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周恩来于5月8日主持召开的常委会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将要开会，贯彻毛泽东5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也就是对江青一伙挑起事端、掀起批判所谓“经验主义”进行批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5月21日至27日间，周恩来就传达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等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张春桥在军队作出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讲话后，影响很大;并说，小平同志曾就张春桥讲话中强调“反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向毛主席进行了请教。周恩来写信的目的，是要在会前向大家讲明，邓小平曾当面向毛泽东请示了有关问题，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在看到周恩来的这封信后，补充道：他向主席请教时，还提到了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
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十分不满，便在这封信上横加批语，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
看到张春桥的诬蔑，周恩来于27日强撑病体，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一向为人温厚礼让的周恩来，用激愤的言辞写道：“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接着，周恩来用很大篇幅，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详细地批驳了张春桥的恶意指责。最后，周恩来愤慨地写道：“我这段回忆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会还未开，火药味道就已浓烈如此。
秉承毛泽东的意思，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讲话精神，对江青等人进行“帮助”。
会议还没有开始，便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坐在会议桌的一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坐在对面的一边。
会上，邓小平发言。他严肃而郑重地说，5月3日主席在政治局的讲话，提到了党内生活的很多原则，这是告诫政治局这个党的核心机构的。这对于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这样，才能给全党做出榜样。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江青一伙的错误，说，4月23日，主席批示后，27日政治局就讨论。有的同志说这次会议上讲话过了头，也有同志说是突然袭击、围攻。我认为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百分之四十的问题都没有讲，讲了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去年的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却说成是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意思，后来由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提出要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别的事情都不那么雷厉风行，批经验主义却是雷厉风行。主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但是却钻出来这么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邓小平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这次会上，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严肃尖锐的批评。会议的最后，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一些检讨。江青等人还被迫写出书面检查。
毛泽东为了支持邓小平而批评了江青，他只是要杀一杀江青的狂妄气焰，节制一下“四人帮”对“安定团结”的干扰，给邓小平创造一个能够工作的气氛，但他绝对不是要打倒江青。他希望通过这次批评，江青能够有所收敛，邓小平也应该满意了。他甚至希望从此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冰释前嫌，在未来进行合作，起码也要相安无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让江青找邓小平谈谈，意在促进两人和解。迫于毛泽东的压力，江青不得不放下架子，“屈尊”到邓小平家找他谈话，假意做出一副“诚心诚意”的样子。
我们全家都记得那一天，说是江青要来我们在宽街的家，全家人立即戒备十足。妈妈吩咐，在家的人各自呆在自己的屋里，谁也不许出来。如果江青借口要看一看窜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许随便说话。要知道，随便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可能就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乎，好像防瘟疫一样，我们一个个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全家壁垒森严。从窗帘缝里，我们看到江青来了。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身上披着一件长长的外套，还是那样一副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却极其做作的样子。父亲在会客室等着，没有出迎，连母亲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露面。江青径直走进父亲的会客室，与她的“敌手”邓小平谈话。谈话的时间并不长，江青从会客室出来时，父亲也没有送。江青就这样地来了，又这样地走了。这次谈话，没有争论，但也没能缓解双方的矛盾。父亲后来回忆时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其实，邓小平和江青，双方的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不可能通过一次谈话即行弥合。
在这段时间里，江青受了毛泽东的批评，虽然骨子里恨得什么似的，但表面上却还要装出一副“缓和”的样子。她这个人一向花样极多，不知道哪根筋一动，就又是一个主意。她本来是又批“复旧”又批孔老夫子的，不知怎么地，突然推崇起什么唐朝的服装来了。可能是她觉得毛泽东早晚会去世，到那时，就该轮到她当女王了。当女王，要“登基”，当然就要有“礼服”了。于是乎，她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自诩带有唐朝味道的裙服。其实什么唐朝样式呀，不过就是上面是无领中式对开襟，下面是百褶长裙这么一个极其难看的四不像。江青觉得还挺美的，先是自己设计，找人做了自己穿，然后再到处吹嘘、到处推销。正好这时她要表示对邓小平等人的“缓和”，就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找去，向她们推销她的得意之作，还不管人家喜欢与否，强加于人地让每个人都必须做几件，而且当场就得选料子选样子。我们的妈妈从江青那里回来后，很是苦恼，因为那种“唐服”的样子实在不三不四，既难看又根本没法穿。妈妈特别不愿意到江青那里去，看着江青那种骄横做作的样子，简直就是一种受罪。可是，在那个时候，不想去也得去，不想做也得做呀。那几件“唐服”做好后，全家“奇服共赏之”。我们大家围在一起，把那几件衣服比来比去，你穿一下，我穿一下，穿好了以后还迈着唱京戏的步子甩着手来回地走来走去，摆出各种滑稽的样子，大家开怀大笑了半天。那是一个斗争严酷的年月，这个“唐服”事件，也算是一个少有的乐呵事儿吧。
1975年四五月间的这次斗争，是与“四人帮”进行的一场极为重要的直接面对面的大交锋，周恩来参加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后，即因病不再亲自参加，但他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在会前，周恩来与邓小平进行了长谈；会议期间，又与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会议的详细情况。会后，周恩来不顾病痛，又于6月7日晚，与邓小平及王海容、唐闻生进行长谈。周恩来和邓小平让王海容、唐闻生，将江青、王洪文等在政治局会上发言的情况向毛泽东做出如实的报告。
虽然政治局会议上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虽然江青等人在会上被迫做了“检讨”，但这场斗争还没有完。6月中旬，邓小平在陪同外宾到上海时，向“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马天水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告诫他们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批，要维护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提醒这些“四人帮”的走卒不要一误再误。不过，马天水等人都是“四人帮”的死党，谈话后，他们马上将谈话内容报告了“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了拆散“四人帮”，王洪文被派往上海“帮助工作”。迫于形势，6月28日，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言不由衷地进行了所谓的“自我批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人在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6月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讨”报送毛泽东阅示，并批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批示中表示，欢迎这一“检讨”。邓小平、叶剑英等阅后，均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圈阅了这一报件。经过这一轮的批评，江青那不可一世的骄横之气，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一向风头十足的她，竟然强忍着性子，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出头露面。
6月份，在一次会见外宾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当谈到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时，毛泽东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毛泽东肯定地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邓小平说：“他（指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毛泽东无奈地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毛泽东针对江青等人说：“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毛泽东带有期望之情地对邓小平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诚挚地向毛泽东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
和“四人帮”进行的这一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虽然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虽然以后的斗争还将更加复杂和激烈，但是，这一个暂时的胜利，为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