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陆大洲可没有像田源那样洒脱，几乎每天都要跑到西城区新街口办事处的门院里，盯着墙上挂着的那块小黑板，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上面。那块使人心焦的小黑板在将近两个月之后才出现了杜鹃的名字，使得杜鹃当场就跳了起来，而陆大洲的名字却始终上不了榜。
街道办事处负责安排知青的招工，庭院里每天都密密麻麻地挤着等待工作岗位的回城知青。工作岗位的稀缺使得知青们焦急难耐，尤其是家境比较困难的，比如陆大洲，就更心里窝火。他好几次冲着那位走路慢腾腾的街道办事处胖大妈喊，怎么还没轮到我啊？要等到什么时候？见鬼，还让不让人活了？都好几个月了，再不给分就断粮了。
杜鹃进的是“大集体”，是个菜场，当营业员。菜场虽然不是国营的，但也够她欢喜了。一个月三十二块钱的稳定工资，使她激动得无以名状。她当场就摇着陆大洲的肩膀说，你别嚷嚷了，有我工作，咱日子就可以过去了。我俩已经扯了证，虽然没钱办喜酒，但也算是正式的两口子了。我的钱就是你的钱。这三十二块，我们每个月给患病的老人十块，剩下的也够你我两个人吃饱肚子的了。再说菜场的工作，还能有些福利，有些要处理的菜听说还能优先处理给内部职工，这就够咱们便宜的啦。
有一次，陆大洲在街道办事处门口偶尔碰见田源，问他干吗去了，说怎么老不见他影儿。田源说，急什么急？回来了就松坦着过日子呗，何必每天上班八小时铆在那儿啊？
陆大洲说，反正你父母都是官儿，有钱，饿不死你。我可不成，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能吃杜鹃的工钱，吃了都害臊。
其实田源也是感受到家里的压力的。尤其是母亲曹慧，好几次唠叨着让他早点找到一份正经工作，说一个人有了正经八百的工作岗位，才有一份社会安定感；有了这份安定感，才能考虑下一步的恋爱与婚姻，人家姑娘才愿意跟你。
而田志远却没有曹慧那么心焦，吃饭的时候总是一边给儿子夹菜，一边说些大道理。比如他这样说：我近来又看到一份文件，咱们国家就业压力大啊。一九七八年的回城知青，就是二百五十五万人；一九七九年回城的，就有将近四百万人。你想想这个数字，吓不吓人？这些等待就业的知青，加上城市原有的待业人员，再加上新成长的劳动力，现在我们国家积累的城市待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万人。你想想，党中央国务院着不着急？小平同志着不着急？
田志远说，吃饭，吃饭，咱们就别逼小源了。
他又对田源说，继续去北大，找你那帮演过戏、立过功的朋友们去玩吧。没事儿也去教室里旁听旁听，北大的教学质量还是好的嘛，听说有些老教授讲课讲得棒极了。别心焦着进工厂，家里总是供得起你的。
这话就叫曹慧听着不高兴了，说，就你宠着小源，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整天晃来晃去像什么话？既然喜欢去北大，那就好好旁听一番，订个复习计划，准备今年高考，这也是一条正路。你去年不是也考上了云南那所大学的吗？就你嫌弃，不愿意上门。那你今年就立个志气，进一所北京的大学。
田源说，你们烦不烦？我苦了那么多年，户口迁回北京才没几个月，就招工啊，复习啊，这么逼儿子干啥啊？我慢点儿上班，还能给邓大人减轻一份压力呢。
听儿子这么说，田志远也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国务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农垦总局那个鲁田局长，半个月前刚刚调任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也为知青就业问题每天抓耳挠腮呢。
连续两天，鲁田都坐在大会议室的嘈杂声中，举着笔皱着眉。
本来，开个全国知青办主任座谈会，是不应该有这份嘈杂的。可是问题的成堆与矛盾的尖锐，使得各地的知青办主任一说话就上火。尤其是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办主任，脾性更急。
鲁田忍不住打断大家的话，说你们别光叹苦，现在哪个地方不苦？你们说点你们的经验嘛！你们为安置回城知青动的脑筋还少吗？北京先说！
于是，北京的知青办主任打开笔记本就说，我们北京搞了些地方政策，允许一些工厂、商场和大集体单位搞“内部职工子女顶替”，这就解决了个别家庭极困难的待业青年。我们还允许一些单位招收临时工，也解决了一些内部员工的子弟。另外就是街道办事处帮助待业青年搞一些便民服务，比如组织搬运队送煤气罐。
但是说到这里，这位知青办主任还是放下笔记本叹起了苦，说，鲁主任啊，杯水车薪，剩下的缺口还很大啊。不是我要把自己比作一头驴，我实在是黔驴技穷啊！
鲁田皱皱眉说，上海的说说。
上海的知青办主任就说，刚才北京说的那几条，我们上海也做了。问题与北京一样，也是杯水车薪。不过，我们上海现在有个新情况。因为我们上海的小青年脑瓜子活络，一些待业青年自己想办法攒活儿挣钱，有的搞副食摊，有的搞服装摊，倒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种做法，并不合法，有争议，所以我们知青办不敢明确表态是鼓励还是不鼓励。
北京知青办主任说，我们北京小打小闹的也不少，工商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实话，要是真能放开了，让待业知青自谋出路，倒也是个解决办法。
话音还没落，云南知青办的那位女主任就噌地站了起来，说，放开？什么叫放开？这种放开，不是鼓励长资本主义尾巴吗？不是鼓励出现新的工商业者吗？要记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不论规模多大，都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虽然是知青办，要解决的是知青的就业问题，但是这里面也还是有个方向路线问题，有个提倡问题，有个引导问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要把好这个关。
坐在她对面的上海知青办主任一听这话，也噌地站了起来，说，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云南把人都给我们退回来，还说什么尾巴不尾巴，那么难听！怎么说，当年也是我们几万热血青年支援你们边疆建设，现在你们倒说现成话！你们想想，你们云南现在是怎么干的？我听说你们知青办把印都挂办公室门口，要返城的自己随便盖。你们云南甩了包袱，反而说我们上海长什么“尾巴”，你们这说的是人话吗？
女主任瞪圆眼睛说，我说的句句是人话！知青回城政策是国家定的，是中央的政策，和我们云南知青办有什么关系？
鲁田就这么坐在争执与吵嚷声中，一直坐到会议快要结束。他最后平静地说，现在问题确实很多，矛盾也确实很大。很多政策性问题，从我们知青办的角度来说，也难以判断，更难以推动，我看还是给中央写个报告，全面汇报情况，看看中央怎么定。
一说到给中央写报告，会议室又顿时热闹起来。这个说，一定要写上我们那里待业青年太多了，天天没事干，打架斗殴、喝酒闹事，影响社会稳定。另一个抢着说，我们那里刚拨乱反正，气儿还没喘顺呢，知青又回来了。政府门口天天围着一大群人，问政策、等工作的，还有打标语、喊口号的，每天都在闹。这种混乱情况，也得好好写上。
鲁田敲敲桌子说，会议到此结束。
邓小平在三天后就看到了国务院知青办打给中央的报告。他一连将报告看了两遍，越读感到心里越沉。那报告的标题与副标题就叫人心里发沉：一项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关于上千万人要求就业急需统筹安排的报告。
当天上午十点，他按时去庭院绕圈散步的时候遇到女儿邓榕。邓榕主动提出陪父亲走路，她一边走，一边像说稀奇似的给父亲说了一段“两个回城知青卖鸡蛋的故事”，仿佛她知道父亲眼下正在考虑什么领域的问题。
邓榕当然不知道，那两个蹲在胡同口的回城知青，一个叫田源，一个叫陆大洲。虽然她从北大学生剧社演的《于无声处》中看到过男主角田源，但她根本不会把英俊的男主角与蹲在胡同口的知青联系起来。她只知道摆在两个知青面前的一篮鸡蛋，很快就被经过那条胡同的行人们购买一空。她本来也想买几个的，因为那些鸡蛋个儿大、新鲜，甚至还带着鸡屎，比菜场里卖的中看。她那时候骑着单车，鸡蛋不好带，也就没买，但她觉得这个事儿挺新鲜。她与那两个卖蛋者简单交谈过几句，知道他们都是从云南农垦场回来的，一时无法谋生，所以就蹲在胡同口卖鸡蛋。虽然这很不合法，有点儿像以前报纸上狠狠批判过的“投机倒把”。
邓榕说，我看这其实没啥问题，价格跟菜市场的一样，东西还新鲜，居民们还可以少跑路。所以买蛋的和卖蛋的，都很满意。
邓小平听完故事，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继续绕圈。绕到快第十圈的时候，邓小平站住了，若有所思地说，草绿了。
邓榕随着父亲的目光看去，果然，一片若有若无的轻盈的绿色，已经悄悄地在两亩大的庭院里浮现了。
邓榕说，爸爸您眼真尖啊，草真是绿了呢。
这时候，邓小平心里琢磨的是，应该马上召集一个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城市就业问题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其实，田源在菜场门口遇到陆大洲以及他手中的那篮鸡蛋，也是一次偶然。他看到陆大洲那种踌躇而痛苦的样子，心里老大不忍，于是伸出右手拎过鸡蛋，又伸出左手拉住陆大洲，说你还不如自己摆个地摊卖，于是就把他拉到了那个行人络绎不绝的胡同口。
陆大洲在菜场门口的百般踌躇，是因为他不能再给杜鹃添麻烦。他已经好几次到郊外从农户手里收购鸡蛋，然后通过杜鹃这个菜场营业员的便利把这些鸡蛋转售出去，从中得到的差价使他感到了一个城市男人小小的价值。问题是杜鹃那个班组的组长已经小声警告过杜鹃了，说再这样做下去，他只能汇报给菜场领导了。
陆大洲没有想到，蹲在胡同口也能售出与菜场等价的鸡蛋，而且售卖得更快。价格的平实与鸡蛋的新鲜度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的行人，连骑车经过的邓榕都下车查看了半天。
半个小时后，田源就拍拍拎着空篮子的陆大洲说，在大城市里讨生活，不长个心眼不行。趴铁轨阻断铁路的那种豪迈，在这里可不管用了。
陆大洲数着皱巴巴的毛票和分票，笑着说，这是犯法，不过我也知道，这种犯法比起趴铁轨那种犯法，可是小多了。
田源摇摇头说，要是上纲上线说，这两种犯法都一样严重。
中央好几位领导都出席了经济工作会议的关于知青就业问题的汇报会。国务院知青办主任鲁田汇报的口吻一直很沉重。他说了很多数字，说知青大返城之后，城镇待业青年达一千五百万，总数超过“文革”十年安置就业人数的总和。保守估计，三年内陆续返城的知青人数加上城市待业人口将超过两千万，大体相当于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涉及城镇一半以上的家庭。
最后，鲁田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汇报：庞大的就业压力已经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如何尽快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团结。这个问题的急迫程度已如火烧眉毛。
会议厅的大吊灯发出柔和的光，但是所有领导人的神色都不轻松。邓小平不顾服务人员的提醒，已经连续抽了三根烟了。
谷牧打破沉默说，这么多人待在城里没事做，当然是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国务院每年划拨十亿元作知青经费，可以从这里腾出一部分辅助城镇安置待业青年，搞些集体服务。
李先念微微摇头，说这么多的城镇待业青年，光靠国家和集体企业，恐怕也消化不了。谷牧叹口气说，是啊，拿出五到八亿的经费安置就业，也只能解决四百万人左右。
邓小平看着谷牧，掐掐指头说，一个是四百万，一个是一千五百万，两者比例是一比四，大部分还是解决不了。我看，知青安置问题，还得多想一些办法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想也要再解放一些，步子也要再大一些。
听邓小平这么说，鲁田来了劲，把一个他想了好多天的建议摆在了桌面上：这么多待业青年，国家都包下来也不现实。中央可以给个政策，让返城知青自谋职业，自找出路，比如可以给些安置点，鼓励搞点小个体，国家减免征税之类的。在我们召开的全国知青办主任座谈会上，有一些同志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更多的同志还是担心，担心这些个体都是体制外的，如果开放了，参与人数过多了，就把我们社会主义的体制给打乱了，会引导出一些不好的倾向。
鲁田在这里用了一个“不好的倾向”，而没有用“资本主义倾向”，是怕后者的刺激性更大。“四人帮”不是老是攻击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大走资派”吗？现在邓小平就坐在这里，他怕给中央的领导带来压力。
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从会议桌对面就传来“我看不会”的斩钉截铁的四个字。
这是邓小平说话了。
此时，会议厅里所有的目光一同聚集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邓小平放下手中的烟，环视着与会者，声音硬朗地说，我看，这个“自谋出路”很好。现在就是要千方百计、千军万马地解决就业问题，就是要打破什么都由国家包下来的老思路。我们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其实，说到底，就是要改革这个体制嘛。一改，不是乱了，是活了。
听邓小平这么说，鲁田心里激动，迅速在笔记本上作着记录。他想，这就是领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话了，虽然话说得平和，但却指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不仅政策要动，体制也该动动了。
这绝对是中国的出路。
这时候，鲁田就听到了李先念表示赞同的发言。李先念是这样说的：不少地方已经有偷偷干的了，就是我们还不敢承认他们。这也是客观规律，有需求就有生产，搞副食的、卖针头线脑的，都有。
邓小平马上接过李先念的话说，我看，知青就业问题，光搞小个体也不行，这还是小打小闹。要多搞点轻工业、服务行业，能用不少人。知识青年就业是经济上的事，终归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解决。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就是缺少能人站出来带头。能人过去有很多，他们是生产的组织者。我们长期没有把这些能人用起来。
大家听出了邓小平话中有话，神情都有些呆了。
邓副主席所说的“能人”概念，指的是谁呢？
邓小平看出了大家的疑惑，便用清晰的口吻直截了当说，为什么不让原来的工商业者、资本家都参与进来？让他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嘛。现在就是要千军万马行动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尽其才。原来的工商业者、资本家海内外联系广，经商办实业经验多。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支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起来。
会议厅里一片记录的沙沙声。记录者都觉得这些话有些振聋发聩。要不是邓小平这么说，谁都不敢往这个方面去想。要是这么去想，照以前的说法，明摆着就是“阶级立场不稳”，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谁吃了豹子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