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由党的九大所确定的，再由“十大”继承的方针，毛泽东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毛泽东继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党的中央机构的安排和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完成国家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安排。毛泽东是想通过这两大安排，“胜利”地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使命。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此时所思所想，是要捍卫“文革”成果，要完成全部党政军的人事安排，要安定，要团结。他毕竟八十岁了，自知身体状况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有时，他还会对人讲：“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对于后事，他不想也得想了。
要召开人大，要进行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对于江青一伙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在党内，他们都已攫取高官，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了常委，江青和姚文元也都进了政治局。但他们以“文革”功臣自居，野心昭著，还要进一步争夺在国家、政府和军队的权力。召开人大，在他们眼里，是一个进行权力再分配和夺取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借着这一机会，他们要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有朝一日，毛泽东不在了，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江青一伙急着参与“组阁”。10月6日晚，江青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
江青等人一面忙着伸手参与组阁，一面为了达到在人代会夺权的目的，要加紧扳倒周恩来和邓小平。对此，他们早已急不可待。
江青一伙借一个“风庆轮事件”，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大闹政治局。
其实，所谓“风庆轮”事件，根本就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事情的起由是这样的：“风庆轮”远航胜利归来，是我国自己生产远洋轮船的又一成功事例，是一件喜事。因迫于远洋运力不足，国务院和交通部曾决定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江青一伙便抓住这一“事件”，大肆攻击交通部“卖国”，并宣称“（交通）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诬蔑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并把不同意批判交通部和国务院的“风庆轮”政委李国堂等人扣压批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
10月17日晚，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在政治局会议上挑起事端，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和“卖国”的问题，逼着与会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江青猖狂地大闹政治局，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她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面对这一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见邓小平胆敢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忍无可忍，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邓小平继续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一向骄横跋扈惯了，而今天，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邓小平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了起来。看见江青如此泼皮嚣张，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即离席走出了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本想在政治局会上闹出点名堂，不想在邓小平这里碰了一个大大的硬钉子。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词，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飞往长沙。他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他危言耸听地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政治局其他人，也没有告诉总理。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他诬告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他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别有用心地诬告：“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王洪文还借机在毛泽东面前鼓吹，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更是一番吹捧，其用意昭然，是在说服毛泽东，让江青等人进行“组阁”。王洪文后来在审判他时自己供认，这次去告状，“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
毛泽东有着何等样的政治智慧。他听着王洪文的长篇告状，心里雪亮。听完后，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对王洪文还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本来，江青一伙以为，王洪文被毛泽东提到这么高的位置，大有当接班人的希望。王洪文去告状，一定告得准。没想到，毛泽东三言两语即将王洪文挡了回来，这回长沙之行，真是失算，不但状没告准，还让毛泽东多了一份思虑。那就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绝不会平静，一定会有争斗。
王洪文18日去长沙告状的结果，在北京的江青等人还不知道。但他们想趁热打铁，在北京进行呼应活动。18日白天、晚上，江青两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她的住处，谈“风庆轮事件”。
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很长时间以来，毛泽东已不轻易见人。连江青要见毛泽东，都要事先提出请求，而且经常是提出来了还会遭到拒绝。江青见不到毛泽东，就想利用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亲属，在外交部任副部长。唐闻生是著名外交家唐明照的女儿，因从小在国外长大，具有相当高的翻译水平。她们二人因为经常在陪同毛泽东见外宾时做翻译，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江青自己见不到毛泽东，就想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在陪同外宾见毛泽东时给她当“传声筒”，代她在毛泽东面前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江青夸张地告诉王、唐，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还诬陷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说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批林批孔”后，张春桥对王、唐说，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比作“二月逆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两次被江青叫去谈话，王海容、唐闻生二人觉得其中大有问题，认为应该先向周恩来汇报。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王、唐二人到医院，将情况全部报告了周恩来。
19日这一天，周恩来已经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了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问题。周恩来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他的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听了总理的话，王、唐二人心中有底了。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邓小平因工作关系，陪外宾到长沙，参加了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