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件。这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不能看文件，也不能看书。这种状况，等于把毛泽东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和乐趣，统统剥夺了。毛泽东这时所经历的无奈、焦虑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处于这种状况，为之操心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的同志们。毛泽东的眼疾，能不能进行治疗，但怎样治疗，怎样确保安全地治疗，成为中央政治局关心的一个大问题。1975年7月6日，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痛，主持召开了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治疗方案。7月20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定给毛泽东的眼睛施行手术治疗，并具体研究了手术实施方案。
要治白内障，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毛泽东不爱看病，更不喜欢做手术，但是只有做手术才能让他重见光明，他终于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进行手术治疗。7月23日晚，由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主持，给年近八十二岁的毛泽东施行了白内障治疗手术。周恩来特地从他所住的医院出来，前往毛泽东的住处，一直守候到手术安全顺利施行完毕。手术后，毛泽东可以戴上眼镜重新看见东西，心中甚是高兴。重获光明，能够重新看书、看文件和批文件，毛泽东的心情自然而然地好了很多。
在毛泽东治眼睛的时候，全面整顿的工作正在更大规模地展开。对于全面整顿和整顿所取得的成效，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和赞成的，但对一些他认为有疑义的问题，也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如科学院草拟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在毛泽东处就没有获得通过。当举国上下为全面整顿的新风所振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毛泽东所患白内障经治疗虽有好转，但眼力仍然不好，所以毛泽东看书时常会请人代读。8月14日，北大中文系女教师芦荻给他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毛泽东一边听，一边随意地谈了对一些古典小说的评价。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然后谈到了《水浒》。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每一部古典名著不但极其熟悉，而且均有独到的见解。在他重读《水浒》的时候，他一边听，一边有感而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事件偏偏就由此产生了。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发一点议论，发什么样的议论，都无关大局。可这次发议论的却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绝对权威和无尚崇高地位的毛泽东。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哪怕是有感而发的随便的一句话，都会变成“最高指示”，都是至高无上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定都记得，每当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立刻就会迅速地“传遍祖国上下，大江南北”。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人们立即就要拥上街头，拥到天安门广场，去欢呼，去游行。“文革”中的许多“革命进程”，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进行的。一个“最新指示”的发表，往往预示着一场新的“运动”或者“斗争”的爆发。更何况，在“文革”中，还有像“四人帮”这样一些“有心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毛泽东的新动向和新言论，一旦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立即会“不失时机”地加以渲染和利用，作为他们的“战斗”武器。
毛泽东谈《水浒》的当日，教师芦荻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文。当天，“四人帮”的大笔杆子姚文元便得知此事。他如获至宝，感觉到时机来了，立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提出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信后欣然批示：“同意。”
这样一来，“评《水浒》”就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8月28日，在姚文元的策划下，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长于会泳等开会，说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她居心叵测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四人帮”的精心部署下，8月31日，党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8月28日的短评。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评〈水浒〉》。看看这篇文章的小标题吧：一、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二、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三、一套投降主义哲学。但凡是明眼人，一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小标题，便可知道该文蛊惑人心的用意。《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由“四人帮”一手制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运动。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在“四人帮”的策划下，该社论把评论《水浒》说成是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一下子造成了开展大批判的气氛，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与“四人帮”作最后的斗争。
在这个危难时刻，邓小平的心，与周恩来紧紧连在一起。8月7日，周恩来到手术室做治疗，他的忠诚的战友邓小平在医院守候着。9月17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9月19日上午，邓颖超到邓小平的住地，与邓小平谈周恩来的治疗情况。周恩来目前的病况，实在不容乐观。
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他对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他还特别有所寓意地说，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在其光辉的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20日下午，医生准备给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他用很长的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最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四人帮”一伙曾经阴谋诬陷周恩来是“叛徒”。周恩来自知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知道，“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放过他。他要白纸黑字地用铁的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他要使一直妄图置他于死地的“四人帮”的诬陷阴谋破产。周恩来，这样一个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要用这样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清白和忠诚，难道不是一件让人不忍回首的可悲可叹之事吗！
在完成了这最后的心愿之后，躺在推向手术室的平车上，周恩来向旁边的人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听到呼唤，邓小平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手。他用力地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进入手术室前的一刻，周恩来用他生命的全部的力量，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听着这悲怆和愤怒的呐喊，所有在场的稍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次的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周恩来再一次用顽强的生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不幸的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周恩来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医生认定，已经无法医治了。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倍感伤心，他指示医疗组，要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这是邓小平此时能够为他的老战友、他的兄长所做的唯一的事了。十六年之后，1991年的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仍然十分感触。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清楚地回忆着当时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况，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语。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周恩来在生病的过程中，一共做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9月，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全身癌细胞继续扩散。面对难以忍受的癌病的痛苦折磨，他毫无惧色，意志坚强。面对近在眼前的死亡，他神情自若，心怀坦然。他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的襟怀，交待了他的后事。他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遗体解剖，他对医务人员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交待，对于他的后事，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他早就和他的终身伴侣邓颖超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使周恩来感到担忧的，仍然是党的前途，是国家的命运，是“四人帮”的横行猖獗，是真理还没有战胜谬误。看着“四人帮”的猖狂，看着形势的恶化，看着他的战友们面对的险境，他实在是放不下心。10月11、12、17日，周恩来先后同前来看望的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谈话。11月2日，他同邓小平进行谈话。11月3日，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谈话。没有人前来探望的时候，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眼睛向上望着，好像透过了天花板，望着那深不见底的太空。他时而陷入沉默，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