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时的毛泽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这样记述的：“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那天凌晨三点多，地震波及北京。主席在6月因心肌梗塞已经抢救了一次，到了7月，病情才稍稍平稳了些。他的卧室太小，医疗器材放不下，医护人员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将主席的大床搬进书房里，也就是人们常看见主席会见客人的地方。地震发生后，主席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我们正在睡觉，震醒后，起身就往书房跑，当我们来到书房，看见主席躺在床上，就用了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砸着。天亮后，经医生同意，我们又将主席搬到旁边防震的房子里。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在新华社的内参和各大报上，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重病之后，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了。以前先是眼睛看不见，我们念文件给他听，1975年夏天一只眼睛动了手术，戴上眼镜能看见字迹了，可是听力又减弱了。是主席看了报告后亲自圈阅并同意华国锋去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民的。”
8月份，中央三次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8月28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常委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到了9月2日，毛泽东病情更加沉重。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
从毛泽东病危到处于弥留状态这些情况，我们这一家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像全城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忙于安排震后的居食问题。
地震的当天，天降豪雨，我们搭的塑料布棚子塌了。白天，人还可以呆在走廊里，可到了晚上，全家十几口人都不能进屋，住在哪里啊？我们全体开动脑筋想办法。经过一番设计，我们在客厅里竖着摆了三排三屉桌，用三排桌子当间隔，上面搭上木床板。在床板下的木地板上，铺上褥子，再在褥子上面放上被子和枕头。嘿，这个地铺看上去还真不错，不但外观很好，而且完全符合抗震力学原理，十分安全。就是再有余震，掉下根房梁也砸不坏。我们接上电源，在地铺边上放了一个台灯，这样既可以照明又可以看书。我们还安排每天晚上轮流值班守夜，万一再有大震，可以及时报警。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的抗震生活，便正式开始了。到了晚上，全家人从院子回到屋里。大人小孩一个一个钻到桌板下面。最高兴的是孩子们，简直就像“过家家”一样，又叫又笑，兴奋之极。我们这些大人也都觉得不错，全家人一起睡在床板之下的地铺上，舒舒服服热热闹闹。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安全、舒服、照明都考虑到了，却没有想到三屉桌太矮了，我们年轻人一钻就进去，毫无问题，但对于父亲母亲奶奶这样的老人，要进去可就困难了。特别是父亲，快七十二岁了，腰腿都不方便，钻进去和钻出来都挺费劲的。一时我们也想不出别的抗震的办法，先这么凑合着吧。晚上，夜深了，一家人都钻进了“抗震棚”，好不容易安静了下来。可能是白天干活儿干得太累，大家很快就都睡着了，有的还打起了呼噜。在一盏小台灯下，守夜的人一边听着外面的响动，一边看书。夜深沉寂，万籁无声。慌慌张张地忙乱了一天，没有想到，天摇地动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宁静。
在地铺上住了三天，我们发现不行了。问题还是出在父亲身上。父亲患有老年性前列腺肥大，每晚都要上几次厕所。每次上厕所，从床板下出来，他都要低着头，弯下腰，屈着腿，十分费力。费点劲儿还好说，有时还会磕碰着头。我们看着父亲这样真是心疼，可是，谁也代替不了他呀。不行，还得再想办法。还是得住到屋子外面去。一开始，我们抬了几个木板床，简单地用支蚊帐的竹竿支着塑料布搭了个棚子。但这个塑料棚子实在是弱不禁风，一阵风来，就会吹飞塑料布或吹开个大口子，害得我们每天忙于修修补补。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办送来了两块搭盖大卡车用的军用苫布，这可派上了大用场。大家集思广益，主意越来越多，方法也越来越先进。经我们不断改造，一个新的抗震棚子搭好了。要说这个新棚子，还真挺不错的。几个木板床并排放着连成一片，四边都支上了木头桩子。中间立上一根粗粗的长木头，高高地支撑起帆布大苫布，当做顶棚。为了防雨，我们把塑料布在棚子四周一块块接好，严严实实地从顶挂到地，很有点风雨不侵、严阵以待的味道。我们再在床上挂上蚊帐，这下子连蚊蝇都不怕了。我们也是有点儿得寸进尺，最后不但把电灯支到了棚子里，还把电视机都搬了进来。到了晚上，全家人挤到这个大大的棚子里。父亲在灯下看书，妈妈和奶奶钻在蚊帐里扇着扇子聊天儿，眠眠和萌萌打打闹闹，而我们呢，有人看电视，有人则把麻将和扑克牌都拿了出来，摆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挥千军万马的营帐，大概也不过如此，起码，他总没有电视看。后来，中办又送来了一个军用帐篷，我们虽把帐篷支好，却没人进去住。大热的三伏天，太阳一晒，帐篷里足有四十度，又热又闷，比我们那又透风又热闹的大抗震棚子差多了。
8月22日，是父亲七十二岁大寿。按照现在又是被打倒又是地震的情况，应该是没心思过生日了。但我们想，父亲是属龙的，今年是龙年，是父亲的本命年，本命年的大寿是一定要过的。越是有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为父亲祝寿。这个大寿，不但要过，而且要过得高兴过得好。为了显示“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成果，我们不让奶奶这个专家动手，而由我们三个姐妹主厨。按照现有的条件，我们先是正经八百地拟了一个菜单，大家传阅，没有意见后，我们便系上围裙，开始在厨房生火做饭。掌勺炒菜的是我，打下手切菜的是邓楠，做凉菜的是邓林。七手八脚地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终于饭也做熟了，菜也炒好了，汤也煮热了，我们非常得意地把大圆餐桌摆得满满的。父亲表扬了我们：“不错。”母亲说：“女儿们的孝心嘛。”奶奶则不以为然地说：“晓得味道好不好？”我们全家十几口人，欢欢喜喜地给父亲庆祝了七十二岁大寿。什么“批判”也好，“打倒”也好，地震也好，我们都能从容应付。乐观主义，困境中的乐观主义，永远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我们一家人最显著也最自豪的特点。
我们在宽街的家有个院子，度过地震后的日子从容多了。但大多数北京市民们，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要一出家门，就可以看到那满街满巷的人啊。每家每户都把床铺搬出了屋子，搬到了大街上。可是，大街上也挤呀，每家能用的地方实在有限。要抗震，又要防暑，老百姓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木床上支个塑料棚子。白天，原本就是酷暑难当，塑料棚子里就更热了。晚上，一张床上得睡好几个人，要不就是有人睡着有人坐着，轮着休息。副食供应平时就很紧张，一闹地震，东西就更难买了。最苦的是那些孩子们，别说牛奶鸡蛋了，想都别想。大人小孩儿，凑合着吃饱肚子就不错了。睡得不安，吃得不好，中暑生病的大有人在，可在那个时候，看病也不容易。我们家有两个孩子，买不着鸡蛋，全家人就急着到处去找。我们的朋友王兴和张九九听说我们家的孩子没有鸡蛋吃，特地到乡下找人买了几斤鸡蛋叫我们去拿。我和贺平对王兴和九九说：“真太谢谢你们啦！”他们说：“当年在江西，老爷子还给我们找烧火用的木炭呢！”从王兴家取了鸡蛋后，我们高兴得飞也似地骑着自行车回到宽街。看着这些鸡蛋，全家人乐得喜笑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