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人类文化创造生活之一部，是与学术、道德、工艺、政治，同为实现一种“人生价值”与“文化价值”。普通人说艺术之价值在“美”，就同学术、道德之价值在“真”与“善”一样。然而，自然界现象也表现美，人格个性也表现美。艺术固然美，却不止于美。且有时正在所谓“丑”中表现深厚的意趣，在哀感沉痛中表现缠绵的顽艳。艺术不只是具有美的价值，且富有对人生的意义、深入心灵的影响。艺术至少是三种主要“价值”的结合体：
(一)形式的价值，就主观的感受言，即“美的价值”。
(二)抽象的价值，就客观言，为“真的价值”，就主观感受言，为“生命的价值”(生命意趣之丰富与扩大)。
(三)启示的价值，启示宇宙人生之最深的意义与境界，就主观感受言，为“心灵的价值”，心灵深度的感动，有异于生命的刺激。
摘自宗白华《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1934年)《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4页
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所以一枝枯木，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而在中国画家是很好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故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以热诚的同情。
摘自丰子恺《艺术趣味》(1934年)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47—48页
宗教家贬黜想象，逃避形相；哲学家蔑视想象，静观形相；诗人却纵任想象，醉心形相，要将宇宙间的千红万紫，渲染出他那把直善美都融作一片的创造来。
摘自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就个人说，艺术是人性中一种最原始、最普遍、最自然的需要。人类在野居穴处时代便已有图画诗歌，儿童在刚离襁褓时便作带有艺术性的游戏。嗜美是一种精神上的饥渴，它和口腹的饥渴至少有同样的要求满足权。美的嗜好满足，犹如真和善的要求得到满足一样，人性中的一部分便有自由伸展的可能性。汩丧天性，无论是在真、善或美的方面，都是一种损耗，一种残废。……人比其他动物高尚，就是在饮食男女之外，还有较高尚的营求，艺术就是其中之一。“生命”其实就是“活动”。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愈有价值。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受环境需要的限制；艺术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人活动而人自己高兴去活动。在有所为而为时，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时，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我们如果研究伦理思想史，就可以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耶教大师们，就学说派别论，彼此相差很远，但是谈到“最高的善”，都以为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赏”(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样看，美不仅是一种善，而且是“最高的善”了。
摘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年)《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28—129页
“善”的最浅近的意义是“用”(useful)。凡是善，不是对于事物自身有实用，就是对于人生社会有实用。就广义说，美的嗜好是一种自然需要的满足，也还算是有用，也还是一种善。不过就狭义说，美并非实用生活所必需，与从实用观点所见到的“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许多人却把美看作一种从实用观点所见到的善。……我们的结论是这两种属性虽有时相关而却不容相混。现在我们无须复述旧话，只作一句总结说：“美”和“有用的”、“道德的”各种“善”都有分别。
摘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年)《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48—149页
“美”本来是人从艺术观点所定的价值，但是美学家们往往因为不能寻出美的特殊价值所在，便把它和“善”或“真”混为一事。
摘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年)《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48页
有一派哲学家把“美”和“真”混为一事。艺术作品本来脱离不去“真”，所谓“全体一贯”、“入情入理”诸原则都是“真”的别名。但是艺术的真理或“诗的真理”(poetictruth)和科学的真理究竟是两回事。比如但丁的《神曲》或曹雪芹的《红楼梦》所表现的世界都全是想象的，虚构的，从科学观点看，都是不真实的。但是在这虚构的世界中，一切人物情境仍是入情入理，使人看到不觉其为虚构，这就是“诗的真理”。凡是艺术作品大半是虚构(fiction)，但同时也都是名学家所说的假然判断(bypothetical judgment)。例如“泰山为人”本不真实，但是“若泰山为人，则泰山有死”则有真实。……我们承认一切艺术都有“诗的真理”，因为假然判断仍有必然性与普遍性；但是否认“诗的真理”就是科学的真理，因为假然判断的根据是虚构的。
摘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年)《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49页
物有真善美三面，心有知情意三面，教育求在这三方面同时发展，于是有智育、德育、美育三节目。智育叫人研究学问，求知识，寻真理；德育叫人培养良善品格，学做人处世的方法和道理；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
摘自朱光潜《谈美感教育》《读书通讯》第7期1940年8月
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的重要我们的古代儒家是知道的。儒家教育特重诗，以为它可以兴观群怨；又特重礼乐，以为“礼以制其宜，乐以导其和。”《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harmony)；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order)。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来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都可以看得过去。
摘自朱光潜《谈美感教育》《读书通讯》第7期1940年8月
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所以在古希腊文与近代德文中，美善只有一个字，在中文和其他近代语文中，“善”与“美”二字虽分开，仍可互相替用。真正的善人对于生活不苟且，犹如艺术家对于作品不苟且一样。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惬心贵当，生活也须求惬心贵当。我们嫌恶行为上的卑鄙龌龊，不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们赞赏行为上的光明磊落，不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摘自朱光潜《谈美感教育》《读书通讯》第7期1940年8月
从一方面看，文艺对于人生必有彻底的了解与同情，把这了解与同情渗透到读者的心里，使他们避免狭陋与自私所必有的恶果；同时，它让心灵得到自由活动，情感得到健康的宣泄和怡养，精神得到完美的寄托场所，超脱现实世界所难免的秽浊而徜徉于纯洁高尚的意象世界，知道人生永远有更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在前面，——这一切都可以见出文艺对于人的影响是良好的，人可以从文艺中得到极好的教训，最好的宣教工具就莫过于文艺，但从另一方面看，文艺在创作与欣赏中都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境界，它自有它的生存理由，不是任何其他活动的奴属，除掉创造出一种合理慰情的意象世界叫做“作品”的东西以外，它没有其他目的，其他目的如果闯入，那是与艺术本身无关的。存心要创造艺术，那是一种内在的自由的美感活动；存心要教训人，那是一种道德的或实用的目的。……从美学看，创作和欣赏都是聚精会神的事，顾到教训就顾不到艺术，顾到艺术也就顾不到教训。从史实看，大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可是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大半并不存心要教训人；存心要教训人的作品大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所以我对于利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一事极端怀疑。我并不反对宣传，但是我觉得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作品既难成功，就难免得反结果，使人由厌恶宣传所取的形式因而厌恶到所宣传的主张。
摘自朱光潜《谈文学》(1946年)《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第265—266页
美在文学里的地位是这样的：他随时能给人一点“美感”，给人一点满足，但并不能令读者至此而止，因为这一点满足是很有限的，远不如音乐与图画，这一点点的美感只能提起读者的兴趣去做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例如李后主的词，王渔洋的《秋柳》，单赏玩其中的辞句的绮丽，声调的跌宕，那是不够的，因为明明的里面有亡国之恨，不容你不去领会。例如杜工部的《秋兴》，单赏玩其中的“典丽”是不够的，因为明明的里面有一个抑郁不得志的人的牢骚，不容你不去领会。那亡国恨写得美，那牢骚写得美，我承认，但是读者读了之后决不会说一声“美呀！美呀！”就算完事，最足以打动读者的心的不是那美，是那做为题材的亡国恨和牢骚。欣赏音乐图画，可以用“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可以采取适当的“距离”，若是读文学作品而亦同样的停留在美感经验的阶段，不去探讨其道德的意义，虽然像是很“雅”，其实是“探龙颔而遗骊珠！”……我并不同情于“教训主义”。“教训主义”与“唯美主义”都是极端，一个是太不理会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一个是太着重于道德的实效。文学是美的，但不仅仅是美；文学是道德的，但不注重宣传道德。凡是伟大的文学必是美的，而同时也必是道德的。
摘自梁实秋《文学的美》《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1937年1月1日
（第二节）艺术与人生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
摘自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证也。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韩干所画之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狮虎，人之所畏也；而芦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抟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善歌之鸟，恒非食品。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之，其价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对希腊之裸像，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菲尔苦鲁滨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
摘自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1页
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别感人。西厢记若终于崔张团圆，则平淡无奇；惟如原本之终于草桥一梦，始足发人深省。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待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
摘自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2页
初民美术的开始，差不多都含有一种实际上目的，例如图案是应用的便利；装饰与舞蹈，是两性的媒介；诗歌舞蹈与音乐，是激起奋斗精神的作用；尤如家族的徽志，平和会的歌舞，与社会结合，有重要的关系。但各种美术的关系，却不是同等；大约那时候舞蹈是最重要的。看西洋美术史，希腊的人生观，寄在造象；中古时代的宗教观念。寄在寺院建筑；文艺中兴时代的新思潮，寄在图画；现在人的文化，寄在文学；都有一种偏重的倾向。总之，美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无论何等时代，都是显著的了。
摘自蔡元培《美术的起源》(1920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照人类学与古物学看起来，各种未开化的民族，虽然环境不同，他们那文化总是相类，所以美术也很相近。到一种程度，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特别发展；所处的地方不同，就努力不同，因而演成各民族的特性，发生各种不同的文化，就有各种不同的美术。
摘自蔡元培《美学的研究方法》(1921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一时代有特别的文化，就有一时代的美术。六朝的文辞，与两汉的不同，宋人的图画与唐人的不同，就是这种缘故。欧洲也是这样，文艺中兴时代的美术与中古时代的不同，现代的又与中古时代的不同、而且一时代又常常有一种特占势力的美术！如周朗的彝器，六朝的碑版，唐以后的文学。欧洲也是这样，希腊人是雕刻，文艺中兴时代是图画，现代是文学。
摘自蔡元培《美学的研究方法》(1921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初民的美术常与魔术宗教有关，即文化的民族，也还不免。如周朝尚祖先教，所以彝器特美。六朝及唐、崇尚佛教道教，所以造象画象，多是佛的名义。建筑中最崇闳的，是佛寺，道观。欧洲中古时代最美的建筑，都是礼拜堂。到文艺中兴时代，还是借宗教故事，来画当时的人物。
摘自蔡元培《美学的研究方法》(1921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从前功利论，以为人必先知有相当权利，而后肯尽义务。近来学者，多不以为然。罗素佩服老子“为而不有”一语。他的学说，重在减少占有的冲动，扩展创造的冲动，就是与功利论相反的。但这种减少与扩展的主义，可用科学证明。这种习惯，止有美术能养成他，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表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美术的效用，岂不很大么？
摘自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1921年)《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