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家里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还是在前一年，也就是1971年下半年，我还在陕北的黄土塬上的时候。著名老将军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正好分配在离我们村子五里地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她的小名叫胖胖，我从小就叫她胖胖姐姐。在陕北这个遥远的穷乡僻壤，竟然会遇到北京的熟人，真是令人高兴。我常常抽空走到公社，找她去玩儿。有一天，我们聊着天，聊着我们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胖胖突然说：“哎，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她也是个说干就干的干脆人，在回北京的时候，还真的去找人，并且生拉硬扯地让我们通上了信。
贺平的父亲贺彪早年是洪湖赤卫队的队员，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又挨批判又挨斗争，此时已下放到江西卫生部“五七”干校住“牛棚”进行劳动改造。贺平本人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文革”中莫名其妙地被诬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成员，被手铐脚镣地抓进监狱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审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放了出来，现在分配在湖南沅江一个军垦农场劳动。
吕胖胖人太热情，把我们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生生地给拉在了一起。不然，一个在陕北农村插队，一个在湖南农场劳动，怎么可能相互认识呢？可能是因为遭遇相似吧，几次通信之后，我们就感到有很多共同语言。不久，贺平准备到江西永修探望在“干校”里劳改的父母，要路经南昌。我将此情况如实地“报告”了父母亲。我那个妈呀，平时就老是觉得他们的“问题”影响了我们子女，总怕我们找不到对象，正在担心着呢。一听说贺平要来我们家，立即乐得什么似的。
2月的一天，我到南昌火车站去接贺平。通了两个月的信，只见过照片，相互还未谋面呢。我是近视眼，还是贺平先认出我来。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么高的个儿！我带他坐着公共汽车回到步校的家中。要知道，这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自己都还没想什么呢，可是我的爹呀、妈呀、奶奶呀，三位老人却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似的，一下子忙了起来。妈妈一来就问东问西的，俨然一副相女婿的样子。奶奶把锅敲得叮当响，做了好多饭菜，把一个小方餐桌摆得满满的。这么一个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又是从湖南军垦农场来的，一定是饿坏了。奶奶做得多，他也就吃得多，一点儿都没客气。那么多的饭呀菜呀竟然一扫而光，最后把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全都堆着摞在了他的面前。我们四川人请客，就喜欢人家能吃。奶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乐得喜上眉梢。
下午，妈妈和奶奶在种丝瓜，贺平就去帮忙。他个子高，又会干活儿，三下两下，就把个丝瓜架子搭好了。奶奶说：“还是高个子有用哟！”晚上大家坐在楼上，贺平把各种听来的、看来的消息，什么林彪倒台的“内幕”消息呀，什么老干部解放的情况呀，全都一一告诉了三位老人。他们男孩子，到处能跑，见的人又多，消息比我们可灵通多了。我们最爱听的，是林彪倒台的经过，最关心的，则是解放老干部的消息。
贺平这个人，是个大实在人，初来乍到就一点儿也不认生，见了三位老人也这么亲，一下子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住了两天，他离开我们这里，去永修卫生部“干校”看望他的父母。临走前，他把给他父亲带的一条云烟（当时挺不容易买到的）一分为二地掰开，给我的父亲留下了一半。
把贺平送走后，我回到家，只见三位老人，一人搬一个小竹板凳，坐在厨房后面小院儿的丝瓜架旁边，正在说着什么。看见我回来，妈妈叫我也过去，好像还挺正式的。爸爸一脸高兴的样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父亲这个人，干什么都那么认真。定个儿女的亲事，竟也好像当年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当然啦，父母亲最高兴的，就是儿女们的幸福。
林彪覆亡后，他在江西的走卒程世清也倒台了。新上任的省委领导是老干部白栋材和黄知真。黄知真来步校探望了邓小平，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的通知。父亲虽没被开除党籍，但却一直被监管被软禁，人身自由都没有。直到这时，才算名副其实地恢复了作为一个党员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政治生命的恢复。父亲和母亲非常高兴。在和黄知真谈话时，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通知我们，将安排飞飞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安排我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这真是一件让我们全家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是孩子能够上大学，父母亲心头的一个大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更重要的，说明父亲前一年11月8日给毛泽东写的信，毛泽东不但收到了，而且还回应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这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
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4月2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副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谈完家人的事后，在上述信的结尾，父亲写道：“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这是父亲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经过这么多年的沉默、观察和等待之后，父亲现在的目的是明确的，尽一切可能，争取回到北京，争取出来工作。
我的小姑姑邓先群9月要生孩子，她写信来江西，问奶奶能不能去她工作的天津帮她带带孩子。我们一家人讨论后，认为奶奶应该去。特别是父母亲，认为这几年里，从中南海到方壶斋，再从方壶斋到江西，奶奶不是一人担负起照顾孩子们的重担，就是与他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实在太辛苦了。应该让奶奶换个环境，散散心，休息一下。父母亲让我送奶奶去天津。准备好后，我和奶奶于4月25日从南昌起程去天津。奶奶是个闲不住的人，刚一到天津，就又开始忙着帮姑姑做事儿。不过，姑姑和姑父两人本来就是要尽孝心，接奶奶来散心的，当然不会让奶奶累着。劳累了这么多年，奶奶总算能过一段“享福”的日子了。
把奶奶送到天津后，我回江西路过北京。还是那个热心的吕胖胖，说要带我去见王震。王震，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胡子！“文革”中造反派斗他，他毫不示弱，和造反派对吵抗争。“九大”以后他又帮助好多老干部传话递信，古道热肠，名声在外。许多“黑帮”们及他们的子弟们为了看病，为了回京，都找他帮忙。胡子叔叔见了我，热情地问我父亲的情况，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他让我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家里。
从胡子叔叔家出来，正好是“五一”节。此时的北方，春意已浓。走到天安门，看着宽阔的广场上蓝天白云，红旗飘扬，让人心情豁然开朗。六年了，整整六年了。六年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北京这样美好过，从来没有觉得天安门广场这样让人心旷神怡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