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某天，偶然发现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那次读到的是其中的《上海女人》，读着读着泪水悄然盈满了眼眶——我已很久没有见到具有如此巨大情感冲击力的作品了。它是那样质朴无华，摒却藻饰，显示了一份克制，很像是一个内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的人的复杂表情。然而，正是这种含蓄抑制的风格，反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抓住你必须读到底的魔力。此后，我每月等待《上海文学》的到来，先看有没有《夹边沟纪事》连载。到2001年底，我把杂志上陆续连载的小说剪裁下来，装订在一起，以便保存和再读。这种剪贴式的收藏方式，我只在学生时代用过，现在，除非深得我心的著作，一般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对作者杨显惠，我有所了解并且看重。他是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最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员、盐场的秘书之类。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恋、结婚，“文革”后随妻落户到了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八十年代是他的井喷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功力。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几乎写不出任何东西，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日渐淡远，在文坛上也渐被遗忘。当猛地看到《夹边沟纪事》系列冒了出来，且撞击人心，我不禁为之一震，杨显惠重现江湖，顿有风雨故人来之感。
这部统称《夹边沟纪事》的系列小说真的就这么重要，这么精湛，这么有价值吗？是不是在故作惊人之语啊？“夹边沟”在哪里？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自然不成为秘密，而在当年，夹边沟是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字，人们很忌讳提起它。原来，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0年12月大饥饿年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紧急遣返劳教人员，然而，此时的幸存者已不到三分之一矣。毫无疑问，这里曾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苦难、饥饿和死亡事件。正如杨显惠所说，夹边沟事件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三缄其口，当年事件的某些制造者却有意把它封存起来，捂得严严的。作者将调查得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惨痛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长眠荒漠和戈壁上的孤魂：历史最终不会忘记夹边沟的。这大约就是这个系列小说得以产生的“本事”和来源。
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之间，耗去了整整五年时光。他居然不可思议的、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到了近百个当事人。采访老人是需要特别的耐心的；作者还须查阅大量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这一切基本都是在自费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想见，要完成这样一次漫长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的书写，需要具备怎样顽强的意志和持久的韧性啊。这必然是怀抱着良知、正义、信念的写作，这必然是怀抱着深刻揭示历史之谜和人性之谜的激情写作。真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然而，我们且不可忘记，《夹边沟纪事》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它们毕竟是艺术品，是小说——纪实性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性，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来自基本事实的惊人，但是，倘若没有作家主体的创造性重构，也绝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烈的震撼力。就创作者一面而言，只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这绝不意味着作者只能扮演旁观者，实录者和书记官的角色，或作品只能提供一种调查报告式的东西，其意义只能局限于事件本身的表层时空。
事实上，《夹边沟纪事》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超越和提升：它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对许许多多饥饿与死亡的惨烈场景的刻骨描绘，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说它有超越性，是因为夹边沟虽属荒漠绝塞的禁地，但在作者笔下，它与整个社会的神经还是息息相通的，它的教训是全社会的，只是更加极端而已；说它有所提升，是因为发生在夹边沟的惨剧，无疑是极左政治路线的产物，但在作者笔下，突出的是精神化、人性化的悲剧。在纪实外衣之下，作者完成了由外化到内化，由事件化到心灵化的位移，而这是更具有人性内涵和文学意味的。
我觉得，夹边沟纪事之不同于某些同类型的反思作品，它迟至新世纪之初才公诸于世却不觉其过时，反倒有种振聋发聩的新鲜感，首先因为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不仅是人物、环境、事件的真实，更是心灵的甚至潜意识的真实。前此的某些作品，总叫人觉得经过作者的处理与调和，使严酷的历史变味了，或美化了，或钝化了，总之是变得“好接受了”，尽管作者也在大声疾呼，但总觉隐去了一些什么。《夹边沟纪事》不是这样，它有一种中国史家传统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从它发表后的一些反映，不难看出其力度之强。多位死难者家属告诉作家，虽然他们身处偏远的西部，还是发现了《上海文学》上的这些文章，他们一页页地读，一页页地哭，他们将文章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化以告慰冤魂。从夹边沟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八十二岁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的一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本《上海文学》，他用了半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没有充分的强大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效力的。
《夹边沟纪事》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人权的卫护和对生命的珍重，对于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时的深层次揭示——虽涉笔政治层面，但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性的人。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把带来的食品分给诸难友时突然出现的激烈争抢场面令人震悚。一时感动分光了食物，旋即她自己便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越是拉开上海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夹边沟的强烈反差，她那奔波几千里地寻夫、哭夫、直至坚持亲自背回丈夫遗骨的行动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发强烈。作品的结尾很妙，多年后，作品的叙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眼看有一点点线索了，终于又放弃了寻觅，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消逝，给了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餐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泪下之作？
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感到，杨显惠的叙述具有一种魔力，能紧紧地抓住读者，语言似有黏性，在素朴、简洁的语句里，往往深藏着一种扣人心弦的心理能量，一种富于感伤情调的倾诉。这貌似无技巧的技巧，绝非一日之功。在人称、转述及故事的结构上，他都是很讲究的，而他的叙述的最闪光之点在于，随处可见的精湛的细节，它们全来自生活，并赋予作品深远的意蕴。
我知道，作者笔下这些惨烈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与酷哥辣妹的轻歌曼舞很不协调，与以美容和壮阳为核心的文化经济增长点时尚毫不相及，这是一些让健忘者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甚至厌烦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真的没有一丁点儿精神联系吗？极左政治对人的蔑视与金钱拜物教对人的蔑视之间就找不到一丁点儿相通之处了吗？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历史和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其实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