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日，党报党刊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在“总攻击”的号召下，更多的、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批判和打倒。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中央文革诬为“最大的保皇派”，贺龙元帅被林彪点名说成是“大土匪”，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省级和军队领导纷纷倒台。在疯狂残酷的批斗中，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害致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级政权“一朝覆亡”，各级领导陆续被打倒，真正是一个疯狂的年月。
但是，仅仅打倒各地党政领导，还不能满足林彪一伙和中央文革的野心。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从1月份开始，造反派在上海夺取了市的党政大权。由此开始，在毛泽东的肯定下，又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运动。以“文革”造反派为主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及组织。
对于夺权运动，毛泽东不仅赞成支持，而且把它作为实现其继续革命理想的一项重要措施。他的理想，就是要通过这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打破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权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化的新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的具体形式，就是建立像巴黎公社那样的、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全新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否就是他心中所期望的那种“大治”？如果是的，那么，就事与愿违了。在“大治”之下，掩盖不住的事实，是继续的大乱，是那业已失控的、不可收拾的、更加严重的大乱。
造反派冲击学校，冲击地方党政机关，进而冲击军队，大规模混乱事件接连发生。1月底，新疆石河子发生造反派冲击军事单位造成流血事件，成都发生军队与造反派对立的“镇反”事件，西宁发生军队被迫反击造反派冲击开枪死人事件，武汉发生因造反派冲击报社和军队引发的军队“抓人”事件，广东、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地，各类事件也都遥相呼应似地接连发生。
“文革”开始以后，先是发生批斗抄家的疯狂行动，继而大批干部被迫害打倒，直至爆发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这一切一切，使许许多多的人，从刚开始的惶惑，变成不安，变成抵触，变成了愤怒。
2月，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等老干部为一方，与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这一批功勋显赫、为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的老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军委会议上控诉“文革”中发生的暴行和非法行动，怒斥中央文革的阴谋和倒行逆施，其言语之激烈、情绪之激昂、怒气之喷薄，真可谓正气凛然、痛快淋漓。
但不幸的是，这些正气之声，不但未能唤醒毛泽东，反而让他认为由他亲自发动的这一场革命运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和阻力。他严厉地批评了这次被冠以“二月逆流”的抗争，同时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力，继续深入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却又总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革命”运动。
在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判了刘、邓。并在此时成立了专门用以调查“罪行”的“刘少奇专案组”。
在批判加剧的情况下，对于刘、邓，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公开点名，也成为必然。
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其中除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以外，给邓小平也冠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号进行公开批判。
公开批判，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点名，但人所共知，这就是打倒。
在那个非常时期，批斗，是不需要请示的，揪出来就可以斗，谁揪出来谁就可以斗，什么时候揪出来什么时候就可以斗。打倒，也不需要批准，只要上面——当然是指林、江等文革大员——有人暗示，或者造反派认为应该，就可以把人揪出来。批斗会一开，口号一喊，就算是罢了官，也就算是打倒了。不过，如要打倒党和国家的高级或最高领导，还得有一个“正式”的“程序”，那就是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点名也分不同形式，一种是公开指名道姓的点名，另一种是不点姓名而冠以一个特定的名号以进行点名。在那时候，点名，的确是件大事，点不点名，点谁的名，什么时候点名，怎样点名，还是一种“待遇”呢。
党的最高报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
4月3日，父亲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从1月12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
给毛泽东的信送走了，却一直没有回音。没有回音，只有等待，在不测的险境中无助地等待。
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家，批斗了这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次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贴出答辩的大字报，几小时便被撕毁。同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号称三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对刘少奇的批判已变得疯狂，父亲和我们一家人做好了思想准备，以应付更加严酷的局面。
到了5月，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我们家，找父亲谈话。汪东兴对邓小平说，主席最近刚回到北京，让汪东兴来看看邓小平。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听完汪东兴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后，邓小平表示，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他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汪东兴把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
不久之后，一天深夜，院子里黑漆漆的，我们全家人早已熟睡。也不知是几点钟，突然我们孩子们住的西屋里电话铃不断地响了起来。我懵懵地跑去接电话，只听总机说，一组（毛泽东处）秘书要找秘书王瑞林讲话，可王不在办公室值班，让找一下王来接电话。其实，王秘书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只是家中没有电话。把王秘书叫来不久以后，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我们那个在中南海怀仁堂边上的家中。
王秘书带着徐业夫到父亲的卧室把他叫起来，告诉说主席要找他谈话，父亲赶紧起身。徐业夫没有让带警卫员，接着父亲一个人走了。父亲走后，母亲很紧张。要知道，自“文革”后开始批刘、邓以来，毛泽东一直未找邓谈过话呀。
天快亮了，父亲才从主席处回来。父亲告诉母亲，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他向主席详细讲了。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父亲说他向主席表示接受批评。父亲问主席，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汇报找谁？主席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动和支持下，对刘少奇的狂暴批判不断加剧升级，至9月，大报小报批刘文章达一百五十余篇。7月初，中南海外“揪刘”造反派迫刘写出检查。同月13日，建工学院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成立了正式的“揪刘火线”。在中央文革的策动支持下，“揪刘火线”迅速扩大。一时间，旗帜标语如潮如海，营寨席棚连绵不断，高音喇叭震天刺耳，数万人围困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造反派就地轮番揪斗各部各省的“黑帮”和“走资派”，并在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下轮番冲击中南海各个大门。
批判刘少奇可谓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但对于邓小平的批判，则显得相对温和。其中的原由，一是因为刘少奇是第一号“最大的走资派”，首先要打倒的就是他，当然声势不同。二是因为，到了此时，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将刘、邓的处理加以区别。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无产阶级震怒”，最主要的是对着他原本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而发的。对于邓小平，虽然他的不满从60年代以后逐渐增加，但“气”远不如对刘的那样大。同时，纵观毛泽东前后讲话和做法，可以证明，对于邓，他始终心存一份赏识。刘、邓在“文革”中犯“错误”以后，毛泽东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平后来对此曾说过：“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在邓被打倒以后的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曾单独与他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从这个谈话看，毛泽东在批判和处理上区别刘、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留着邓，到了需要的时候，也许还可一用。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和这一番用心，父亲不可能知道。受到批判后，特别是在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后，他整日在家，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找他谈话。那时我们这些孩子还和他住在一起，并且还可以随便出入中南海，因此，通过我们，他对外面大批判及大混乱的情况还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像中南海中其他受到批判的高级领导人一样，他也被要求看中南海内造反派贴出的大字报。但他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要求向造反群众写检查，也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造反派批斗和冲击，只有一次在外出看大字报的时候，被中南海的“革命群众”围攻过一次。当时一定是有人进行了疏解，因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面对报刊的点名，面对对他的种种攻击、诬蔑，甚至造谣中伤，父亲看着，听着，承受着，忍耐着，心中怎能平静？但是，也许因为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已炼就无畏无惧；也许因为在他六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早已有过不寻常的坎坷磨砺，所以面对非常局面，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面对不可预想的未来，他虽不可能心中无思无虑，却仍可以沉默待之。从每日的起居和活动，我们看不到父亲有什么变化，表面上看情绪也没有明显的起伏，依然是那样的沉默，依然是那样的无言。
当时，我们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我们惶惑，我们不理解，我们愤怒，我们觉得委屈。但从父亲身上，我们能够或多或少、似懂非懂地获得一点保持镇定的力量。我们家的孩子，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爱我们的爸爸，深信我们的爸爸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让我们揭发批判我们的父亲，不写不行，写又不能无中生有，于是我们姐妹三人聚在一起，好歹拼凑了一些，写成贴出，任凭造反派说我们不肯揭发或是避重就轻。
在我们家的外面，整个中南海内大字报和标语铺天盖地。在中南海的外面，“揪刘火线”已扩大到刘、邓一起揪，更是形势危急。我们这一家人，父亲、母亲、祖母和子女们，像大海狂涛中的一叶孤舟，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只能更加紧紧地聚在一起，用信任和亲情来相互安慰和支持，以获得心灵上的镇定。
批判的前景如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不可能预测。但是，批刘升级的前车之鉴，使我们对事态可能向进一步恶化的方向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