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子头兵站的工作人员们，庆幸着这平静的一天，都跳出了地窿，在中校副官的管束之下，为着弥补这几天来的工作上的空白，他们的工作的紧张的情形几乎突破了以往的最高限度。中校副官，凭着他的冷静而沉着的情绪，他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作都注意到了。一个能干的工作者在对于最繁冗的工作的处理中也保留了极多的余暇，他们兴奋地带着一种畅舒而闲适的样子，让背脊比平时稍为更驼些也不要紧。他是那样活泼泼地，像一个有着多余的生活力的小孩子，却一点也不暴躁，不动怒，他总是轻着步子，屏息着，偷偷地绕着那死钉在办事桌上的工作人员们的背后横渡而过，连一点呛咳也没有。碰见那些难以教育的低能的勤务兵的时候，总是招着手，叫他“来！”
把他带到另一个处所，严厉地训斥着：“你的‘风纪扣’忘记扣了！”
或者指责他们一点关于裹腿打得难看——诸如此类，甚至一点一滴的细微的事。
今天，一早起来，他照例打电话到望府台军部参谋处去询问战况，不知怎样，电话总是打不通。但是这件事在他的心中所引起的焦灼是极短的，当然，电话不通可以说是常有的事，只要打发一个通讯兵去巡视一下就行。而北平方面，从无线电传来的消息，因为数日来卢龙的中国军已经正式地对日本军作壮烈的抗战，正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是上海，广州，汉口等处的民众，也开始了激烈的踊动，全国同胞的视线，正一致对滦东的战局集注着。
中校副官，他感到了极度的昂奋，在全国民众的激发和鼓舞中，他深刻地认识了军人在一国中所占的位置是怎样的崇高……趁着胸腔里的情绪正达到最高点的当儿，他把劳司书叫来了，畅快地吩咐着说：“给我写吧！给我写吧！今天的《进军》，你应该有一篇最动人的文章，要把全国民众对于这一次抗战所怀抱着的热望，他们如何壮烈地在呼号应援的情形，都详细地、动情地转告我们前线的战士，对他们作一个最有力的刺激和提醒！中国的军队和民众联合的可能性，已经在战斗的实践上证实了。
我要特别地指出，第一，日本是可怕的吗？战争是必须逃避的吗？快些，立即把答案写下来吧！”
“日本是不足怕的！战争是无需逃避的！”
“日本的飞机是如何威猛，它们总是一天到晚地爆炸我们的阵地！在火线上，日本的坦克车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威力；日本的大炮，也连日对我们的阵地施行最猛烈的轰击。胆怯气馁的不抵抗主义者们总爱这样问：我们是凭什么去抵抗的呀？”
劳司书，他的面孔凛肃中带着愉快的微笑，他是这样鼓噪地回答了：“是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凡是足以蹂躏我们，杀戮我们的，日本都齐备了！但是我们却用不到这些，我们和日本军的战斗只是肉搏！肉搏！
肉搏所需要的只是一颗热腾腾的心，杀敌的心，坚强不屈的心！这便是我们所凭借的武器。中华民族的胜利和光荣，只有在这上面才给予显著的证明！”
“不错！对！那么，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解答了！你赶快给我写吧！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你应该最好在每一行都提及我们的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我们一军中，是唯一的光荣的标帜！”
这样，在那热情，虔敬，几乎近于疯狂的工作者——中校副官的影响之下，这兵站里的热烈而紧张的工作继续下去，直到退兵的消息传到之后，那才给浇上了满头的冷水。
传递这消息的是军部的传令兵，他这天早上八点从望府台出发，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二时左右。
军部对这里的兵站正命令着赶快结束，因为依据军部的预测，不出两日，滦河一带的中国军的阵地，有被日本的飞机炸弹所糜烂的可能，随着这新局势的转变，军部所预定的防线，已经缩短到通州，副官现在败退下来了，他的白晰的面孔变成灰暗。他双手在背后交绊着，低着脖子，在办公室里焦灼地，踏着沉重的步子，一来一往地乱踱着，显得有点踉跄的身体在那挤得很紧的办事桌子之间磕磕撞撞，至于把上面的墨盒和纸笔之类也弄翻下来。
他的温暾和蔼的样子完全变了，简直是非常的暴躁，叫勤务兵的时候，只是短促地一声，如果听不见，就不复再叫，却悲苦地带着寻端肇衅的面孔，总在严酷地注意人家的短处和错误。他这样独自苦苦地挣扎了几乎两个钟头之久，最后是果断地决定了：他骑上了自己的一匹棕色马，匆匆地向望府台方面疾驰而去。
午后八时三十分，他抵达了军部。
军部分驻在好几座很小的民房里，为着避免敌军的空袭和炮击，这里所有的房子都看不到一点火光，只在内层的屋子里点着洋蜡烛。军长的隔壁住着参谋长。参谋长是个高个子，消瘦，蓄着一撮小胡子，在一张有靠背的木椅上倒躺着，双手交绊在脑后，面孔朝着屋顶，静默地避免了所有一切的烦扰，全身一点也不动。中校副官踏进来了，向参谋长举礼，一付坚硬的黑皮靴发出了极高的音响。参谋长很冷静，似乎很早就已经觉察那进来的人是谁，却半点也不惊扰自己，对中校副官点头还礼之后，双手从后脑上拿了下来，这些动作都显得格外的沉重。他淡然地对中校副官询问着，但是在未询问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主意，而副官这时候对他说出了什么都不会发生任何意义和作用。
中校副官于是又见了军长。
军长是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中年人，脸很长，像马的脸一样，说话的时候，鼻端两翼在扭动着，这一点和马更相像。态度很和蔼，并且似乎没有什么顽固的成见，那情调较之狭窄峭厉的参谋长，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副官现在用一种最诚恳的态度说：“没有一个中国的同胞不对你抱着热烈的希望。在卢龙指挥作战的将军是谁呢？我们祝祷他不是×××不抵抗主义者的同胞骨肉兄弟！他忧虑着些什么？粮食和军饷，我们是有的，我们帮助他，供应他，甚至连人都可以让他编入自己的队伍中去，只要他是勇敢的，他能够负起保卫民族国家的责任！
这决不是一个人的胡说，是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中国民众的意志是坚固的。
并且中国民众在国家民族的大事上从来不曾表现过他们的无知和愚蠢。他们有着一致的明确的意识，他们绝对地信赖，并且拥护能够抵御外侮的将军或领袖。”
“你以为我应该怎样办？”军长简短地问。
“你应该统率所有的部属在原来的阵地上固守！”
“不，我的命令已经下了，从明天起，我们要向通州方面实行撤退。”
“我知道了，军长，凭着我对你始终如一的敬爱和忠诚，请允许我在你的面前提出这个发问。”
“尽管说吧，我信赖你。”
“我要问你为什么退兵的理由！”
“喳，这有什么，只不过为着战略而已。”
这当儿，副官痉挛地颤抖起来了；他显然有着不能遏制的怒火，那是一个忠贞而梗直的人所常有的。他整个的身体都变态了，眼睛皱成一条狭小的缝，对军长作着可怕的迫视。
“为着战略？战略？”他的上下唇的牙齿在肘肘的锯着，“战略教你把国家的领土放弃了？（于是暴烈地）这是放屁！这是胡说！”
空气突然地严肃起来了。
军长，他的身体在坐着的行军床的边沿上稍为倒退了一下，他拔出了手枪，用锐利的眼光沉默地对副官的死灰色的面孔注视了三分钟之久。
军长于是厉声地对着副官怒吼。
“倒退三步！举手！”
就在这当儿，他开枪了，枪口的红光在只点燃着一支洋蜡的灰暗的屋子里一闪。
副官应着枪声倒下去。
门外的卫兵都迅急地冲进来了，有三枝手提机关枪对那躺倒着还在挣扎的黑影瞄准，但是军长却加以制止。
参谋长跑进来的时候，他问：“什么事？”
“没有，”军长冷冷地回答，“这左轮坏了，走火！”
说着，他蹲了下来，让副官的上身靠在他的稍为屈着的大腿上，用电筒检查副官左胸上染青血污的创口。他的面孔是沉郁的，几乎表示了最虔诚的悲哀和追悔。副官则仰着惨白的脸，睁得圆而且大的双眼，发射着黄色痛楚的光焰，却沉默地，坚强地把上下唇紧紧地合闭着……
就在这个晚上，大约是九点钟左右，从望府台远远地可以望见，卢龙城上突然发现了冲天而起的烟火，隐隐地可以听见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更远一点，大炮的隆隆的声音也发作了，为了不能渡河而遗留在卢龙城的中国军，现在正和日军进行着必死的决斗。
望府台方面，军部所得的报告却是——卢龙城突然有一支强劲的中国援兵开到了。
这“援兵”确实是“强劲”得很，经过了一夜的残酷的挣扎，他们终于击退了日本军。
当然，军部所下的退兵命令显然是一种不必要的过虑；第二天，军部拍给北平方面报告战况的电报是这样说：本军据守滦东一带，当抱战死不屈之决心，不使丧失一寸一尺之土地！
（选自《长夏城之战》，1937年6月，上海一般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