”竞相往市委领导那里跑，也不甘示弱。心想，绝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抱着志在必得的架势，他拿出平时搜刮到的60万元分别给张为民和杨忠诚送去40万和20万。由于常小刚是以“五一”劳动节“慰问”领导的名义送的，两位领导也“不便”推辞，笑纳了。
临江县县长张建平向来为官清廉，没有搜刮民脂民膏，他知道，那几位对手均在“皇城”脚下，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也就不跑不送，用他的话来讲，顺其自然，相信组织。
在南湖区委书记的人选问题上，张为民的确已陷于艰难的抉择之中。就在这时，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
一天，在江城团市委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操着一口浓重的贵州口音，是来找高升的，自称是高升的同学，来江城寻找工作，人生地不熟，想找老同学帮忙。高升刚好出去开会还没回来，几个同事热情地为高升的同学倒水让茶，看到高升的同事热情有加，来人打开了话匣子。这个老同学在言语中透露，要是高升当年能拿上大学文凭，说不定已当县长或者县委书记了。“热心”老同学把他知道的高升的底细来了个竹筒倒豆子。这个老同学半是荣耀半是恭维的话语，引起了同事们的疑心：高升没有大学文凭？他不是有两个学历证书吗？那么他的山东某综合性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的学历证书是哪里来的？
同事们一连串的疑问，不久就反映到了纪检部门，纪检部门向山东某综合性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发函询问此事。不久，两所学校回函了，山东某综合性大学证明，高升确实在该大学读过书，只是在大学毕业前夕，高升因为致自己的初恋情人同班同学怀孕，违反校规，被学校给予了肄业处理。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回函却是，本校没有一个叫高升的研究生，他所持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证系伪造的。“两个学历都是假的？！”纪检部门震惊了。经研究决定，撤销了高升江城团市委书记的职务，开除党籍，随即调离团委。
原来，高升大学肄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于是他决定自己去联系单位。由于没有毕业文凭，用人单位均将其拒之门外。本来想叫其爷爷找老红军帮忙，但由于出了搞大肚子的丑事，加之又没能拿到毕业文凭，只好作罢。万般无奈之际，他花钱请人伪造了山东某综合性大学本科毕业证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毕业证两个文凭，然后只身来到江城，终于被渴贤求才的江城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录用。由于天资聪颖，生性活跃，加之能说会道，口才极佳，他被推举为校团委书记。海量的高升经常宴请组织部长杨忠诚，且每次必带几个校花出来作陪，让杨忠诚玩得心花怒放，乐不思归。在杨忠诚的操纵下，高升被调到江城团市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又成了正处级的团市委书记，要不是那位“多嘴”的同学到来，高升的前途有可能无可限量。
如今，高升“意外”落马，不仅几位竞争对手暗自高兴，就连张为民也觉得省事很多，毕竟老将军、老部长是不好得罪的。
二
正当几位竞争对手在进行送礼大比拼的时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亦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南湖区委书记的宝座，此人便是江城市委副秘书长陈建忠。
陈建忠，一米八五的个头，国字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四方形的黑边大眼镜，气宇轩昂，风度翩翩；镜框下那双机灵的眼睛，时常闪着智慧的目光；高高的鼻梁下那张有棱有角的方嘴，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给人一种大方和具有亲和力的感觉。他没有架子的原因可能是与他来自农村、出身低微有关。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后，要想鱼跃龙门，对于农家子弟，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高考，因为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一旦考上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拿到了铁饭碗，毕业后就可以吃皇粮当国家干部了。陈建忠家境贫寒，生活十分清苦，几次因交不起学费而差点辍学。他甚至经常面临吃不饱的窘境，当时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就是他最大的奢望了。含辛茹苦的母亲积劳成疾，手指头上长了个毒瘤，舍不得花钱看病的她为了止痛，竟将手指浸泡在尿水中。这一切都被陈建忠看在眼里，他心如刀割，更加坚定了他跳出农门、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决心。他废寝忘食，发奋苦读，在煤油灯下甚至路灯下经常都可以看到他勤奋学习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建忠终于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的政治系，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天之骄子。
由于没有关系，毕业分配时陈建忠被分到江城市一所技工学校当老师。当他看到派遣令后十分沮丧，其实他最讨厌的就是当老师，认为学校最大的不过是校长，庙太小没有什么大的前途，与他的宏伟目标相距甚远，但又无可奈何。也许是上苍的安排，这毕业分配之旅却鬼使神差出奇地富有戏剧性。
武汉是全国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七月的武昌火车站像蒸笼一般，热得够呛。
陈建忠提着行李上了火车，当他找到自己的座位放好行李后才发现，与自己同座的是一个五十多岁胖乎乎的男人。那胖子打着赤膊，肩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似乎有些汗流浃背。陈建忠定了定神，然后坐下来，心情本来不佳的他看到一身臭汗的胖子感到十分生厌，坐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朝前面的车厢走去，他想看看有没有空座位。一连走了五六节车厢都是坐得满当当的，正当他气馁地准备往回走时，突然一个人叫住了他：
“陈建忠。”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高中时的同学陈文彬。
陈文彬就读的是武汉一所重点财经大学，平时来往不多。他挪了挪位置叫陈建忠坐下，两人便攀谈起来。陈建忠问陈文彬分配到哪里，陈文彬自豪地告诉他，自己分在省农业银行。陈文彬问陈建忠分到哪里，陈建忠垂头丧气地说自己被分到江城市一所技工学校。热情的陈文彬马上介绍坐在旁边的一位小伙子，说道：
“这是我的同学杨名高，他和我分配在一个单位，他叔叔是江城市人事局副局长，专门管分配的。”
“你与杨名高的关系怎样？”善于见缝插针的陈建忠悄悄地问。
“很铁的。”陈文彬答道。
“你能否叫他写个条子给我带去找他叔叔？到时让他叔叔帮帮忙，关照一下。你知道我们都是农村出身，寡婆子身上——没人，难啊！”陈建忠央求道。
陈文彬把陈建忠的情况跟杨名高讲了以后，心地善良而又乐于助人的杨名高从口袋找出一张纸，写了两行字：“叔叔，陈建忠是我的兄弟，毕业分配时请您关照一下他。”
寥寥几个字，对于陈建忠来讲简直是救命稻草，的确帮了他的大忙。到了江城市后，陈建忠没有急于去报到，而是拿着那张字条去找杨名高的叔叔。杨名高的叔叔看看侄儿写的字条，又看看气度不凡的陈建忠，决定帮陈建忠的忙。经过他的协调，人事局把陈建忠的派遣令由技工学校改为南湖区政府，陈建忠欣喜若狂，心想自己所学的政治将来必有用武之地。
陈建忠被分到南湖区政府办公室当了一名秘书。按理应该满足了，可是心比天高、富有审时度势头脑的他，不甘寂寞的个性又显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