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敌人的侦察机在我们的头上作着低飞，不时把机身倾侧，骄纵成性的飞行士也不用望远镜，他在机上探出头来，对于我们的射击毫不介意。
飞机侦察过之后，我们发见先前放弃了的第二线的阵地上出现了五个敌人的斥候兵。一面日本旗子插在麦田上，十一年式的手提机关枪立即发出了颤动的叫鸣。
由第三排负责的营的前进阵地突然发出违反命令的举动。对于敌人的斥候，如果不能一举手把他们活捉或消灭，就必须切诫自己的暴露，要把自己掩藏得无影无踪。我曾经吩咐第三排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但他们竟完全忽略了。第三排的排长的反乎理性的疯狂行动使我除了气得暴跳之外，简直无计可施。这个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但他的勇敢对于我们战斗的任务毫无裨补，他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把重机关枪的阵地一再移动，自己的机关枪没有发过半颗子弹，就叫他率领下的十个战斗兵一个个的倒仆下去。第一排的排长想率领他的一排跃出壕沟，给第三排以援助，我严厉地制止了。我宁愿让第三排排长所率领的十个人全数牺牲，却不能使我们全连的阵地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完全暴露。但我的计算完全地被否定了，在我们右边的友军，他们非分地完全跃出了战斗的轨道，他们毫不在意地去接受诡谲如蛇的敌人的试探，他们犯了比我们的第三排更严重的错误。为了要对付五个敌人的斥候兵，他们动员了全线的火力，把自己全线的阵地完全暴露了。
敌人的猛烈的炮攻又开始了。
敌人的准确的炮弹和我们中国军的阵地开了非常厉害的玩笑。炮弹的落着点所构成的曲线和我们的散兵沟所构成的曲线完全一致。密集的炮火使阵地的颤动改变了方式，它再不像弹簧一样的颤动了，它完全变成了溶液，像渊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汹涌的波涛。
我们的团长给了我一个电话机。他直接用电话对我发问：“你能不能支持得住呢？”
“支持得住的，团长。”我答。
“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这是你立功成名的时候，你必须深明大义，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我仿佛觉得，我的团长是在和我的灵魂说话，他的话（依据我们中国人和鬼的通讯法）应该写在纸上，焚化。而我对于他的话也是从灵魂上去发生感动，我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我不明白那几句僵尸一样的死的辞句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动我。
“团长，你放心吧！我自从穿起了军服，就决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径，我是一个军人，我已经以身许给战斗。”
于是我报告他第三排长如何违反命令的情形，他叫我立即把他枪毙。但第三排的排长已经受伤回来了，我请求团长饶恕了他。那中年的四川人挂着满脸的鲜血躺在我的近边，团长和我的电话中谈话他完全听见的。他以为我就要枪毙他，像一只癫狂的野兽似的逃走了，我以后再也没有碰见他。
夜是人类天然的休息时间，到了夜里，敌我两方的枪炮声都自然的停止了。弟兄们除了一半在阵地外放哨之外，其余的都在壕沟里熟睡起来。我的身体原来比别人好，我能够支持五天五夜的时间人还比较清醒。我围着一条军毡，独自个在阵地上来往，看着别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我这时候才对自己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很可以做这些战士们的朋友。
我的鼻管塞满着炮烟，浑身烂泥，鞋子丢了，不晓得胶住在哪处的泥浆里，只把袜子当鞋。我的袋子还有少许的炒米，但我的嘴脏得像一个屎缸，这张嘴老早就失却了吃东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晓得这时候是否应该向嘴里送一点食品。
第二天拂晓，我们的第二排，由何博排长率领向敌人的阵地出击。微雨停止了。晓色朦胧中我看见二十四个黑色的影子迅速地跳出了战壕。约莫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前面发出了激烈的机关枪声，敌人的和我们的都可以清楚地判别出来。这枪声一连继续了半个钟头之久，我派了三次的支援兵去接应。一个传令兵报告我排长已经被俘虏了。我觉得有些愕然，只得叫他们全退回来。
原来何博太勇敢了，到了半路，他吩咐弟兄们暂在后头等着，自己一个人前进到相距两百米的地方去作试探，恰巧这时候有一小队的敌人从右角斜向左角的友军的阵地实行暗袭，给第二排的弟兄碰见了，立即开起火来。但排长却还是留在敌人的阵地的背面。天亮了，排长何博不愿意把自己的地位暴露，在我们的阵地前面独战了一天，直到晚上我们全线退却的时候方才回来。他已经伤了左手的手掌，我和他重见的地点是在南昌陆象山路六眼井的一个临时医院里。因为我也是在这天受了伤的。
这天的战况是这样的。
从上午八点起，敌人对我们开始了正面的总攻。这次总攻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们伏在壕沟里，咬紧着牙关，忍熬这不能抵御的炮火的重压。
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
“与阵地共存亡”。我很冷静，我刻刻的防备着，恐怕会上这句话的当。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中国军的将官最喜欢说这句话，我本来很了解这句话的神圣的意义，但我还是恐怕自己会受这句话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这里都不成问题，面对于阵地的据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这时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敌人的无敌的炮火之下，我们的弟兄还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数，而我自己，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鲜丽的画景：我们中华民国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
但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已击溃了右侧方的友军的阵地。
我们出击了，我们，零丁地剩下了的能够动员的二十五个，像发疯了似的晕地、懵懂地在炮火的浓黑的烟幕中寻觅着，我清楚地瞧见，隔着一条小河，和我们相距约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大队的敌人像潮水似的向着我们右侧被冲破了的缺口涌进，他们有一大半是北方人，大叫着“杀呀！杀呀！”用了非常笨重，愚蠢的声音。挺着刺刀，弯着两股。
我立刻一个人冲到我们阵地的右端，这里有一架重机关枪，叫这重机关枪立即快放。
这重机关枪吝啬地响了五发左右就不再继续——坏了。
那射击手简单地说着，随即拿起了一技步枪，对着那密集的目标作个别的瞄准射击。
我们一齐地对那密集的目标放牌楼火。但敌人的强大的压迫使我们又退回了原来的壕沟。
右侧方的阵地是无望了，我决定把我们的阵地当作一个据点扼守下去，因此我在万分的危殆中开始整顿我们的残破的阵容。而我们左侧方的友军，却误会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用密集的火力对我们的背后射击。为了要联络左侧方的友军，我自己不能不从阵地的右端向左端移动。
这时候，我们的营长从地洞里爬出来了。他只是从电话听取我的报告，还不曾看到这阵地成了个什么样子。他的黧黑的面孔显得非常愁苦。他好像从睡梦里初醒似的爬出来了，对我用力地挥手。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脚，他呛咳了两声就倒下了。
敌人的炮口已经对我们直接瞄准了，从炮口冲出的火焰可以清楚地瞧见着。
我开始在破烂不堪的阵地上向左跃进，第二次刚刚抬起头来，一颗炮弹就落在我的身边。我只听见头上的钢帽嚆的响了一声，接着晕沉了约莫十五分钟之久。
我是决定在重伤的时候自杀的，但后来竟没有自杀。我叫两个弟兄把我拖走，他们拖了好久，还不曾使我移动一步。这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还有一付健全的腿，自己还可以走的。我伤在左颈，左手和左眼皮，鲜红的血把半边的军服淋得透湿。
当我离开那险恶的阵地的时候，我猛然记起了两件事。
第一，我曾经叫我的勤务兵在阵地上拾枪，我看他已拾了一大堆枪，他退下来没有呢？那一大堆的枪呢？
第二，我的黑皮图囊，我在壕沟里曾经用它来垫坐，后来丢在壕沟里。
记得特务长问我：“连长，这皮袋要不要呢？”
我看他似乎有“如果不要，我就拿走”的意思，觉得那图囊可爱起来，重新把它背在身上。不错，现在这图囊还在我的身边。
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二十一，汉口
（选自《第七连》，1947年6月，上海希望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