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你又走过去，他又说：“嘿，伙计，给我一个火。”于是你就说：“你没有烟草啦，你用不着火。”因此，你就不给他火种。半个钟头之后，或者一两个钟头甚至三个钟头以后，你再从旁边走过，那个人会很和气地招呼你：“来，火主。”于是你就来了。
你把手伸到铁栏杆里面，让他给你一把宝贵的烟草，然后你就给他点个火。
我们这伙当差的都是中间人和信差。我们在那些住在监狱里各个不同地方的犯人中间拉拢生意，并且替他们成全交易。当然，在这一来一往里面，我们得拿点回扣。有时候，成交的东西得经过半打中间人的手。于是，每一个人都要捞一点，或者用这个那个办法得到酬劳。
有时候，你会欠别人的情分，有时候，别人又会欠你的情分。因此，我一走进监牢，就欠了那个替我把东西偷运进来的犯人的情分。过了一个多星期，一个伙夫把一封信传到了我的手里。
这是一个理发师交给他的，理发师是从替我把东西偷运进来的那个犯人那儿收到的。因为我欠他的情分，我得把这封信传下去，不过，这封信并不是他写的。寄信人是他那座大厅的一个长期犯人，这封信要交到女牢里的一个女犯人手里。至于这封信究竟是写给她的，或者她也跟我们一样，只是一连串中间人里的一环，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她的模样，而且得由我把信交到她手里。
两天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藏着这封信，后来，机会到了，所有的犯人穿的衣服都由女犯人补好了。我们这伙当差里面有几个要到女牢里把大捆的衣服抬回来，我跟总当差商量好，他答应让我也去。
门一扇一扇地打开了锁，我们一路穿过监狱向女牢走去。我们走到了一间大房子里面，那儿有许多女人正在坐着补衣服。我瞟来瞟去地找他们告诉我的那个女人，我找到她，并且想办法向她靠拢。
这儿有两个鹰眼的女看守在值班。我手里捏着那封信，对那个女人丢了一个眼色，她知道我给她带来了东西。她准是早就在盼着了，我们一进门她就在留心谁是给她带信的人。不过有一个女看守站在离她两尺左右的地方。别的当差已经都拎起了该由他们背走的包袱，时间就要错过了，我假装包袱没捆紧，耽搁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犯人跟一个当差开了一下玩笑——不知是伸出腿绊了他一下，还是捏了他一把，或者搞了一个其他的名堂，这个女看守立刻朝那面望过去，把那个女人臭骂了一顿。至今，我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早就商量好了，故意叫女看守分神，不过我的确知道这就是我的机会。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已经把一只手从怀里垂到身边。我弯下腰来拎包袱，借着弯腰的姿势，我顺手把信递给了她，并且从她那儿收到一封回信。
转眼之间我把包袱扛上肩膀，那个女看守已经回过头来瞧我，因为我是掉在最后的一个当差，而且正在去赶我的同伙。那个女人交给我的信，后来就由我转交给伙夫，然后通过理发师的手，以及那个替我偷运东西进来的犯人的手，一直传到了另一头的那个长期犯人手里。
我们常常传信，由于这条传递链非常复杂，我们既不知道谁是寄信人，也不知道谁是收信人。我们不过是这根链子里的几个环节。往往都是在什么地方，不知怎么一来，一个犯人就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告诉我把它交给另一个传信人。
这一切方便，以后都是要报偿的，等到我直接跟当事人传信的时候，我就会从他那儿得到我的报酬。整个监狱里都布满了这种交通网。而我们这些控制联络系统的人，因为都是模仿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很自然地要从我们的主顾那儿勒索重税。尽管有时候，我们不过是爱管闲事，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得到重利的差事。
我在全部坐牢的时间里，一直跟我同住的伙伴把关系搞得很好。他替我出了不少力，反过来，他也希望我为他出力。等到我们出了狱，我们还要一道走走，因此，不用说，也要一道干干“买卖”，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匪徒——不过，算不上头等角色，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匪徒，会偷会抢，会穿墙越户，如果给逼紧了，还会不顾一切杀人。
我们常常坐在一起，悄悄地谈上个把钟头。他觉得在最近的两三笔买卖里该做些什么，而我也帮着他一起订详细的计划。我跟这种匪徒相处过多次，也见识过很多，因此，我的朋友从来也没有梦想到我只是在骗他，而且连续对他说了三十天鬼话。
他觉得我真正是块材料，因为我不笨，很喜欢我，同时，我觉得，他对我还有点好感。当然，我一点也没有跟他去过那种卑劣下流、偷偷摸摸生活的意思。不过，如果就此丢掉那一切靠他的交情得来的好处，那我也得算是个傻瓜。
一个人要是落到了地狱里的火山熔岩上，他就不能挑选自己的道路，而我在伊雷县监狱里的情形，也正是这样。我只好跟这种“亡命徒”混在一块，不然的话，我就得去干苦工，吃面包和水。而为了跟这种“亡命徒”混在一块，我就得好好对付我这个朋友。
监狱里的生活倒也不单调。每天都要出点什么事：那些犯人常常会发神经、发疯、或者打架，而那些当差的又会喝得大醉。其中的一个普通的当差，名叫浪荡杰克，是我们的“酒星”。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一个“泡在酒里”的醉鬼，而且就这样从总当差那儿得到了各种自由。二头儿匹茨堡·玖，也经常跟浪荡杰克一块闹酒。大伙一谈起这一对，都说只有在伊雷县监狱，一个人才可以喝过头，而不被抓起来。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搞明白，据说，他们喝的是麻醉药，这是他们耍鬼把戏从药房里弄来的溴化钾。不过，我可知道不管他们喝的是什么麻醉药，有时，他们的确会喝得大醉。
我们的大厅里是一个大杂烩，充满了社会上的垃圾废物——有先天的低能儿、堕落的败类、残废、疯子、白痴、癫痫人物。因此，在我们这儿，发神经病的事很流行。这种精神病好像还会传染。每逢有人开了头，其他的常会跟着发作。
我曾经看到七个人同时神经发作，弄得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惨叫。此外，还有六七个疯子也同时大吵大闹，不断地胡说八道。这儿的人除了往他们身上泼冷水以外，从来没有给他们一点治疗。即使想去请个医务见习生或者医生也是白费劲。他们都不肯为这种常发生的小事来操心费神。
其中有一个荷兰小伙子，大约十八岁，最容易发病。他每天都要来一阵，因此，我们就把他安置在底层的一个角落里，跟我们住在一排。看守因为他在监狱的院子里闹了几回，不愿意再为他麻烦，把他整天关在牢房里，让他同牢的一个伦敦佬陪着他。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那个伦敦佬有什么好处。每逢这个荷兰小伙子发作起来，那个伦敦佬就吓得浑身瘫软。
这个荷兰小伙子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他是个庄稼人的孩子，因为跟什么人打架，给判了九十天的徒刑。他发作起来的时候总是要先嚎一阵，跟狼嗥一样。他发作得厉害起来，就会一头栽倒在地上。我一听到这种拖长调子的狼嗥，通常都要抓起一把扫帚，跑到他的牢房那儿。
可是，杂役不可以拿钥匙开牢，我走不进去。他常常站在他那间窄窄的牢房中央，抽搐地发抖，眼睛向上翻，一直翻到只看见眼白，然后像孤鬼一样惨嚎。我虽然尽量想法子，也始终没有劝得那个伦敦佬去扶他一把。
每逢他站在那儿嚎起来，那个伦敦佬总是缩在上铺里，一面发抖，一面用吓得要死的眼光，紧紧盯着小伙子那种可怕的样子和他的往上翻的眼睛，听他在那儿一再地惨嚎。这种情形对那个可怜的伦敦佬，的确也很难熬。他自己的头脑本来就不大健全，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给逼疯。
我所能办到的一切，只不过利用那把扫帚。我可以把它塞进铁栏杆，抵住荷兰人的胸脯，在那儿等着。每逢他快要发作到极点的时候，他常常会开始前后晃荡。我可以随着他的晃，用扫帚来拦着他，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许会很可怕地向前一栽，到了他真向前栽的时候，我可以用扫帚挡住他，让他栽得轻一点。不过，尽管我这样做，他还是一直摔得不轻，他的脸还是会经常在石头地面上摔破。
一旦他栽到地上，抽搐地扭动起来，我就会往他身上泼一桶冷水。我不知道泼冷水究竟适宜不适宜，不过这是伊雷县监狱里的成规。从来没有谁对他用过别的办法。他反正躺在那儿，湿淋淋地，过上一个多钟头，就会又爬到他的铺上去。我知道，最好不要跑去找看守帮忙，本来嘛，一个疯病发作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隔壁的牢房里住着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因为在巴尔纳姆马戏班的剩菜桶里捞东西吃给判了六十天的人，至少，照他自己说的就是这样。
他是个脑子给折磨得很惨的家伙，不过，起初他倒也很安稳、很和气。他犯案的事实的确跟他说的一样。当时，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马戏场，因为饿了，就到剩菜桶里捞了点马戏班演员不要的面包和剩菜。他常常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那真是呱呱叫的面包，不过，就是看不见肉。”
后来，一个警察当场看见了他，把他逮住，他才到了这儿。
有一次，我拿着一根细的硬铁丝，从他的牢房旁边走过。他向我讨得很急，我只好把铁丝从铁栏杆当中递给他。他马上不用工具，单凭指头，把它折成好几个小段，然后把它们变成了半打挺合适的安全别针。他是利用石头地面把针头磨尖的。从此以后，我就狠做了一阵别针的生意。我供给他原料、贩卖成品，实际的工作全由他来干。作为工资，我经常多给他几份面包，有时，还偶尔给他一块肉或者一根有骨髓的烧过汤的骨头。
不过，坐牢还是对他发生影响，他的性情变得一天比一天暴躁了。那些当差都喜欢逗弄他。他们让他的脆弱头脑里，充满了他会继承一大笔遗产的念头。他们说，他所以会给逮住、关进监牢，是因为有人要抢走他的财产。当然，他自己也明白，没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人从桶里捞东西吃。因此，他是给冤枉关起来的。这是一个剥夺他的财产的阴谋。
起初，我是因为听到那些当差都在哈哈大笑地谈论他们逗他的经过，才知道了这件事。
接着，他就跟我一本正经地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起他的百万家当以及那个要剥夺他的财产的阴谋，并且委派我做他的侦探。
我想尽办法，来慢慢打消他这种念头。我劝得他完全清醒了才走开。不过，我没有办法让那些当差不再麻烦他，而他们偏偏逗得比以前还要厉害。最后，经过了一场非常剧烈的争论，他跟我闹翻了，撤消了我的私人侦探的资格，开始罢工。
我的别针买卖完蛋了，他再也不肯做别针了。每逢我从他的牢房旁边走过，他还会拿别针原料隔着铁栏杆来打我。
我一直没有办法跟他讲和。逗来逗去，他们终于用那套鬼话把他逼疯了。这个无中生有的阴谋一直在折磨他的头脑，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要杀人的疯子。看守都不要听他那些给人偷走几百万财产的话，于是他又指责他们也参加了这种阴谋。
有一天，他把一罐热茶泼在一个看守身上。他们马上调查了一下他的案情。看守长在牢房的铁栏杆外面跟他谈了几分钟。后来，他们就把他弄走，交给医生去检查。他一直没有回来，我常常怀疑他是不是死了，还是给送到了什么疯人院里，仍然在那儿胡言乱语地讲他的百万家当。
最后，总算到了我刑满释放的那天。
三头儿也是在这一天给释放的。我替他搞到手的那个坐过短期牢的姑娘，正在监狱的墙外面等他。他们快快活活地一道走开了。
我跟我同住的伙伴也一道走了出去，接着又一道走到了巴法罗。
我一直在等机会溜走。我从街上的一个流浪汉口里，设法打听到了一列货车开出去的时间。
马上我就计算好了时间。
时间到了，我跟我同住的伙伴正在一个酒吧间里。我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冒着白沫的啤酒。我本来想说声再会的：他一直对我很好。可是我不敢。
我溜出酒吧间的后门，立刻跳过了篱笆。我溜得很快，几分钟之后，我已经登上一列货车，在纽约到宾夕法尼亚的铁路上，一直奔向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