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袁敬华站在自家低矮的房门前，看到两个聋哑姐妹往学校方向走去，不久又走回来，如此反复。她尾随而去，发现了真相：钟声响过，别的孩子进了教室，这两姐妹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之后便落寞地往回走。原来，学校不收聋哑孩子。这件事牵动了袁敬华心底最善良的神经。她呆呆地站在那里，难受一阵紧似一阵。
其时，袁敬华高考落榜，老师同学鼓励她再复读一年，家人已经在县城给她找好了工作，但是两姐妹蹒跚的背影突然占据了她的脑海，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她出人意料地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教这对聋哑姐妹读书。
她的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这样做，你的前途在哪里？”父母问。
“我不要什么前途，只要她们有书读！”她的态度十分坚决。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家厨房里摆上了三只小板凳。十三岁的陈海霞、十二岁的陈海彬这对聋哑姐妹，平生第一次背上书包，欢天喜地来上学了，老师同学各就各位——如今闻名遐迩的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学校就是从这三只小板凳起家的。这是1992年9月。
十七岁的姑娘善良又单纯，袁敬华想到自己已经接受了高中教育，身体健壮，精神健康，花儿一样在阳光下成长，由己及人，她想让聋哑孩子也能嗅到知识的芬芳。帮助残疾儿童是全社会的责任，没人分派，袁敬华就把重担揽到了自己稚嫩的肩上。
善良从眼泪里品出甘甜
办学伊始，袁敬华只用手势跟学生交流，但发现事倍功半。于是，她突发奇想要让她们开口讲话。她从发音入手，先让孩子看她的口型，再让孩子摸她的鼻子，再让她们摸自己的脖子，感觉发音时声带如何振动。她没有丝毫经验，只能摸索着前进。二十多天过去了，没人开口说话，袁敬华着急，她跑到村子外的土丘卜哭了好几次。
“从小这俩孩子就聋了哑了，人家大医院都不能治，你个半大孩子就能行？”父母对此一直充满怀疑。袁敬华没有气馁，继续教她们摸脖子看口型。“我不知道到底会怎样，可我知道不做就注定没指望。”
一个多月后，两姐妹先后都开了口。袁敬华喜出望外。她赶紧把两个孩子领到父母面前，她们拉着两个老人的手，一遍遍喊“爷爷、奶奶”。袁敬华的父母被感动得流泪了。
原先堆满锅灶、柴火的十二平方米的厨房，很快被父母清理干净，成了正式的教室。父亲找来一块三合板，她用毛笔蘸着红漆在上面工整地写上：夏津县渡口驿乡三屯村聋哑学校。父母帮她挂到了大门外。
两姐妹的开口，父母的支持，让袁敬华有了底气。
她到附近村里去劝解、说服，又“求”来了五个聋哑孩子。日子在一天天向前推进，孩子也一个接一个地张口说话。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如果说最初的三十个孩子都是袁敬华“求”来的，第三十个之后则都是自己求上门来的。到1995年，袁家院子里已经有了四十五个孩子。孩子们要吃要住要学习，发面的盆升级成最大的瓷盆。袁敬华和她母亲每天要揉五十多斤面粉，蒸一锅锅热腾腾的馒头；床铺渐渐不够用了，寒冷的夜晚，袁敬华搂着几个孩子睡在塑料布搭成的草棚里，一遍遍给他们盖被子。学生多，厨房容纳不下了，父母想法又盖了一间小东房。每个孩子一年六十元的学杂费常常令袁家捉襟见肘。家中几亩地的收成一年年都贴进了学校。每年年底，袁敬华还要算计着明年得再养几头猪，才能够还上欠债给学生添点新学具。
这个农家妹子不怕吃苦，也舍得吃苦，想想孩子的笑脸，家长的欣喜，不苦哪知什么是甜？
将善良进行到底
虽然父母理解了她的选择，但村里人并不理解。每当她从街上走过，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地叫她“哑巴老师”，还说她家里养了一群小哑巴。年少的她忍不下这口气，与他们据理力争：哑巴不是孩子们的错误。再说现在他们已经能说话，即使能说一个字也不叫哑巴。口舌之战尚属小事，最可怕的是到了二十六岁，还没有人上门为她提亲。
她从事着世上最高尚的事业，得到的却是最卑微的待遇。
很多时候，袁敬华只是需要一句肯定的话语。但她发现，人们都很吝啬。从1992至1997年六年间，没有任何上一级组织光顾过袁家小院，当然了，袁敬华也就不可能听到什么认可和肯定。不要说这只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即使再成熟的人也难免会感到委屈、彷徨。
在那些漫漫长夜里，袁敬华长时间地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心里默念道：“孩子啊，快快开口讲话吧，快快成为健全的人，让老师也挺起脊背直起腰来。”
袁敬华每天都写日记，每篇日记的最后都忘不了写这样一句：“挑战人生，永不回头！”教室虽小，她也不忘在墙上辟出一块干净地方，写上“坚持不懈”，每天她都要看上几遍。袁敬华从不同角度磨砺着自己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