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中的怀让，是唐朝佛教禅宗高僧。禅宗“呵佛骂祖”，反对坐禅、念佛一切烦琐形式，宣扬“顿悟成佛”。这个掌故的哲学意义是很丰富的：第一，它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依据它们各自特殊的质的规定性，磨砖不能成镜，是因为砖根本不具备成镜的物质条件。第二，解决问题，首先应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牛车不行，打车子是没有用的。第三，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因此不能忽视事物的实质，而徒然追求形式。
也须问过
有一天，释迦牟尼端坐在菩提树下静心打禅，忽听耳边传来一声声刺耳的嗥叫，便睁开双眼，看见两个农民抬着一口肥猪走来。释迦牟尼问：“你们抬的是什么东西？”农民笑着反问：“不是说佛祖智慧无边吗？怎么连猪猡都不认识呢？”佛祖合掌正色道：“知道了也应该问一下。”
这个掌故见于禅宗语录《五灯会元》，是作为修行学佛的典范而传下来的。释迦牟尼是否连猪也不识呢？不得而知。但这个掌故至少说明两点：
一、“佛”毕竟是人不是神，虽说“佛具一切智”，但也可能常识缺乏到连猪也不识；二、“也须问过”这句话很妙，它重在强调好问的精神。一个人知道的事物总是很有限的，而且自认为已经知道的事也可能实际上与客观不符，因此“不耻下问”就很有必要。
丹霞烧佛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丹霞和尚外出化缘，路经一处庙宇，匾额上书“洛东慧林寺”，他便走进庙门，避避风雪。佛殿内空空荡荡，不见一人。
丹霞的手脚冻僵了，便从香案上抱下两具木头菩萨，砸碎烧着，就烤起火来。
火光惊动了后殿的老方丈，他披着袈裟跑出来，一见就勃然大怒，呵责道：“你造反啦！为什么烧我的木佛？”
丹霞和尚用锡杖拨拨炭灰说：“不要发火，我是在烧取佛的舍利。”（合利，意译“身骨”，相传释迦牟尼火葬后，有八国国王分取合利，建塔供奉，此后供奉合利的风气，渐次盛行。）
老方丈气咻咻地说“胡说，这佛乃是木头做成，怎么会有合利？”
“那更好啊，”丹霞和尚笑嘻嘻地说，“既然没有舍利，麻烦老师傅再帮我取两尊来烧烧。”老方丈气得连眉毛胡须都要抖落下来了。
宗教总是搞偶像崇拜的，佛教也不例外。为何这个和尚竟敢大逆不道，焚烧佛菩萨呢？原来他属于禅宗一派。禅宗在佛教中独树一帜，大胆改革，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等宗教形式主义，因而赢得迅速发展和流传，其临济、曹洞两派影响波及日本。
禅宗虽反对偶像崇拜，却又崇尚主观信仰主义这一种更大的偶像，但其“自心是佛”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反对一个超现实的精神力量作为最高主宰，却为后来的儒家阳明学所接受，并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龚自珍等人的精神源泉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作用自不能完全抹煞。这个故事对那些喜欢搞迷信和偶像崇拜的人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法琳念观音
贞观十四年，长安城外西华观的道士秦世英暗里告发和尚法琳，说他言论触犯了国法。唐太宗阅状，立即命令把法琳投入监狱，并对他说：“你写的《辩正论信毁交报篇》上面说什么‘有念观音，临刃不伤’，好吧，给你七天，让你去念观音，到期绑赴刑场，看看刀子砍得进砍不进。”
法琳吓得魂不附体，带着桎梏脚镣躺在黑狱中，只有念诵观音菩萨，祈祷显灵。眼看刑期迫近，法琳忽然大彻大悟，神采焕发，敞开胸怀，顿时一点贪生怕死的念头都没有了，只等刑期快到。
说话间，七天期满。唐太宗敕令说：“刑期已到，你念的观音显灵了吗？”法琳弯腰拜追“和尚七天以来，不念观音，唯念陛下。”唐太宗惊奇得很，又派人问：“朕诏令你念观音，你为何不念，反而说唯念陛下呢？”法琳不慌不忙地回答：“陛下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就唯念陛下。”唐太宗见了状词，哈哈一笑，就把法琳释放了。
只要多念观音就能“临刃不伤”，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而这一点法琳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所以他会那样恐惧万状，后来又情急智生，侥幸获免。由此看来，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并不能挽救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最后还是要从涅椠世界回到现实社会，多念几声“陛下”才靠得住。
万物一体
有一群儒家学者聚在一起高谈“万物一体”的大道理，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化为一体。有个不识相的迂老夫子忽然插进来问：“人要是碰见一只大老虎，怎样同它化为一体呢？”另一个儒者打断他的话，说：“好愚蠢的问题，告诉你，一个得道的人有降龙伏虎的本领，骑在虎背上，不就是化为一体了吗？”众人听了，连连点头。旁边有一个叫周海门的笑着说“骑在虎背上，还是两体，必须让老虎吃进肚皮里，才叫做一体。”
“万物一体”说，是由宋儒张载、程颢等率先提出的。认为万物的生生之德即是仁，人可以通过修养践行体现这种生生之仁，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可见这主要是从道德论角度立说的。腐儒不知，将之理解为在物质上合为一体。周海门是明代心学家，便以“食下虎肚方是一体”来嘲弄腐儒的俗见。
宋明理学家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同时又强调千差万别的物质形态都有其特殊的属性和结构，而与别的物质形态相区别。世界的统一是物质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万物一体”是根本不存在的。
忙煞老僧
有个朝廷大官，忽有兴致，想到寺庙里去游玩。为了接待他，和尚们在三天之前就忙碌起来，有的打扫山门，有的准备酒菜，一个个累得腰酸腿痛。
寺庙地处深山，茂林修竹，山泉汨泪，环境十分清雅。高官游览一番，酒足饭饱，兴致勃勃地吟起了唐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和尚们听了，不觉笑出声来。
高官问：“你们笑什么？”
和尚答：“您老人家固然清闲了半日，咱们老僧可已经忙了三天啦。”
这个掌故，一方面说明那些达官贵人的“闲”正是建筑在被压迫阶层的“忙”上面，连老和尚也要因他们的半天游览而大忙三天，就更不要谈一般人民了；这当然是封建特权所带来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和尚们无论怎样谈“空”说“无”，看破红尘，而在达官贵人面前，还是忙得要命，讨好一番。
心中无妓
程颢（号明道）、程颐（号伊川）兄弟，世称“二程”，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有一天，他俩应邀参加一个朋友家的宴会。酒席上，有几个花枝招展的歌妓弹弹唱唱，正在给客人劝酒。程颐看不惯，拂衣而起走开了，程颢却若无其事，大碗酒肉，尽欢而散。
第二天，程颐跑到程颢的书房里，还余怒未息，有责备老兄之意。程颢看看弟弟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呵呵笑着说：“你还记挂着那件事吗？昨天酒宴上有歌妓，我心中却没有歌妓；今天我书房里没有歌妓，可是你的心里还满是歌妓。”程颐听了低头一想，自愧学问和修养实在赶不上老兄。
二程都是理学家，都恪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儒家教条。可是在一个歌妓面前，为什么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姿态呢？这因为，程颐是理学开山，虽然强调主观的“心”的作用，却还承认“心外有物”、“心外有理”，对歌妓只能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而程颢则有了心学的萌芽，受佛学影响较深，在他的眼中，万物须有仁心为其主宰，故“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因而对歌妓“视而不见”，要求达到“心中无妓”的精神状态。程颐“自谓不及”乃兄，实际上反映了佛学思辨的深度和欺骗性更超过了某些儒家信条。当然，排除他们两人的哲学观点不说，故事还告诉我们，生活中总是客观存在着善与恶、关与丑的斗争，对丑恶的事物一味躲避，并不是聪明的做法；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战胜它，在与反面事物的接触中增加抵抗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在这一点上，倒是大程“心中无妓”的态度还有可取之处。
壁画《西厢》
有一个读书人名叫丘琼山，喜爱游历名山大川。有一次经过一处幽雅的松林，看见一座气势庄严的寺庙，便信步走了进去。当他走进佛殿，不禁暗暗吃惊，原来四周墙壁上画满了一幅又一幅（《西厢记》里的图画。他顺手拉过一个老和尚问：“这些都是痴男情女的俗画，出家人怎能搞这些名堂？”老和尚合掌说道：“相公有所不知，咱们僧家就是从这里面领悟出佛学真谛的。”丘琼山愈发惊奇，又拉着问：“那么是从何处领悟呢？’和尚闭目说道：“阿弥陀佛，《西厢》惊艳’之中不是唱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吗？贫僧便是从这里悟禅。”
“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中崔莺莺初见张生时临去的表情。这“一转”真是“风魔了张解元”，难道一个出家和尚也欣赏这一套吗？看来这座山寺里的和尚是属于佛教禅宗一派。佛教各宗戒律森严，认为只有与“尘世”隔绝，逃避各种物质引诱，才能坚守“苦行头陀”的禁欲主义生活。唯独禅宗主张的禁欲生活，不是要与外界物质引诱绝缘，反而要求在与外界不断接触中去锻炼身心，养成“无所住心”、“见色不乱”的硬工夫。壁画《西厢》，正是这一方法的实施。虽然它主要是一种主观的修养，但也臆测到事物在对立中发展的规律，比起那种一味禁止人们接触“反面”事物的教条主义，还高明一点。
莫如杀人
有个信佛的人最喜欢谈论轮回报应，逢人就劝说要积善修德，不要杀生。因为佛经上说过，杀什么，来世就会变什么；杀牛变牛，杀猪变猪，即使杀一只蝼蛄、一只蚂蚁，也莫不如此。
有一天，他又在众人中间高谈阔论，说得听众频频点头。有一个姓许的先生暗自好笑，插嘴说：“什么都不要杀，最好去杀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家责问他。
“他不是说杀什么变什么吗？”许先生回答，“那么今生杀人，来世还变人，不是好得很吗？”
这位许先生讲得好，他不用很多哲学上的术语去批判佛教的轮回报应说，只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就把鼓吹今生杀什么来世变什么的迷信说教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也反证出，一切虚伪的理论，只要细加剖析，往往都是自相矛盾，违反逻辑的。
和尚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