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到1971年这两年中，政治舞台上跌宕起伏，突发事件目不暇接，真个是热闹非凡。但在江西南昌城外望城岗步校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却照旧平常而又“安静”地过着他们的被监管生活。
南昌，是中国有名的大火炉，这里的夏天，真热呀！
太阳毒毒地照在天上，温度计上的指示，不时地蹿升到四十摄氏度。太阳地里热，树荫底下也热。外面热，无风时屋子里更热，热得让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在南方呆惯了的人可能好多了，但久居北方的人，乍一到此，实在太不习惯了。可是，再不习惯，日子也还得过呀。在家还好，没人看见，就背心裤衩吧，少穿点。但每日去工厂，总还得长裤长衣吧，本来就热，一劳动一做工就更热。父亲做钳工，每锉一下就要出一身汗，几下之后衣衫就为汗水浸透。母亲看他大汗淋漓的样子，劝他锉一会儿坐下来休息一下。父亲说：“不是不坐。一坐下来，我就站不起来了。”毕竟是六十六岁的人了呀。
每次从工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凉水痛痛快快地擦个澡。所谓凉水，也不是真的凉，跟手的温度所差无几。晚上睡觉，草席热，换篾席。篾席还热，就把席子上擦上水，再在地上洒上水，感觉上就会凉快点儿。半夜热醒了，就再擦个澡，再洒点水。最讨厌的是天一热，小山丘又高，自来水就上不了楼。父亲在家中算是壮劳力，从楼下往楼上提水的重活儿自然由他来干。有的时候，自来水连小山丘都上不来了。楼里没水，就得到院子外面去担水，父母亲是不能随便外出的，担水的“重任”只好由战士小贺承担了。
小贺个子不高，却挺能干活。他满头大汗，一根扁担挑着两个铁皮桶，不但把水担进屋，还帮着担上楼，倒在澡盆里存起来。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奶奶请他吃碗醪糟，他不吃。请他喝口水，他也不喝。他总是用手把脸上的汗一擦，憨厚地笑着，一边摇头一边拎起空桶就走。小贺是个老老实实厚厚道道的孩子，在两年的时间里，忙里闲里，帮了不少的忙。
生活就是这样，有乐就有苦，有苦也就必有乐。只要你能努力适应生活，生活就会给你以回报。
在院子里，春天种下的各种瓜菜，早已长高长大。由于人勤肥足，苗长得壮，结瓜结果便又早又好。茄子吊在枝上，一个个又胖又大紫得发亮。西红柿半掩在油绿的叶子下，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红，红得透明，红得让人心醉。辣椒朝天，叶子尖尖，果实也尖尖。蚕豆绿油油的，摘下一颗，剥开软皮，露出豆瓣，一粒一粒水水灵灵肥肥嫩嫩。豌豆荚子鼓囊囊的，捏一下，掰开来，碧绿的圆豆像珠子一样滚落出来。那些豇豆长得最快，一条一条长卷弯曲，没摘几根就盈把满握。小葱、蒜苗，掐了又长，长了又掐，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后院几根竹竿搭成架子，架上爬满了藤藤蔓蔓，一个个丝瓜苦瓜在头顶上吊着，一天天长长长大，长大长长。丝瓜的皮绷得亮亮的，绿色纹线曲曲弯弯清楚可见。苦瓜疙疙瘩瘩，长不平整，却越长越白。
在这个院子里，楼房灰灰的，土地红红的，梧桐树绿绿的，房前房后都是菜。菜呀果呀，春天长得旺，夏天也不蔫，全凭的是三位老人经营得好。这下子可好了，家里不但不用买菜，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还使得院子里一派生机盎然，看了就让人喜上眉梢，心情舒畅。
盛暑的时候，大姐邓林告假成功，回了一次江西的家。
邓林从小身体不好，是父母亲最担心的。这次团聚，父母亲自然要详细地询问她在宣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邓林告诉父母，她和学校的同学们是在一个部队里“接受再教育”，虽然毕业领工资了，但却不算正式分配。别的大学的学生都分配了，唯独艺术院校“特殊”。什么美术学院呀，音乐学院呀，都还得进行“再教育”。谁让江青“同志”这么“关心”文艺界呢。邓林和同学们在一个造纸厂干了半年的活儿，以后就是纯粹地“修理地球”了。种水稻，拔豆子，什么活儿都干过。干活儿不怕，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来。最难过的是由军队管着，政治气氛太浓，精神上时刻处于高压之中。有一次邓林的手表忘在干活的农田里了，她借了个自行车一个人骑了四十多里路去取表。也是太凑巧了，恰恰在这个时间里，发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就是发现一张林彪的像被人扎破了一个洞。学生连里首要的怀疑对象就是邓林，结果平白无故地把她“审查”了好一阵子。还有一次是北京的中央美院来“外调”，说有人揭发邓林给人画了一张中南海的地图。画中南海的地图，就是泄露重要机密，可是重大“罪行”呀。为此，邓林也反反复复地给“审”了个半天。不过，没有的事情就是没有，“审”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为了这些说来就来的政治“审查”，邓林心情郁闷，精神上也总是承受着压力，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她羡慕在农村的弟弟妹妹。在农村，生活虽然苦，但精神是自由的。她羡慕弟妹们，更想念弟妹们，就把一个月四十六元的工资，除生活所用外，全都买些棉鞋、罐头什么的，给弟妹们寄去。她想回家到江西探亲，请了很久的假，连里却一直不准。
现在可好了，回家了，没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审查”了，又能自由自在地和父母亲人在一起，想起来就像在做梦一样。学生连给的假期短，在家里呆不了多少时间，邓林想多尽点女儿的孝心，尽量地帮三位老人多出点力，多干点活儿。转眼间走的时候到了，心里头真不愿意呀。一直拖呀拖呀，拖到最后一天，不能不走了，邓林只好拿起背包，与三位老人洒泪而别。
女儿走了，又只剩下了三位老人。好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就快要过去了。
到了9月，秋风虽还未来，暑气已不再盛。
不经意之间，房前四棵桂花树，一下子开满了金黄色的桂花。花儿开得真多，绿叶之间，枝梢之上，全为一片金色覆盖。桂花美，桂花更香。这香，香得醉人，香得悠远。这香，轻轻飘去，数里之外皆可闻之。奶奶和妈妈在树下铺上塑料布，抖动树枝，桂花朵朵纷纷而落。她们把花收好，再用白糖腌在瓶子里，做成桂花香料，等孩子们回来时，好给他们做最好吃的桂花糖馅儿包子。
前面所提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政治风波，父亲并不知道。1970年9月份，从新闻中听见召开了全会，他便于9月13日给汪东兴写信，对全会的召开做个表态，并请汪东兴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汪东兴将此信呈报毛泽东阅。毛泽东看了，还批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阅。
来江西快一年了，父亲一直用这种方式保持和中央的联系。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毛泽东本人是否能够看到这些信，也不能确定这些信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他仍旧坚持不辍。
在写上封信的同日，他还给汪东兴写了另一封信。
第一封信是谈政治的，第二封信，是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他的家人的事情。在父亲心中，家庭仅次于政治，十分重要。
他在信中写道：“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内，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三十元，伙食二十五元外有五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在山西忻县，一在陕北富县，一在汉中宁强县。”
父亲在信中，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父亲的个性，一向只重大事，而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写家庭生活琐事。他是以此一边向中央通报情况，一边留了一份心思：保持沟通，如果家中一旦有事发生，好找中央帮助解决。
父亲要用写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联系，但又保持了节制和分寸。一般来讲，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信。但在上述信发出仅一个月后，10月17日，他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那是因为，他们刚刚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
这个消息，对于三位老人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等等，都使他们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父亲写道：“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六十七岁了。卓琳虽只五十五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一百上升到一百一十六，高压一百八十几），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看，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这样万般无奈的境地，父亲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信送走后，三位老人别无他法，只有每日焦急地等待回音。总算是苍天不负人，不久，上面通知，送邓朴方来江西的决定暂时作罢。父母亲三人，至此方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秋天又来临了。秋天，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季节。秋收完了以后，农闲时节到来，插队的学生们像候鸟一样张开翅膀，纷纷返回家园。我和弟弟飞飞也分别回到了江西的家里。
1971年的新年到来了，那是一家人欢乐团聚的时刻。一家人高高兴兴的，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全都置之脑后。
新年过后不到一个月，又过春节。这时，二姐邓楠也从陕西汉中请假回家。步校的小楼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人家都说，三个姑娘一台戏。我们家两个姑娘嗓门都大，又说又笑，足顶人家三个。子不教，父之过。女不教，母之错。我们这些女儿们，像这样一高兴就得意放肆、吵吵嚷嚷，实乃母亲从小教训不严和迁就纵容之过。父亲呢，有名的耳背。对于这般吵闹，他是听见了高兴，听不见也高兴。
从1967年被赶出中南海之后，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在一起团聚——除邓林和朴方两人外，全家人都沉浸在团圆和年节的喜庆之中。
邓楠在汉中和一个她的同班同学结了婚。她先被分到一个大深山中的生产队里劳动。那个地方出了门就是大山，田地也少。老百姓真穷啊，连每年发的布票都卖了，换点儿钱，用来买盐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不过，越是穷的地方，老百姓对邓楠也就越好。那里的老乡，一年才养得起一头猪，一年也就杀这一头猪。杀一头猪，半头上交国家，半头留给自己，一家人要吃整整一年。要想吃顿肉，可不是个容易的事。但是，山里头的人，就是实诚，不管哪家吃肉，都会叫上邓楠。平时干活，也都特别照顾。老乡在田里收稻子，就让邓楠到场上看秤，干最轻的活儿。他们才不管什么“走资派”、什么“可教子女”。在那里，邓楠体验了最朴实的人间真情。相比起在北京那种“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这里的生活过得可真是轻松。只是有一次到大山里去砍柴，山高路滑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柴，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差一点点就跌下万丈深渊、一命呜呼。
汉中大深山里乡亲们的心地淳厚让人感动，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又着实地让人心里不能平静。新中国建立至今已二十多年了，老百姓还是这样吃不饱穿不暖。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打下江山，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春节来临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桌旁，有说有笑地吃年夜饭。看到儿女们一切都还平安，老人们甚觉安慰。父亲一高兴，多加了一杯酒，在灯光的照射下，脸上红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