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讲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教条。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宣扬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真的孔子慢慢地死去。假的孔子打着孔子的旗号呐喊。
着名学者周予同先生在谈到孔子及历史上对孔子的和孔子思想的改造时说：“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出现。……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难道真如周先生所说，有真假孔子两个人吗？
孔子是中国儒学之宗，生活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春秋末年，作为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思想家，他对社会大变动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想维护和挽救行将就木的旧制度，又想对旧制度进行“损益”，使之与社会潮流相吻合。因此，他的政治主张，不仅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对，也为奴隶主贵族不容，这就决定了孔子的一生只能是郁郁而不得志。
孔子三岁丧父，“贫且贱”，“多能鄙事”，以儒为业，二十岁后，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吏）、“乘田”（管理畜牧的小吏），三十岁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后从政。五十一岁时任鲁国中都宰，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后带领学生周游齐、卫、陈、蔡、宋、楚等国，历时十七年，因政见未被采用而返鲁。此后，专事文化教育和古籍整理，直至终老。可见，孔子的一生在政坛上是比较平庸的，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思想，为统治者维护宗法制度以及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他首创私学，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有七十多人。在教学方法中他形成了一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学方法。他搜集周、鲁、宋、杞等故国的文献资料，整理编次成《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育学生的课本；他创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学派儒家。这些使他在当时就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太宰赞叹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则称颂：“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颜渊赞叹孔子的学问和道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当然，在社会上，孔子当时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既有上述种种赞誉，也有长沮、桀溺、接舆等把他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固派，郑人骂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宋国司马桓魃甚至要杀掉他。这些，就是活着的真孔子的情况：他下野，失业，为权臣轻蔑，为野人嘲弄，为暴民包围，饿扁了肚子，总之是颇吃了一番苦头的。
真的孔子死后，他的“忠君尊王”的思想，为权势者或想当权的人们所青睐，他们用种种白粉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第一个化妆师是孟子，他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宣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将孔子的“仁”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把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发展为“性善说”；把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改造和发展为“制民之产”，使小民有“恒产”，主张实行井田制。这些改造与发展，使孔子思想开始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需要，针对当时思想领域“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他大声疾呼：“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以“距杨墨”为已任，痛斥杨朱、墨翟之说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通过这场论战，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突出出来，并为孟子日后成为“亚圣”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迫切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与之相适应。为此，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独尊儒术”的旗号下，董仲舒全面改造孔子和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容各派学说的体系。他把孔子、孟子的“仁”和“仁政”思想改造成为“谴告说”，企图用“天”来体现民意和限制君权。他把谴告说的发明权授给孔子，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性，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他向右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思想，并把君主与“天”凑合在一起，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借助于天意，使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通过这番改造，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儒家经籍由“圣经”变成“天书”，改造者董仲舒也取得了“汉代孔子”的桂冠。
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第二次大改造，是在宋代。为了适应巩固统治的需要，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在儒、佛、道融合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建立了新儒学——理学，他们宣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子打扮成救世主，不仅大大加强了孔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而且使整个儒家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把儒家思想思辨哲理化，又从右的方面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把物质生活与道德修养对立起来，并与佛教的禁欲主义相结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封建纲常奉为绝对不能侵犯的“天理”，把人民起码的物质欲望斥为万恶的“人欲”，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程颐认为寡妇改嫁是失节，叫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同时，他们又把儒家典籍进一步经典化，朱熹把《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编成《四书》，并用毕生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宋以后，此书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成为“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于辩论”的经典，甚至“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通过这次改造，孔子和儒家思想才真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朱熹也因此而被抬到了孔子之后第一人的高度，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局面。经过程朱改造了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在此之后统治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
孔子及儒家思想经后世的儒家学者的改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尊崇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孔子和儒家思想了，真的孔子和儒家思想早已死去，后世只不过举着他的旗帜，喊着他的口号，是“假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