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国与田源当夜返回北大，就向剧社的伙伴们传达了来自解放军八一剧场的好消息，说这次希望大了，这就让几位演员激动得啪啪啪地鼓掌。大家当晚聚集在学生会办公室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邓小平访日新闻的时候，也增添了几分激动。
他们这一天看到的是邓小平拜会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镜头。在这些画面中，他们注意到田中角荣以及不少田中派国会议员们的眼角，都是泪光盈盈的。
这天田中派国会议员几乎悉数赶到了田中官邸，而且事先在门口站起了队。不仅议员们按照田中角荣的要求站在官邸门外迎接，而且田中角荣本人率领全家也都早早地候在了官邸门外。
这简直像是一个节日。
其实在门外站队之前，田中角荣的夫人花子曾经对丈夫低声说，现在天气凉，你还是慢一点站到门口去，时间早着呢。田中角荣连连说，不早了，现在就去站队！邓小平先生光临寒舍，这种喜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于是，田中角荣和夫人花子、女儿、女婿、外孙女、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以及田中派的四十八位日本国会议员，早早地就列队在官邸门口。日本警视厅派出的大批警察早就在四周值勤，引得路人都远远观望，纷纷投来惊奇的目光。这种目光使得田中前首相的脸上越来越焕发出光彩。
当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国宾车队驶近的时候，田中角荣就更加显得容光焕发了。他大步迎向车队，紧紧握着步出汽车的邓小平的双手。田中角荣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他大声说，阁下不忘故交，光临寒舍，田中实感荣幸之至！
邓小平听完翻译的话，微笑着说，田中先生对中日复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人民都记得您，我来看您理所应当。
田中闻言大喜，连说请请请，这时候记者们的镁光灯已经亮成一片了。
在会客厅坐下以后，邓小平看着老朋友田中角荣及其身边坐得端端正正的几十位田中派国会议员，朗声说，我们两国已经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样，条约就生效了。这个条约，不但是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奋斗多年的成果。这其中，包括您田中前首相，包括您二阶堂进前官房长官，包括在座的诸位。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
田中不住地点头，充满感情地对邓小平说，我见到您，心情就同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一样。一九七二年，我有幸访问中国，那次经历我终生难忘。
邓小平听了这话，很有感触。他说，是啊，一九七二年，那时候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没能见到您。
田中听了这句幽默的话，不由得笑了起来，但后来又马上止住了笑容。那是中国政治不正常的年代，田中角荣知道邓小平当时是在中国江西省一个偏僻的地方做着工人的工作，但是邓小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对推进中日两国的关系抱有信心，这也是田中角荣能感觉到的。所以邓小平在这次见面中强调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来同老朋友叙旧的。
于是，田中的心情也特别舒畅。他念了一句孔子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希望田中角荣先生，还有二阶堂进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能再到中国走一走。
田中一听这话，心里就开心，马上说，我很高兴接受阁下的邀请。坐在他身边的二阶堂进也马上欠身拱手说，内心充满感激！
邓小平说，我知道田中先生、二阶堂进先生对中国的发展都很关心。中国人民，也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再次迎接田中先生和二阶堂进先生的访问。
这诚挚的邀请以及所有让人如沐春风的话，不仅在当场就获得了田中派国会议员的高度赞赏，而且都以极其醒目的位置登在了日本的大小报纸上。几乎所有的时事评论员都赞扬了中国不忘故旧的传统风范。有位评论家还说，看来中国人不仅记住了所有对中国动过一刀一枪的日本人，也记住了所有为两国关系添过一砖一瓦的日本人。中国人的心里是有账本的。
其实邓小平对这次造访田中角荣也很有感慨。在车队离开田中角荣官邸返回宾馆的路上，他对坐在身边的黄华外长说，刚才田中前首相说到了周总理，你注意到了吗？黄华说注意到了。邓小平叹息一声说，田中先生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总理了。周总理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还健在的话，这一回，他一定会来的。
听邓小平这样说，黄华也叹息了一声，说，我们做外交工作的同志，也都很怀念总理。
邓小平这一路上就再也没有说话，他微微闭眼，思绪一下子就到了一九七五年。他记起了那一年他在周恩来的病榻边汇报工作的情状。那时，周恩来的脸色非常憔悴，病情显然已经很严重了。那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邓小平记得，他是俯着身子对总理说话的，他那时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总理啊，这一次全面整顿，已经使铁路系统贯通了，生产有所恢复。他记得周恩来问自己钢铁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已经派了工作组到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去蹲点，还成立了国务院钢铁领导小组，谷牧当组长，现在有些起色。这个月，全国平均日产钢七万两千四百吨，达到完成全年计划要求的水平。
他记得那一刻，周恩来点点头，用艰难的声音说，去年鞍钢两派武斗，我把他们叫到北京来坐在一起，对他们说，鞍钢不能乱哪，要不然全国三分之一的钢产量就没有了啊！恢复到这个程度还不够，我们钢铁的缺口还很大啊。
邓小平记得自己那时候说，我明白总理的话。然后，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周恩来的一个饱含感情的动作。周恩来那一刻吃力地抽出手来，紧握住自己，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他也握着周总理的手，久久不放。当然，他不敢用力，握得很轻，但是握得很温暖。他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总理的：我还要努力。
然后他看见总理露出了微笑，总理显然感到欣慰。他听见总理对自己说，小平啊，你总是说这句话。就像当年在巴黎，咱们办《赤光》杂志，你当油印博士的时候一样。
那一刻，总理也想到了巴黎。那是一九二二年就开始的革命友情啊。他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成为了革命者，随后又成为了共青团员，紧接着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是周恩来兄长一路牵着自己的手往前走的。
邓小平没有流眼泪，他是个很难流眼泪的中国革命家，但是他知道，这一刻，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江河里的周恩来，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流淌在他心底的莹莹的泪光。
随后参观的几家日本现代化企业，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讶异、兴奋、沉思这样一些表情，先后出现在他的脸上。不仅邓小平如此，随行人员也都如此。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工艺，对于长期陷于“阶级斗争”难以自拔的中国人而言，冲击力确实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神奈川县座间市的日产汽车组装车间里驻足很久，通过耳机认真地听取日产汽车公司总经理石原俊的介绍。在他眼前，组装汽车的流水线缓缓移动，四十八个产业机器人操着各种工具依次焊接车体，各种精确的自动组装动作有条不紊，电火花不停闪烁。
邓小平摘下耳机问，自动化程度达到多少比例了？石原俊回答说，尊敬的邓先生，本厂的自动化程度为百分之九十六。
这个比例似乎有点吓人，邓小平陷入了长时间的思索。这时候黄华凑到邓小平耳边说，按劳动生产率算，这个工厂是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九十九倍。
邓小平感叹了一声，说差距太大了。
他想了想，又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合作。
在大群日本记者紧张记录的时候，陪同邓小平访问的日本经团联会长士光敏夫挤到邓小平面前说，邓先生，我们一定会进行很好的合作。我们建议，最好能创办日中两国的合资企业。
邓小平听士光敏夫这么说，心里一动，觉得这倒是个好点子，于是马上表态说，士光敏夫会长的这个建议好，可以积极考虑。我们中国荒废了十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二十年。
“二十年”这个词一出口，引起了日本记者一阵小小的惊呼，想不到中国的领导人会用这么一个数字来表达两国间生产技术的差距。这样的表达很坦率，也很客观，甚至很智慧，这体现了中国在生产技术方面欢迎日本援助的迫切而诚恳的态度。
邓小平抬起脸，看看众人，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要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朋友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我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有希望的。
当时掌声就噼噼啪啪地响起来了，跟生产线上产业机器人手中的焊花响成一片。一位日本记者向他的同行说，邓能这样说，太了不起了！而使这位记者更加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随后在公司的纪念册上还题写了这样的词句：“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在他的报道中激动地写道，能题写“伟大”的，才是伟人！
千叶县沿海地区的君津钢铁厂是邓小平此次访日的考察重点。显然，对这个厂的参观、考察、判断，与是否推进国内的“宝钢”项目，有着一种客观上的关联。
奇怪的是，中国贵宾的车队从宾馆出发的时候，独独不见夏默跑出来。黄华看着手表，显然是着急了，说老夏今天怎么拖拉了，要不要再等一等？这时候邓小平果断地把手一挥说，不等了，时间到了就出发。
卓琳坐在邓小平身边，把车窗开了一道小缝，让十月湿润的风回荡在车内。她深知丈夫的脾性，按时行事，从不拖拉，但她同时心里也想着夏默，这个人怎么会掉队了呢？
代表团的人们后来才知道，夏默是晚了十五分钟才匆匆奔出宾馆的，他是被一份来自国内的电报耽误了。急出一头汗水的夏默后来在两位日本外交官的帮助下，才登上临时安排的汽车急急忙忙地赶队伍。
邓小平一行头戴红色安全帽，一路走在君津钢铁厂，先是参观转炉，后来又参观巨大的轧板车间。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亲自陪同参观，他告诉邓小平，君津钢铁厂是六十年代搞起来的，现在的规模是年产量一千二百万吨。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在中国贵宾的人群中悄悄地出现了喘着大气的夏默。
黄华笑了，走到夏默身边，友好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夏默惭愧地笑笑，算是做了解释，因为他这时候不宜多说话，怕妨碍了大家的参观。
邓小平这时候向轧钢机走了几步，把眼睛眯细了，他看见了轧钢机上的一块标志牌。标志牌写的是日文，但是上面有“1969”的明显字样。看见还在喘气的夏默，邓小平便把夏默叫到自己跟前，说夏默同志，我不懂日文，这里写着“1969”，是不是这台自动化轧钢机的生产年份？夏默弯腰一看，说是。邓小平接着问，一九六九年，你在做什么？夏默低头一想，轻声说，扫厕所，还没“解放”。
邓小平点点头，又转过脸，问另一位随行专家，你是搞物理的，一九六九年，你在做什么？那专家说，我在劳改农场养猪队。邓小平再问一位，你呢？那位专家说，白天清扫大杂院，晚上批斗，坐“喷气式”。
邓小平长吁一口气，说，是啊，我们在折腾，人家在搞自动化。
卓琳听邓小平这样感叹，心里也叹了一口气。她想到了自己的一九六九年，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她与丈夫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邓小平被迫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一九六九年，全国都在遭殃啊。
这时候邓小平沉吟了一下，指着身边由计算机操纵的轧钢流水线又问夏默，你访问欧洲的时候，见过这样的流水线吗？
夏默说，在德国，见过数控机床。但是，由计算机操控轧制钢板，还没见过，也算开眼界了。
邓小平说，我们的鞍钢，是日本三十年代的钢铁生产水平。现在，时隔四十年，日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了。我们确实落后太多。我看这个君津钢铁厂很好，如果把它搬到上海宝山，对我们国家的钢铁生产一定是个好的促进。
夏默一听邓小平说到宝钢，马上报告说，小平同志，我今天迟到，实在不应该。因为国内传来了一份电报，上海宝钢选址的地基问题刚刚查清楚，我急着看，忘了时间。
邓小平马上问，什么内容？
夏默说，五十六名专家进行了十八个昼夜的打桩试验，证明了打六十米深的钢桩，完全能够承受钢厂需要的负荷！
这个信息立时让邓小平陷入了深思，以至于在轧钢机流水线旁迟迟没有迈步。
仿佛间，他有一种此时正站立在上海宝山土地上的感觉。
是的，就在宝山，就在身边，长长的优质钢材缓慢而威武地向前移动着，电子屏幕闪闪烁烁。
当然，这是若干年以后上海宝山出现的景象。
中国需要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君津钢铁厂，不能再迟缓了。一个钢铁贫乏的国家是缺钙的。
出现在邓小平脑海里的这一形象和思路，一直断断续续地延续到当天晚上，直至深夜。在卓琳已经睡下之后，他还请王秘书把夏默叫到自己房间的会客室里。邓小平对惊讶的夏默说，打扰你休息了，这么晚请你来，是想请你去办一件事情。明天你不必随团活动，去和日本有关部门商谈一下上海宝钢项目的进度问题，然后立即回国。
夏默愕然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此时他又听邓小平说，回国以后，你直接找先念同志、谷牧同志，他们会安排你去宝钢的。夏默同志，宝钢的事情我想了很久了。宝钢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不要过多争论了。这件事我也犹豫过，两百个亿，不是小数。但是现在想，上，利大于弊。振兴中国钢铁工业，这是一项支柱工程，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不争了，再争没有时间。我的意见：尽快上马！
夏默听到这里，心间立刻翻动起了潮水。他激动地说，小平同志的决策是对的，既然地基没有问题，就应该咬着牙上！我愿意参与这个工程。
邓小平说，好，你对各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有研究，可以发挥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你到宝山后，告诉前期指挥部的同志们，不要争论，不要怕，尽快开工建设。我们的钢铁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再没有拖的本钱了。
夏默当即就答应立即回国，尽快去宝山。在告辞的时候，邓小平忽然提到了北大排演话剧的事，这倒让夏默一愣。邓小平说，你儿子在北大上学，听说北大学生排了个话剧，在学校演了一次，反响很大，很轰动，你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