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30年过去了，我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多次去过大同云冈石窟，却从来没能了解有关它的更多知识。也许是太忙。再就是习惯使我在用哪方面知识时才去突击。但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大同的云冈石窟好好了解一番。
这桩心事还是1973年埋藏下来的。那时，我已经在山西插队5年了。1971年“9。13”，发生了党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并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事件，这个事件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不亚于原子弹在心头爆炸。进而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所谓的“反修防修”真是通往光明的必由之路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带路”、走“五七道路”真的能强国富民吗？“文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如果诸多的治国方略都难以经受住“为什么”的考问，那么，你还有什么必要可悲地坚守根本就没人前来攻打的阵地呢？
是不甘于继续受愚弄的心思，让我们开始挖掘自身的潜能。既然谁也靠不住，那就靠自己吧。那年春节，返京过年的插队学生反复聚会，交流“觉醒”的又工夕经验并且开始要逃离城市那无休止地鼓吹“战略部署”的高音喇叭，也要摆脱农村那十分原始的劳作与束缚。而在全国各城市游走，见识见识祖国的大好河山，自然是活力四射的年轻人的首选。也许我们几位属于先知先觉的知识青年，突然感受到自己被驱使的荒唐途径是如此低劣，于是突然产生了怀古之幽情。时间反正有的是——插队学生嘛，农村里没你们那一两个狗屁不顶的劳力没啥，照样春种秋收，该分多少工分、该分多少口粮，跟你们在不在没啥两样。所以我们可以想在村里待就待想离开就离开。
这年的早春。我和同村插队好友郑光召（即后来的山西专业作家郑义），还有我的另一个邻居，一行3人从北京出发，路线是早就商定的：先去大同看云冈石窟，再去北岳恒山，然后去浑源县的悬空寺，再去五台山，再去太原的晋祠，然后分手：光召和我回坐落在太行山上的窑子头公社的大坪村，那位邻居则返回北京。
在料峭春寒中，我们在各自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大同火车站。记得那是个深夜。到处都是灰蒙蒙雾霭。地面上盖着一层黑色的煤屑。空旷的大街上人迹寥寥。只是从冷寂破败的街道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
天色已晚，我们在车站小饭铺里随便吃了点面条就在车站的大木椅子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一边打听路一边朝武周山走去。那时候不知道累。说说笑笑中就来到破败的云冈石窟面前。这里不像北京那些著名的寺庙都驻扎着军二队，而是极端的冷落荒凉。给人的印象是根本就不见人的踪迹。进门时那片显然在过去是相当辉煌的建筑，显得极其破败荒芜。这一点倒是与北京的各大名胜相同。当然啦，根本就没门票收售的问题存在。毕竟“文革”中已经关闭了公园。人们已经除了投身到“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其他一切都属于“封资修”了，是被涤荡之列。所以，前来这里游玩的我们，总是在当地民众怪异的目光中接受洗礼。
出发前，我翻看了一本很老旧的中国地图册。那是一本挺厚的老地图册。上边有中国各省市名胜的详细介绍。我还记得去太谷插队前，翻看它时，得知太谷是孔祥熙的老家，记得还说太谷是“屋舍俨然”，“食馍饮琼”，“经商者多”，“大烟枪多”……等等。至于大同云冈石窟，介绍得当然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位于大同市西十六公里的武周山南麓。东西绵延一公里，为全国石窟之冠。也是研究我国雕刻、建筑等方面的博物馆。远在1500多年前，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建造出如此雄伟而精美的石窟群，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惊人的创造才能。原以为能在这里通过石碑或一些文字记载，了解到更多的知识，但是，根本没有。其实我们当时的期望值也并不高。按照当年流行的观念，哪个名胜古迹不是应该列人“四旧”的行列呀！伟大领袖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那是何等深人人心的口号呀。
其实在此前，北京众多的名胜古迹都留下过我们结伴而游的足迹。最多的当然是长城。每当大雪纷飞时，我们就招呼上一帮同学，直奔清华园火车站，搭上火车就走。那是“停课闹革命”时期，上火车根本就不买票，来查票了，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红卫兵小将，没钱！人多势众，验票的工作人员也不敢惹，男男女女的同学吵吵嚷嚷地在居庸关车站下车。下车先看看詹天佑的铜像。还会有同学论证一番詹天佑像该不该被推倒—他算不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云云。当然也没人付诸行动。然后再到长城上体会一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雄浑景致。再如上方山云水洞、鸿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等，都是我们神游的绝妙去处。有时是当天往返，有时则背个小小的行囊，徒步前往，随便在野地或农舍里忍上一宿。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留下的痕迹。遭到破坏的地方，一般都经历过这样的步骤先是红卫兵小将将佛像、神完砸毁，将香炉以及供佛的一应用具都当“牛鬼蛇神”扫地出门，砸个稀巴烂，此后，是一些上山来踏青或野游的“逍遥派”前来寻幽访古，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饭馆之类的商店，所以，前往者一般都是在破庙前野炊烧饭，晚上则龟缩在破庙里。烧饭的柴草或是找些干枯的树枝，再就是将破庙的门窗瑞下，点燃髯火，就聊上一夜……事后，就留下一片狼籍的景观。
但是云冈石窟似乎没有新近破坏的痕迹。看上去就像是已经遭到上百年的冷落了。而且除了我们三人，就再没人前来光顾。踏在吱吱妞妞作响的搂梯踏板攀高时，还必须拂去经年尘封的蛛网。手使劲地抓住那很陡同时又摇摇欲坠的楼梯木扶手。生怕它突然坍塌。光线黯淡。室内的佛像肃穆无声。只有突然被惊起的蝙蝠，突然间发出被打扰的不满的怪声，以及急速周旋的掠影。
说实话，我们看不懂云冈石窟的一切。北魏王朝为什么在1千多年前开凿这样的石窟？为什么选择大同的武州山（如今聂文中叫武周山）？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如此栩栩如生，那些千年的色彩如此斑驳而又如此鲜艳不退，那些错落无致的涵洞，有的落在地面，有的开凿在半山腰，有的巨大，有的则如斗室—是随意开凿还是起始时就具备有蓝图？到底是什么人、多少人在这里、历时多少年才完成的呢？是民间自发的呢还是帝王或乡绅凭借权势下令的？而且各个洞窟都不见碑文，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儿。按照我们对名山大川粗浅的知识，虽然到处在破“四旧”，但总会在名胜的残墙断桓之内外，会有断碑上的文字可以在荒草中让你在凄风苦雨中念颂。而这里，竟然根本就看不见任何文字的介绍。似乎只是在斑驳、赤裸而且风化得很厉害的岩壁上，疑似刻有“第X窟”的字迹。根据种种破败的迹象我判定，这大同的云冈石窟，所遭浩劫大约并非从“文革”始……这里的佛像的雕凿艺术也让我震惊。真的，它比不少我去过的庙宇里的塑像要大气多了。那些庙宇中的佛塑，大多出自匠人之手，往往流露出众多败笔。而这里，无论佛像的造型、气质、乃至其中的细部，都是一丝不苟的。能感觉到凡在这里从事开凿者，都是非大师一级的人物，是不可能涉足的。但是是这样吗？还有那些石窟门面上巨大的石笋——就叫它石柱吧，它们都是这山岩整体的一部分，一根根的支撑着石窟宽广的室内空间——我在村里跟石匠干过活计，知道将大山开凿出点模样需要付出怎样的血汗。眼前的一切实在让我震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没有任何文字介绍任何有关石窟及大佛的介绍，但它那雄浑的气势和无声的辉煌，还是让我十分震撼。那就还是用“文革”中很流行的话吧——“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建造出如此雄伟而精美的石窟群，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惊人的创造才能。”
是呀，1500年前雕刻在石头上的艺术，何等非凡呀！
仅仅是带着这样的粗糙的观感，我们就奔赴浑源县去看北岳恒山和悬空寺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塞下秋来，周恩来总理便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了云冈石窟大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