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山山相连。那峰顶连成一片的，就是塬。塬，是山顶上的平原。塬又大又平，大得走一两天都走不到边，平得一点起伏都不见。塬是纯黄土的，塬是贫瘠的。塬上没有石头，没有水。要造房，得用黄土夯。要喝水，得打二十多丈深的井。塬上不爱长树不爱长草，只有在有人家有村落的地方才有树，才有绿的颜色。我插队的富县，就在这黄土高原的黄土塬上。
那是1969年的10月，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塬上，天高高的，云白白的。秋来了，天凉了，庄稼也收完了。村村落落打粮分粮，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村子里，小毛驴拉着碾子在场上转呀转呀，轧着黄澄澄的糜子谷子。收了的荞麦，用草绳扎起来，一点儿也不重，一个娃子一背就是大大的一捆。富县不富，陕北穷呀。平常晚上“喝汤”（吃晚饭），只有不见米粒儿的小米汤，和带糠渣子的又黑又硬的硬糜子馍。收了庄稼可就好了，可以吃到新鲜玉米馍，可以吃到那一点儿也不白的白面馍，还可以用新鲜荞麦面和着榆皮面轧出饸饹，拌上油泼辣子，一盛一大碗，热热呼呼香喷喷。陕北老乡心眼儿好，看着我这个北京女子娃一个人在村子里，心里觉着怪“凄惶”，家家户户的女子婆姨都会叫我去吃饭喝汤。她们架上柴，拉上风箱，把火烧得旺旺的，烧得火苗从灶眼儿里蹿出老高老高。黄米做糕甜甜的，杂面面条又辣又热。女子婆姨们一边给我盛给我拿，一边连声劝着：“多吃点儿，多吃点！”
看着拉着碾子打场的汉子，看着推着磨子转的媳妇子，看着满山满坡跑的娃子，大家高兴，我的心里更高兴。我高兴，不仅仅是因为秋收的喜庆，更是因为我收到了妈妈从江西的来信。
是妈妈的来信呀！我把信揣在兜里，攥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白天在阳光下看，晚上在小油灯下看，甚至走到户外，走到旷野，在明亮皎洁的月光下看。最让我高兴的，是妈妈信里说，允许他们和子女见面，也就是，允许子女去江西探亲。我兴奋极了，兴奋得觉都睡不着。我想回家，想回家去看几年未见的父母亲，想回家去看带我长大的奶奶。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被“管制”的“可教子女”，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没有队里和公社的批准，我不能擅自离开队里。去五里路外的公社都要请假，更何况回家去看我的“走资派”父母。我把母亲的来信拿出来，向大队申请回家。大队说不能决定，要请示公社。到了公社，又说要请示县里。到了县里，则说要请示延安地区。最后地区来了消息，说要回江西，必须要有江西省革委会同意的证明。回家探亲，还要证明！跑了半天，就是这么个结果。我又气又急，赶紧写信给母亲，让他们尽快想办法让江西省革委会发来同意探亲的证明。
母亲接到我的信后，即请黄干事报告江西省革委会，请他们出具证明。省革委会却说他们决定不了，要向北京中办报告请示。母亲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没想到等到的结果，答复竟然是子女可以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听此答复，母亲再也控制不住，顿时泪如雨下。为了见到孩子，为了让孩子们回到身旁，父母亲就再次申请，再进行联系。最后终于得到了结果，江西省革委会出具了相当于同意的证明。这就是说，孩子们可以回来探亲啦。
在陕北，日日盼，夜夜盼，盼了一个多月，我得到了通知，可以回家了。我一听就乐得合不上嘴，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东西，背上背包就要走。那些平日里和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老乡，听说我要回家看爹娘，也喜得什么似的。他们才不管什么“走资派”什么“黑帮”呢，那些大婶子大嫂子，连夜在大锅下架上柴，生起火来，用新打下来的粮食磨成的杂面，烙成一张张又薄又大的煎饼，叠成四四方方的一大摞子，再用自己织的粗布布包，包上一大包刚刚用黄米做的米糕，软的硬的干的鲜的，一古脑塞进我的背包里。走的那一天，生产队里平日常和我在一起的女子和婆姨们，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她们用头巾捂着眼圈红红的脸，不住地叮咛，要一路小心。
我背着沉甸甸的背包，在黄土高原的塬上沟里，一口气走了三十里路。到县城后等了一夜，第二天搭上长途汽车，在土里灰里坐了九个小时到了铜川。从铜川坐小火车到西安，等了一夜，再坐火车到河南郑州。从郑州坐火车到湖南株洲，又等一夜，第二天搭上火车到江西向塘，再坐小火车两小时，总算到达江西南昌。从插队的村子里出来到南昌，花了整整的七天七夜。要回家，心里急，脚步急，七天七夜，过得是慢是快，也顾不得想了。
到了南昌，还没到家呢。家在哪儿呢？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革委会，终于来了个人说要带我去。我们先坐市内公共汽车，再换郊区长途汽车，过了八一大桥又走了半天，最后在望城岗车站下车。快到了，我用最快的脚步，走进步校，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走上沙石小丘，一栋灰色的小楼豁然在目。小灰木门一开，人还没有迈进，我就大喊起来：“妈！妈妈！爸！爸！”我把背了一路背得灰尘扑扑的背包扔在院子的地上，抬脚就跑，跑进楼门，跑上楼梯，跑进屋里，一眼看见爸、妈。爸、妈两人坐在椅子上，爸腿上盖着一个毯子正在看书，妈正在缝着什么。我扑上去，一手一个，搂住了他们。这时，他们才缓过劲儿来，也不管我的脸是脏还是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边亲了起来。泪水在我的脸上淌，也在妈妈的脸上淌。我们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一起，泪水也流在了一起。
妈妈看我胖了，黑了，长得不像原来了，长丑了。奶奶说我怎么穿着这么个到处露出棉花的破棉袄，赶快烧水让我洗澡。爸爸身穿一件旧旧的灰蓝色的中式棉袄，头上戴着一顶一看就知道是奶奶做的蓝布无檐小帽，看着妈妈和奶奶数落我，看着我又黑又脏又撒娇又赖皮的样子，一言不发，只是笑，笑得那么的开心，那么的舒畅。
这时是1969年的12月上旬。在北方，在陕北黄土高原，初冬已经来临，虽然还未下雪，北风已开始凛冽。但是，在南国，在江西，在南昌，在步校，却依然是阳光和暖，梧桐碧绿。这小楼，这小楼周围的冬青，这小楼前的桂树，这小楼后的柴房，无一不让人感到可爱可亲。
到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爸爸妈妈在这儿，这儿就是家。妈妈和奶奶领着我，在房前屋后转了一个够。真是什么都让人感到新鲜，小柴房的木板墙缝中透过的亮光，刚刚劈好的木柴散发的清香，奶奶往灶中添柴时发出的哔剥响声，火苗在炉中耀眼闪烁的跳动，啊，还有几只养得肥肥的母鸡，咕咕叫着在厨房后的沙土地上叼啄石子儿。
爸爸使劲往小锅炉中加煤，好让洗澡水快点烧好。奶奶往锅里倒了好多的油哟，铁锅碰着铁勺当当作响，也不知道要做多少菜。妈妈把我带回的所有衣物统统都给洗了，再放到开水中又烫又煮，说是怕我带回虱子。唉，大姐刚刚给我织好、千里迢迢用邮包寄来的一件漂漂亮亮的蓝绿色的毛衣，经开水这么一煮，可就全完了，不但颜色淡得发白，而且缩得又紧又短，真让人心痛。
洗过澡，换上妈妈的衣服，我可真正是焕然一新。又吃到奶奶做的饭啦，真香真香。爸爸、妈妈、奶奶和我，一人一方，围坐在小方桌边，他们连筷子都没怎么动，光看着我一个人吃啦。
我一回家，闹得鸡犬不宁的这点乱哄哄的气氛，到了晚饭后，总算消停了下来。我们一家人回到起居室，我紧紧地挨着妈妈坐着，他们问我答，我问他们答。几年没见的话，真想一下子全都说完；几年没见的问题，也想一下子全都问完。他们问我离开北京后在陕北插队的生活，知道老乡对我很好而由衷地高兴。听说我自学针灸，半夜还去给人扎针，妈妈急得不得了，不断地警告我要注意安全。奶奶听着我吹嘘学会了擀面条而且技术高超，摇着头一点儿也不相信。我告诉他们，我们队里只有我一个北京插队学生，我们那个队在陕北算是富的，年成好的话，一个工（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可以挣一毛二三。爸爸边听边皱着眉头。妈妈告诉我，邓林和邓楠没请准假，现在回不来。飞飞应该能够回来，已请江西省革委会帮助和山西方面联系了，但他也不写封信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家。朴方还在北京三零一医院，不知病情能不能好转。至于他们自己，来江西后一切都好，只是担心孩子们。奶奶则向我投诉，说你爸爸妈妈太节省了，不让买肉也不吃肉，就是要留着给你们防个万一。还好，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每天能吃个鸡蛋，不然每天要去工厂劳动，家里的活儿也不轻，身体坏了怎么行？爸爸笑着说，怎么不行？来江西以后我比在北京的时候还胖了呢！
我们在明亮柔和的灯下，聊呀聊呀聊个不停。夜越深，声越低，但话却说也说不完。我坐在妈妈身旁，摸着她身上穿的奶奶来江西后新做的厚棉袄，软软的，暖暖的。听着她们说话，好像是音乐，好像是梦境，乍来时的亢奋转换成了一种绵绵的适意。陕北的黄土高原，七天七夜的火车汽车，都似已变成了遥远的记忆，飞向了天边。
晚上，和奶奶挤着躺在一个床上，盖着刚刚晒过的闻起来还有太阳光味道的被子，窗外无风无雨无声无息，一会儿不到，我就梦里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