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爆发，并不偶然，它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建国以后，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下，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自信与头脑发热并存的喜悦与骄傲。对现实和成就的过高估计，对及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经过几次反复，“左”的理论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在党内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党内生活已不正常。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开始在政策上和组织上，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顺利进行。
1966年的开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解。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还是食有定量，物资不足，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们以善良的心，期盼着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更平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
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更常常有悖于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
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后三遍审阅，而后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对未来“文革”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章的策划出笼，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他劝慰吴晗，想保吴晗，却没料到，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但是，却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后来在被迫“检讨”时，父亲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是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里，但心中甚感紧张。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父亲说过，他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后来说：“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制造的。父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批杨批罗，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已在酝酿和准备了，而且事发之紧之急，让人不容思索也不容回避。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个人，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药味道。可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领导干部，却都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就是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存疑虑，也绝对想象不出今后事态的发展，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混乱而最终无法控制的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邓小平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橘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