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但像《辞海》一样包罗万象，而且超越它—情感的复杂感受，决非生硬的字典条目所能表达。况且只要你活着，你就会不断感受到新的东西，而字典却经年不变地睡在那里。
你能像老树一样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吗？
生活在中国，尤其己经成年的人，都会记得当年那句流传很广的歌词：“我们赶上了更加美丽的好时代”。这话一点不假。当每个人都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三年自然灾害、”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以及种种“史无前例”的大大小小的各类“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运动之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己是全世界精神财富最令其他国家眼红的富豪。很多人在海外就因为研究这些内容而华撇成为专家学者。尤其我在“上山下乡”之后又作了几年工人，再上了鲁迅文学院又到杂志社工作，更是自同以为应如老树般粗糙而伟岸。无论几滴恩赐的春露还是狂风暴雨，我自信都会冷眼处之。
谁知这次不行了。
那一天我上厕所，正要出去的同事江小工对我说：“嘿，你爸爸给你们捎话来了，你知道了吧？”
我以为他和别的什么人说话呢。看了他一眼，没理他。他跟着又问了一句什么，我才知道他在和我说话。
“我妈从台湾回来说，她办了一件大好事帮你妈把失散了40多年的丈夫找回来了！”
我克制着流露出的异常情绪听他眉飞色舞地介绍。他已故父亲江文也曾是台湾著名的音乐家。春天时他母亲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说要在台湾举办江文也的音乐会和生平研讨会。江文也当年与另七位台湾文化界重量级的人物到大陆发展，在台湾被称为“八仙过海”，那事儿在海内外颇有影响。“文化大革命”中，这“八仙”都很惨地被当做敌特和反动权威遭到种种’迫害，江文也含恨身亡。“四人帮”倒台后，江文也获得平反。特别是进人九十年代，海峡两岸的往来向纵深发展，经济和文化艺术的来往日见频繁。经请示有关部门批准，她母亲被允许到了台湾。一天，紧张地应付完当天的活动之后，她正要休息，突然有位又白又胖的老者求见。这就是我父亲。他们认识。当年在北京时，我母亲和她是同班同学。江文也是他们的音乐教师……我相信我听得眼睛发亮。
但当他出了厕所，独自一人的我脑海中突然萌生了这样的画面是在古埃及的尼罗河或中国某条古老的河川上，遥远地漂来了一个涂满了树脂也许是覆盖着树叶的草蓝（这样的故事在两国的文字中均有记载），但它里面盛载的不是落难的孩童，而是一位年迈体衰的老头儿。
我的爸爸就这样出现了。
度过了40余年没有爹的日子，如今，突然冒出了个“爸爸”。
这真是件很滑稽的事儿。不是吗？
我早已习惯了没有爹的日子。从小到大，甚至原来在中学时登台演活报剧，都没在台词里唤过爸爸。当然后来结婚了成了孩子的爹。于是只被孩子叫过。于是也心安理得应答孩子的叫唤。但我却真的没唤过什么人叫“爸爸”。
然而在文字上我却写过它。十余年前，当我收到一封因刊载我小说而需我介绍个人履历的美国来信时，涉及他那段文字如下——父系台湾人。在本人尚无记忆时，他离京返台。同至今不知所终。
而今，这位“不知所终”的人物竟在厕所里，从别人的口中出现了！那天，我貌似正常地回到家，马上到我妈房间：
“您听到赖正哉的消息了吗？”
我这76高龄的老娘看着我不动声色地眨巴了几下眼睛，继续抚摸摊在她大腿上的黄色的小虎猫。多少年来，她从没断过养猫。她给猫作饭，给猫洗澡，跟猫说话，和猫逗乐，表现了无限的耐心和情趣。一只又一只猫儿失踪了。她会难过地唠叨好几天。她认为她的猫儿被坏蛋给抓去吃了，或是谁看着它好玩儿抓去自己养了。各种推测再加上到前后左右的胡同里挨家挨户地走访侦察，终于失望之后，她不知又从那儿搞来一只新的小猫。她也不管那猫儿懂不懂，只是一个劲地给它讲前几只它的同类的生存教训。从此她关紧了门。无论谁出人她的房门，她都会赶紧说“快关门，别让猫跑出去！”于是那猫儿在屋里吃喝拉撒睡，弄的房间里很有气味。但她从来没流露过半点嫌弃。
“你听到什么了？”
我把从同事那儿听到的事儿说了一遍。
这样，她才一边仍用一只手稳住猫，另一只手从命她的一个总是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似乎是从什么报纸上撕下来的一小块纸头，递给我。
“真可笑，你看，这就是他让我那同学吴韵真捎来的他在台湾的通讯地址和电话。都不给张名片。哼，小气鬼！”
“您看您，人家可能太激动，忘了。也许是为了表示不见外才这样随便。我觉得这样挺有味儿。”
她笑了笑，然后神秘地告诉我：
“这事儿一直没跟你们说，主要是怕他们知道了多事儿，”妈用手往东边一指。我知道她是在说我姐姐和哥哥。但多什么事儿？她没多说。我也不多问。老太太的多疑和处处设防，是她一生的重要积累。那是无二法改变的现实。我只有婉转地说：
“您就是这样，和赖正哉联系上，应当算咱们家一件大事儿。掖着藏着干嘛？万一他真的来看您，不是还得公开吗？”
“那当然是另一回事儿。但现在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她的固执像她的多疑一样无法动摇。我便不再劝她。她这才换上轻松的闲聊的神态，对我说：
“他在台湾改名了。你看，叫赖龙江，还一个名赖正文。他也不住台南，而是台北……”
“他在台湾也又成家了吧？”关于他在台湾的地址、电话和姓名我早已看到。
“他那人，”老太太鄙夷地说，“肯定又结婚了。我那同学告诉我，和他一起去宾馆找她时，是有个女人跟着。她曾问他那是谁，他说是他表妹。没了还加了一句’妖里妖气的’。真可笑！”
她说她己经给台湾写了信。老同学告诉了她赖正哉的情况之后，她当即便按照他给的地址写了封信。这立即引起我条件反射般的警觉；按照我在《台声》杂志工作得到的种种信息，我知道，每当海峡两岸的亲友联系上之后，双方都有很多期待—特别是利益方面。而大陆方面的人总会期待有飞来横财的喜事。因此己经闹出不少极其荒谬的事儿。”
前几天北京台联会接待了一个台湾人，手提一个尼龙编织袋，就是装尿素化肥的那种，来请求帮助——他已经一文不文了。问是怎么回事儿？老先生说他是台湾老兵，这次将一生积蓄带回河南老家看望家人。40余年没见面了，他出手也大方，家人也以为他有花不完的钱。于是个个伸手。你多了我少了，闹得不可开交。本来他想在家乡养老送终，谁知这么一来，他不想多呆了。临走前，这个亲戚说：’嗨，你还穿西服回台湾干嘛？留给我作纪念吧’。另一个说：’您这双鞋不错，大陆买不到，咱俩换吧’。大人孩子比着和他要东西，把他瓜分了个精光净。上车时他已是一身大陆农民的装束。只有一个手提箱还透着点台湾风味。谁知又一个亲友过来，说你既然从台湾将它带来了，还带回去干嘛？咱俩换一换。于是就拿个尿素口袋把那箱子换了下来。您知道那尿素口袋里装得都是什么？全是村里产的粉丝、花生、核桃、大枣什么的。台联那位同志立刻就急了。问，有人陪你到北京吗？他说是他侄子陪他来的。侄子让他在北京火车站等他，自己跑到什么名胜古迹去逛去了。他们一直在火车站憋到晚上才见他回来。台联那同志狠狠地批评了他。这不是明火执仗地打劫吗？那侄子还真是西服革履—他倒像个台湾人了……”
我把这事儿讲给她听。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妈瞪了我一眼“钱，在我们老辈人眼里叫‘阿堵物’，我在信里一个字也没一提！”
我妈出生于清末的封建官僚家庭，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学的大学生，很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她拉得一手好二胡，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她年轻时可谓识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我还记得小时候听她拉“二泉映月”等曲子时，让我深陷古幽凄惋的意境中的情景。
阿堵物，说得好。我边笑边点头。我放心了。
“你知道什么叫阿堵物吗？’老太太开始考我。
这当然难不倒我。《晋书，王衍传》有言：“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妇欲试之，令婢女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谓婢曰：’举阿堵物却’。”陆游亦有诗曰：“阿堵元知不受呼，忍贫闭户亦良图。”再如宋，张来有诗云：“爱酒苦无阿堵物，寻春奈有主人家。”我不但知道阿堵物是古人对它的鄙称，而且知道在六朝时，“阿堵”不过是一常用的语词，犹如今人所谓“这个”。南朝时，有些书中常用此词儿。例如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可常遇该词儿。该书在巧艺篇中有这么一段“顾长康（顾恺之，晋代大画家）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画，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里的“阿堵”乃指眼睛。又如“文学篇”中有言：“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在阿堵上。’”这里的阿堵则指殷浩所见佛经。她见我要离去，再次叮嘱我说：“千万别对他们说呀。”
我实在闹不明白妈的这种心态。为什么不愿儿女们知道？有什么必要守口如瓶？这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她难道就不知道我姐姐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他吗？
就是在大约半个月之前，姐姐还来妈这里追问解放前老爹在台湾的详细地址。她说她托一位与他们厂有业务联系的台商回台湾时帮助找一找。我听到姐姐说：
“真奇怪，怎么就是找不到呢？您没记错他在台湾的住址吗？”
像这样的问话，在我们家已经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尤其是近几年来，海峡两岸往来的调门儿越拔越高，经贸、文化、探亲、旅游的往来愈发频繁，失散40余年的亲人们大多已联系上，惟独我们家，连一点音讯也没有。于是大家就感觉某种失落和不平。对于这个爸爸也就产生了失望。“台南县嘛！解放前他来信的落款就是它嘛。他可能死了，也可能举家迁往小日本或美国了。我怎么知道？”她急了就会频率很高地叫起来。姐姐不高兴地嘟嚷说：“真逗，连这也忘。”二三十岁的时候，连看书什么的都是过目不忘，居然艳这个给忘了！”“你们真是！我们又没搬家，他是你们爸爸，他应当找你们。谁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老太太的嘴极硬、极快，她从不服输，也一向是逮着什么说什么，“再说了。44年了，不是这几年才开放搞活的吗？倒退10余年，你们谁敢说你们有亲人在台湾！都巴不得躲得越远越好。记它？吃饱了撑的？咪咪……”
她又去逗她的猫。
她的直言快语犹如一片疾驶而来的乌云。遮住了同明朗的阳光。人人脸上带着阴影回避了这个话题。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没见过我们家有“爸爸”。
正是无优无虑童年，却赶上国共两党的内战。我记得当时只有外婆、姐姐、哥哥和我4个人一起住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大院里。院里有一座假山，山上有丁香树和高大的榕树，再就是丛生的野草，野酸枣棵子是我们必须防范的——若是沿着小路上山时，不小心就会划破皮肉或衣服。在前前后后的几个大小院落里，还有夹竹桃树和枣树，每到雨天过后，夹竹桃树的枝干疤节处就会有赫稠的树胶外滋出来。宽敞的走廊是精心彩绘过的。第二道门的门媚上雕刻着“息园”两个字。据说那是我外公的亲笔题字。院里还养了一只大白狗。夏天午后，外婆总是强迫我们午睡。一心惦记着玩闹的我们只好躺在各自的床上听树丛中的蝉鸣。春天，院子里总会飘着丁香向花或枣树花浓郁的香气。有时我会避开大人的眼睛，偷偷爬上枣树，去摘那些尚未成熟的青枣。在高高的树上往下看外婆前院后院地找我，挺开心的。常常，我们在前院后院地追追打打的时候，外婆会焦急地甩着小脚来叫我们“快回来！飞机来了！”
于是我们赶快跑回北屋，这个钻进床底下，那个趴在八仙桌下，听着呼啸的飞机盘旋一阵后远去。我们爬出来再继续玩。要不就是和外婆一起挑米里的砂子。她把大米倒在桌上，我们认真地将米和砂子分开。假山上的枯树枝很多，外婆总带着我们去折树枝，好在冬天里升火用。
没有爹妈的日子也挺有意思。妈在哪儿？爹在哪儿？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也从没问过。反正就稀里糊涂地胡乱玩过。
感觉有点不对劲是在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
一天，我们去一个同学家玩。他们家“在旗”，规矩大。尤其他奶奶，一见面就要问“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妈是干什么的？”“哥哥姐姐都多大了？”别的孩子很快地过了关。我却说不清。她更要刨根问底。我只好慑懦着“他不在……”“不在？你生下来就不在？”我稀里糊涂地点点头。“噢，遗腹子。”这话我听不懂，所以印象就更加深刻。偏这老太太特别健忘。只要见她一面，她就要间你一回。我实在难耐这种考问，后来干脆不去他家了。虽然那时我尚不懂事，但每逢谈到家庭的场合，我都会涌起一股朦胧的混杂的情绪：在我身上有一段不光彩的家庭历史。
家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我们几个孩子谁也不提这事儿。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麻烦事越来越多。学校里几乎每年都要填写一张表格出身、籍贯、家长姓名还同有成分和职业等等，都让我看着就很不舒服，也不会填。我当然只能让妈填。结果父亲那一栏中十分简单：离异。我们几个孩子都随母亲的姓氏。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招数。
然而谁能想到，那个我们始终终闹不清的爹，却成为我们摆脱不掉的“家庭结”。
现在看来，在15岁以前我什么也不懂。
小学、初中，虽然常常碰到问讯家庭的情况，也只是出自本能的一种沮丧感觉，并未能上升到社会学层面上去。那时我已经快初中毕业了，还是只顾玩，不管其他任何事情。其实那时我身边已经是风云变幻。首先是我的姨夫被打成右派。他任小学教员时，各方面都非常积极。他画得一手好画，据他说，是得过齐白石的真传。他至今还珍藏着齐白石送他的一副画儿。在学校，他又教图画课又带体育课，一天到晚没闲的时候。到号召帮党“整风”时，当然又首当其冲，给学校领导贴了张大字报，是关于学校内丢东西，而校领导没给以足够重视的意见。自然，他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农村去劳改了。
然后是一天深夜，一辆载满警察的警车开到我们院门口，将我哥哥抓走了。当时谁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据我外婆说，她吓得瘫在床上浑身哆嗦。我那会儿已考上西郊的一所寄宿学校。一切都是星期六回家才听说的。我还听说，那天深夜，我们院的每个角落都有武装警察，也许是怕我哥哥逃跑，连我们家房顶上都站着警察。其实我哥哥只比我大1岁，那会儿大概也就是十五六岁。事后，我们得知他是因为和同事聊天聊到家长时说了句：“我爸爸在台湾，”别人接下来问：“那可见不着了吧？”他说：“早晚的事儿。”此话几经演绎便成了“他盼他爸爸带着国民党反攻大陆。”就因这几句话，他进了大狱。幸亏很快弄清了事实，没多久他就被放出来了。从此他在工厂里没法抬起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