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摆摆手说，算啦算啦，留着也好，可以警世大家。现在不是就有好多人说你万里也在带着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万里此时也嘿嘿笑起来，换个话题说，大家走累了，可以在路边的石块上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听见了一帮年轻人的“小平同志，您好”的大喊声。在这些喊声中，就数任燕的喊声最亮，这使得邓小平与卓琳都发现了这位满脸汗珠的新华社女记者。
一帮年轻人围坐在邓小平周围，个个激动，个个也都有满心的话要说。唯有夏小妹的话少一点，但她却与邓小平挨得最近。邓小平招呼她坐到自己身边，看着她红扑扑的脸颊疼爱地说，小姑娘，爬这么高的山，不累吗？
任燕抢在年轻伙伴们之前说了好多话，回忆了邓小平夫妇访问美国时的种种风采，又问候邓小平夫妇访美回来后身体一直都好吗，最后说要是那些美国记者也知道邓副主席在这儿的话，肯定要出这样的标题：邓旋风刮到黄山。
任燕的话引得邓小平哈哈笑，说到底是新华社的大记者，联想丰富。
这时候任燕就转身介绍了夏建国，又介绍了田源，说他们两位曾经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被追得逃离了北京，但后来又借着上海的剧本排练了话剧《于无声处》，一个是导演，一个是主演。
邓小平举着手说，你们做得好啊，你们不容易呢。然后他又指着夏建国说，你应该就是夏默的孩子吧？你父亲为了你们演戏的事，还着急过呢。
夏建国说，邓副主席，您不仅解决过我父亲的着急，也解决过我本人的着急。您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们才有幸上了大学。但是由于我的一篇作文，我又差点跨不进大学门槛，还是这位任燕同志写了一则《动态清样》，您亲自过问了，我才得以成为一名北大学生，半年前还入了党。
邓小平感慨说，是啊，这些年事情真不少啊。但是，你们年轻人有冲劲，不是都冲过来了吗？进了大学，就要好好学习，未来就看你们的了。
这时候田源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羞涩，他介绍自己虽然是北大剧社的主演，但却不是北大学生。他对邓小平说，邓副主席，我是云南的回城知青。我们从心里感谢您让我们回城。可是这中间，我们也太冒失，我们趴铁路的事肯定给您添了许多麻烦。
邓小平说，不提那事喽，你们回来就好。说着，他就指着身边的邓楠说，我的孩子也是知青嘛，你们都是同样的想法嘛，回城以后就要靠自己的双手从头干起嘛。
邓楠这时候就小声地问田源回城之后在干什么，田源笑呵呵说，我们几个回城知青合办了一个工厂，现在要和香港的企业合作，我们想生产优质的航空食品。
接着田源就指着脸容文静的吴怡茹说，她就是港方代表，她的舅舅就是香港“罗氏食品”的董事长。刚说到这里，邓小平就笑了，对着吴怡茹说，我知道你舅舅啊，你舅舅很有想法啊。他投资广东，带动了一大批港资企业啊。
吴怡茹连连点头说，对，对，我舅舅几乎每天都提到邓副主席，要我们好好干，把合资企业办好。
一旁的万里这时候就把刘金锁和夏建红推到了邓小平面前。万里没有想到会在黄山看见凤阳县的这两位敢冒敢冲的闯将，心里一阵高兴，觉得这真是一个向邓副主席就近汇报的好机会，于是刚才就对刘金锁和夏建红咬了一会儿耳朵，鼓励他们在邓副主席面前大胆地表露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果然，邓小平一听说刘金锁就是安徽上报材料中的那个带头搞“大包干”的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就特别来了兴趣，说，很想听听你们那边的情况。
刘金锁走到邓小平的正前方，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说，邓副主席，我们小岗村十八家农户自从按了手印子，搞了“大包干”，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一直很高。今年全村粮食大丰收，我们十八家农户不但都不需要吃国家的救济粮，还上缴了爱国粮。
邓小平听得兴致高了，手中的扇子也停了下来，连声说，说下去，说下去。
刘金锁继续说，今年，我们小岗生产队的粮食一下子从三万增产到十二万，生猪是一百三十五头，超过历史任何一年；卖油料两万四千斤，超过预定任务的八十倍。
邓小平欣喜地对万里说，这样说来，人均收入可观哪！
万里点点头，鼓励刘金锁继续说。于是刘金锁又说，除了缴国家的公粮，我算过了，把我们剩余的口粮折合成收入，我们人均是二百出头哪。邓副主席，我们以前的人均才二十二块钱。
邓小平点头说这个变化确实很大，然后又问，小刘同志，那你们家庭副业的收入占了其中多少啊？
刘金锁想了一下，说，八十多块钱。
邓小平举起手，掐指算着说，人均收入二百元，家庭副业就有八十多，那就是说家庭副业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听邓小平说得那么流利，夏小妹一吐舌头，悄声对哥哥说，我们中学生搞数学竞赛都没邓伯伯算得快啊。
刘金锁对邓小平说，副业收入确实是占了百分之四十，我们村对养猪、养鸭都是放开的，我们鼓励大家搞副业。猪养多了，粪肥也多，对搞好大田作物是一种良性循环。
邓小平听到这里，用手拍拍坐着的岩石，连说了三个好。他抬脸对万里说，家庭副业搞得好，鸡鸭养殖还可以扩大比例，养鸡生蛋，可以供应城市副食品市场，养鸭可以为纺织市场提供原材料，这些收入都很好。我说啊，家庭经济就是我们经济的细胞，如何把家庭经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很可能就是农村改革的一条出路。
万里连连点头，说对，对，你们还有什么话，也可以向邓副主席反映嘛。
邓小平似乎听出了万里话里的意思，便转向刘金锁，说，小刘同志，你们的“大包干”我知道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
刘金锁想了一下，欲言又止。
万里暗暗着急，启发刘金锁说，搞“包干到户”，你怕不怕？
刘金锁明白了，万里书记是要他在邓小平面前敞开心扉，于是就大着胆子说，今天我在邓副主席面前就敞开说了。我们农民怕的就是上面政策反反复复，一会儿允许我们走“大包干”的道路，一会儿《人民日报》又发文章要我们退回去，说“要坚决纠正包干到户的错误做法”。上面老是变天，下面哪里来好收成？邓副主席您一直鼓励我们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光明日报》上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也组织队干部学过。万里书记到我们村视察，也鼓励我们走出一条可以带动农民致富的符合实际的道路。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有点怕呢？还是经常会心里没底呢？我到滁县去汇报工作的几天，为什么村里人就都会以为我被捕了呢？这就说明中央的政策还不硬，还不响亮。我们就盼望党中央给我们农民吃定心丸，要不然的话，农村形势还会有反复。
刘金锁说完这些，心里坦然了，但是看着邓小平一时间变得非常严肃的脸，心里又变得忐忑，再不知说什么好，只听一旁的万里书记在小声地鼓励着，说得好，这是真实思想嘛！
这时候邓小平就站了起来，所有坐着的人也随着他站了起来。邓小平走了几步，看着山坳之间的茫茫云海，半晌，缓缓说，小刘同志，你们有这个顾虑是正常的。我知道，六十年代初，你们安徽就搞过“包产到户”，后来被批了，伤害了一批同志。老实说，那个时候我是同意搞“包产到户”的。那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说到这里，邓小平问万里说，万里同志，这个你知道吧？
万里说，这是邓公的一句名言啊，妇孺皆知。
邓小平点点头，顿了顿，继续说，那个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恢复农业生产，就不能在生产关系上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群众喜欢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们，这句话我不收回。我仍然坚持我的这个观点。
见刘金锁和夏建红一时没缓过神，万里又有点急了，提醒说，小刘同志、小夏同志，你们听懂邓副主席的话了吗？
二人这才明白过来，连声说听懂了。这时候他们又听邓小平说，有人说我邓小平要搞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像刚才我们在黄山看到的那条标语“走资派还在走”。我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一种误解。我十六岁就跑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本来就是去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学到了没有？没有。正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我才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我终生的追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就是再过一万年，中国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要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要让包括八亿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过上富裕的好日子。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再好听的理论也没有用。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四个字：实事求是。
邓小平的这段话铿锵有力，话音刚一落地，便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不仅刘金锁、夏建国这帮年轻人极其兴奋地鼓掌，连邓小平的随行人员也都长时间地鼓掌。大家仿佛是听见了一份言简意赅的人生宣言或者是社会理论宣言。
这一群年轻人自从黄山下来后，激动的心情很长时间没有平复，都说邓大人的这番话为他们人生的一辈子树起了一支精神标杆。任燕还写了篇通讯《大学生游黄山，巧遇邓小平》。而相遇这帮年轻人的卓琳，也显出了兴奋。她下山回到宾馆的时候，一边张罗热水给邓小平泡脚，一边说，看到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又想起在美国留学的那些海外学子，他们的一腔热情真叫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感动。
邓小平的思绪此时却仿佛不在这里。他对妻子说，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然后又对妻子说，腿脚是酸了些，但是关节还好使。这次考验算是合格了，我心里也有底了。看起来，我为人民、为国家再服务十几年，是没问题的。当然，以后是要退下来的，就做点顾问工作，但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这次黄山给我打的分数，算是及格。
邓小平在“百步云梯”所讲的这番话，在三天黄山之行最后一天的观瀑楼座谈会上，又大体地重述了一遍。那天齐集观瀑楼会议室的是安徽省委的常委们和徽州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对邓小平的话，一个个都听得很认真。
邓小平在座谈会上是这样说的：中国的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解决，每个地方、每个时候，情况不一样，不能全国念一本经。好的经验适合这个地方，不一定适合另一个地方。发展生产要因地制宜，思想不解放，增加收入、增产创收就难，好多事情遇到具体问题就会有障碍。什么是好办法？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能让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今年干得好，明年还干，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邓小平还说，不要怕群众富起来，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体现在生产发展上。打破束缚，要多思考。九亿人口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要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是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你们的物产很丰富，这里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之一。
万里在笔记本上急速地记录着这些话，满心的喜悦。这几天他一直在想，把邓小平请来安徽、请来黄山，是请对了。邓小平沿途所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实际上都是对安徽现行做法的鼓励。有了邓小平的支持，他万里就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很快，话题就转到了发展黄山旅游资源、发展徽州山区经济这些方面。品尝着祁门红茶的邓小平忽然眉头一皱，对大家说，俗话说靠山吃山。黄山是我们的财富，但是你们这里的条件却搞得不好，第一是脏，第二是乱。
此话一出，徽州地区的干部顿时一个个面露尴尬。时任徽州地委书记的魏心一马上表态说，邓副主席，我们接受批评，立刻进行“脏乱差”的整顿。
邓小平说，这不仅是你们的问题，全国的旅游景点都存在这个问题。黄山是个好地方，物产丰富，美不胜收，发展旅游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说到这里，邓小平就举起茶杯说，这是祁门红茶吧？魏书记说，是今年的春茶，我们的祁红和屯绿两种茶叶都获得了丰收，春茶与夏茶合计产量三十万担。邓小平追问，一担可以卖多少钱，出口占比多少？魏书记说，均价一百五十元，百分之六十创汇，出口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每年为国家创汇上千万美元。
听着魏心一流利的汇报，邓小平显得满意，脸上绽出了笑容。他说，好啊，你们把旅游做好了，可以给全国起个表率作用，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嘛。主要是要搞好服务态度、清洁卫生，这很重要。外国人来旅游，人家就是来花钱的。你让人家出钱，服务态度却不好，又脏，谁来？来了也要骂娘。这方面的工作要很好地研究，要搞好道路、交通、住宿、设备。上山道路要很好地整修，将来要能开快车，外国人和游客上去可以租车嘛。
邓小平说得这么细，安徽的干部，尤其是徽州的干部，都没有想到。但是，他们都没想到的是，邓小平接下来越说越细了，简直是谈起了“生意经”。邓小平是这样说的：黄山公园要卖门票，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新加坡的公园本国人收二角钱，外国人收一元五角钱，本国人和外国人收费可以不同。我们就是不会赚钱。很多华侨批评我们不会赚钱。总之，开动脑筋，广开生财之道嘛。
就像前一天在“百步云梯”下所突然爆发出的掌声一样，观瀑楼的会议室里此时也由衷地爆发出了一片掌声。安徽省委的领导与徽州地区的领导心里想，邓小平那么看重黄山的建设，把问题想得那么细，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不把中国的这些名山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