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浩劫结束了。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要想从旷日持久的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要想从思想的禁锢和经济的困难中走出，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可达目标；要摆脱羁绊走上真理之路，更要经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探索。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父亲个人的政治命运，一时之间还无转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且提出了“两个凡是”，也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文革”也已结束，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影响绝不会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毛泽东毕竟是一代伟人，毕竟是建国以来新时代的代表，毕竟是已经被神化了的个人崇拜的偶像，是否忠于毛泽东，在那个时候，仍然是一部分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这种思想方式，并不是哪一个人个人决定的，而是在长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气氛下，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让邓小平复出，仍然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家还住在宽街。在继续“批邓”的政治大前提下，父亲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到了10月，因为天气转冷，我们把院子里的地震棚拆了。余震虽然一直没有发生，但大地震给人们心中留下的恐惧不会轻易消失。人们住进了屋里，但还在采用各种办法预防再震。像许多北京老百姓一样，我们也在屋里的床上面搭了木板顶棚，算是有备无患吧。粉碎“四人帮”的热烈情绪仍然在人们心中燃烧着，但是，继续“批邓”的声音却让人们感到不协调和不耐烦。在社会上，关注邓小平的命运，希望邓小平再次复出，已变成人们街头巷议的热点话题。但是，在继续坚持“两个凡是”和“批邓”的大前提下，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仍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12月4日，父亲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三零一医院派医生到我们的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临时性的导尿处理。医生走时，给我们留下一些药品，还嘱咐要给父亲打针。我是学医的，会打针。邓楠为了尽孝心，也要学打针，可是，总不能在父亲身上学呀。邓林就说：“我不怕痛，在我身上练习吧。”我们给父亲打针换药，只能进行一些临时性的护理。看着父亲的病一日重于一日，大家十分着急。12月9日，父亲的病情加重。在我们的要求下，10日晚上十一时后，父亲被送进三零一医院住院治疗。
为了邓小平住院，三零一医院进行了精心准备。当时南楼五层一整层准备作为外科病房，刚刚装配完毕还未启用。因邓小平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住院也不能和外界接触，所以正好让邓住进南楼五层。邓住进去之后，走廊的一边有人看守，另一边则将楼梯的门锁上，以防消息“走漏”。那时候，南楼还是新的，而且整个一层楼都归我们住，真是太“奢侈”了。一开始，是妈妈、邓楠带着小眠眠跟随着去陪住，后来看到医院的领导、医生和护士对我们都挺热情，索性我们也都跟着住了进去。反正是整一层楼，有那么多空着的房间，就是我们全家人都搬进去也够住的。医院对我们好，我们也就“放肆”了起来，不但连家带口地住在里面，还带上电炉子生火做饭，好像要把整个家都搬进去在那儿过日子似的。12月的12、13日，医院两次请中国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为父亲进行会诊，并决定进行手术治疗。
这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个多月了，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老同志都在四处活动，争取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叶剑英等人也在努力做工作，以实现邓小平的再次复出。邓小平再次复出，已是众望所归，势不可挡，剩下的只是时机和方式问题。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内容是中央下发的《王、张、江、姚罪行材料之一》。在病房里，父亲看完这些材料后，把文件一放，郑重地讲：“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其实，不只父亲一人这样认为，“四人帮”实在是罪大恶极，单凭《材料之一》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就足以将其定罪。全国人民都盼望着早日将这些历史的罪人送上人民的审判台。
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医院给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12月24日，父亲在三零一医院施行前列腺部分摘除手术。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手术后父亲康复得也很快。
邓小平住医院，虽说要保密，但是，这个“密”是保不住的。南楼五层那通明的灯火，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到底是谁，这样神秘地住在那里？不久，风声渐渐地传了出去。邓小平住院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平时，南楼五层有人看守，而且走廊的大门是关着锁着的。很多人想来看望邓小平，却进不去。后来，有的人摸清了规律，每当医护人员出去吃饭时，走廊的门就会开锁，趁着这个机会，就可以进去。第一个来“闯”关的，是余秋里。记得那天，老将军余秋里，甩着在战争中仅剩的一只胳膊，大声地喊着：“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说着便跨着大步径直地走进门来。在病房里，父亲见到余秋里十分高兴。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聊天，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故事。因为原来就挺熟的，我们也没顾忌，口无遮拦地说：“余叔叔，人家都说，开会传达粉碎‘四人帮’时，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人没鼓掌，那就是你。是吗？”余叔叔哈哈大笑着说：“他们这些人，尽拿我开心！我一只胳膊，鼓不成掌啊。不过我有办法，我用一只手敲桌子！”说得我们大家也跟着欢声大笑。余叔叔走的时候对父亲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余秋里来后，消息封锁不成了，隔离也就自动地解除了。此后，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分别亲自到医院看望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病治好了，本该早日出院，但是，我们宽街那个房子在地震中损坏得太厉害，已不能继续住下去了，父亲就在医院多住了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许多住在医院的军队干部都来看望邓小平。消息传开后，更多的人从外面来医院，专门看望邓小平。三零一医院的南楼五层，简直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会客之地。
1977年的新年，我们全家是在三零一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五十五天后，父亲康复出院。
出院后，在叶帅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我们进去一看，感觉很不一样。房子不错且不用说，里面竟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大厅，到底是“文革”新贵，还真是挺会享受的。我们住的这个二十五号楼，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
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是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4月10日，父亲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父亲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这封信中，父亲鲜明地提出要准确地和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月3日，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他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在那段时间里，中央有些人曾要求他写一个检讨，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父亲坚决回绝，表示不再写检讨。对于“天安门事件”，他说：“我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在粉碎“四人帮”九个月之后，1977年7月，邓小平终于再次复出。
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光辉的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