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富》双周刊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比任何时候都强劲。”这家刊物说，现在请你环顾四周并品味一下，因为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候。就业前景非常之好。失业率比将近1／4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商业销售和利润都有相当大的增长，通货膨胀现象几乎消失了，金融市场日益兴隆。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出色的工业大国。而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时代技术革命的领先者。今天的繁荣可能成为另一个商业周期的高峰，随之而来的是衰退或停滞，或者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和财富的时代的开始。”
观察家们指出，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的显著特点，是紧紧抓住了经济发展这一中心，兑现了他在竞选中提出的“新契约”，增长势头超过以往年景。
不错，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局面，比活跃的60年代、至关重要的50年代或兴旺的20年代都要好——那些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黄金时代。
区域性经济同仁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说，过去总是把60年代作为经济力量强大的典型。但是那种发展——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发展——是人为的，是因为把钱花在对社会造成破坏的越南战争上。那场战争使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几乎使70年代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他说：“今天，我们的情况比30年前好一些。90年代的前景更为光明一些。”华尔街经济学家艾伦·赛奈说：“我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而且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期。”
观察家们认为，关键的一招是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经济的环境，力促经济基本面根本改善。诚然，今天一些经济上的好消息是最新经济周期向上摆动的结果，但是有些消息——也许甚至是多数——反映美国经济的根本改善。
美国公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竞争能力，因为它们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先驱。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公司的经营也比过去好。这部分应归功于华盛顿已经做的事情——如减少预算赤字并且终于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和尚未做的事情。
全国制造商协会经济学家戈登·理查兹说，今天的低通胀和稳定的增长环境，“对制造业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局面”。
创纪录的商业环境变成了创纪录的投资环境。戴维斯纽约风险共同基金的主管谢尔比·戴维斯说：“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是二三十年来最佳的投资时期。”
观察家们高度评价了克林顿抢抓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重大决策。正是由于抓住了这一龙头，才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经济力量不寻常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对其未来感到乐观的一个理由——是电脑化的影响。由于美国公司首先认识到电脑的重要意义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它们首先从中获得极大的好处。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继续投资并且巩固其领先地位。很显然，电脑大大提高了服务性公司如联邦捷运公司的效率。
即使没有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好处，美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比过去几十年好些。一个重要的动力是80年代出现的外国竞争，它迫使各种各样的公司不断降低成本。
人们惊叹美国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每年为信息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都达到或超过1000亿美元，1996年对电脑和通讯软件设备的投资甚至达到2120亿美元，比1995年又增加了20％。在电脑关键部件和软件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1993年，美国占世界微处理机市场的90％；到1995年8月，美国上网电脑已超过440万台，占世界总数的63％，而西欧、日本则分别仅有146万台和25万台；1995年，全世界的科研工作有44％是在美国进行的，超过日、德、法、英4国的总和。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由于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领先，特别是电脑的升级和广泛应用，使美国近年来生产率明显提高，提高的幅度大大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据克林顿政府统计，1996年美国非金融公司的生产率提高了2．5％。
观察家们感到，美国经济近年的振兴，并不是仅仅靠高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得当与“和平红利”。全球的相对和平也使经济获得好处。10年前，关于美国应当或者能够平衡预算的主张引起激烈争论。同样，关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应把通货膨胀率降到3％以下的见解也被认为是过激的。今天，在就减少赤字问题展开几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斗争最近是由克林顿政府带头展开的，以及艾伦·格林斯潘长达10年锲而不舍地管好联邦储备委员会之后，上述两个富有雄心的主张正在变成现实。虽然还有人批评财政和金融政策，但是现在普遍存在的、两党一致的共识是赞成制定健全、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实业界有利的一些行动，如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打开国际商业的大门，对美国出口所出现的非凡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0年来，出口实际上翻了一番，达到8260亿美元（按1992年的美元价值计算）。
关于“和平红利”。冷战终于结束给经济带来了好处。预计1997年用于军事上的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而1987年加强军事力量时高达6．1％。这样就腾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数十亿计的美元用于生产上。
美国经济从1993年初起至今一直保持增长，经济增长率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最近发表的年度报告，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3．2％，继续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保持领先地位。失业率已降到4．8％，为1973年以来最低水平。1996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降到2．1％，为30年来最低水平。近年来，美国经济既无生产停滞，也无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持续增长，经济情况大大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平均失业率已上升到10．8％。日本最近公布的失业率也达多年来最高的3．5％的水平（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日本3．5％的失业率差不多相当于欧美国家的7％的失业率）。美国占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991年的33％提高到了1995年的35％。近3年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中，美国连年列西方发达国家之首。近几年来，美国已扭转了与欧日相比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所以，克林顿踌躇满志地指出，美国的经济已“再次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
外交新举措
白宫的日日夜夜当然是闪光的，但正如布什说的也“是个累人的地方”。克林顿在这里谱写振兴美国经济的巨著，力促国力大幅度增长。同时，他站在全球战略高度，从美国利益出发，在外交上采取了又一新举措。
在越南战争结束20年后的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越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形势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历史的遗憾只能由历史去解决。早在1977年，也就是越南战争结束两年后，美国就开始了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199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与越南关系的所谓“道路图”，为美越逐步靠拢、最终实现正常化设定了两大先决条件：一是要求越南切实履行柬埔寨和平协议，承担从柬撤军并帮助政治解决柬的问题的义务；二是采取各种措施寻找美军在战争期间的失踪人员，并为美国人员进入越南搜寻提供便利。越南虽然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反对，但出于经济和战略利益考虑，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越南方面一直希望与美国建交，并将此看作是“外交上的最大课题”，以此推动经济振兴，提高国际地位。在越方的配合帮助下，寻找美军失踪人员的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越方已将29具阵亡美军失踪人员的新材料交与美方，美国政府对此感到满意。克林顿也深受美军内的好评。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好转，越南实行改革，于是从1994年4月开始，克林顿打破禁忌，先是解除对越长达19年的贸易禁运，后又提高与越南关系规格，互设了联络处。1995年6月份，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正式向克林顿提出与越南建交的建议。最终克林顿一锤定音，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20年的敌对状态。
但是，克林顿在选择时机上却用心良苦。因为与越南全面恢复关系，是美国外交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步骤，但选择何时走出建交这一步，事关克林顿1996年大选的政治命运，克林顿心中有数，白宫的谋士们也颇费心机。关于越战，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对克林顿的态度褒贬不一，他为此多次受到国内舆论界和政界的攻击和嘲讽。现在又有人公开指责与越南建交是克林顿“完全从个人政治利益出发”的举动。正因为如此，克林顿感到，要赶在今秋大选帷幕拉开前完成与越南的建交，否则越往后越会与大选活动碰撞而产生对竞选连任更为不利的影响。从大的形势方面来看，克里斯托弗将出席1995年7月28日召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会上，越南将正式被接受为东盟成员。选择此时建交，也将为克里斯托弗会后顺访越南和在东南亚造成更大的影响营造良好气氛。
当然，克林顿并不畏惧舆论的品头论足，他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考量这一外交决策的。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美越建交固然有多种动因，但从根本上说，美国能与20年前的敌国握手言和，还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
自克林顿上台以来，美国始终把寻找美军失踪人员作为改善对越关系的基本前提，而越南在这方面的继续合作，仍将是美国今后发展对越关系的先决条件。美国政府认为，与越南建交将有助于监督越方履行诺言，更好地处理这一问题。正如克林顿所指出的，“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束”，而是下一步的开始，“有了这种新的关系，我们将能够取得更多的进展”，“直到得出我们所能获得的全部答案”。
事实上，美国在越南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是促其建交的最主要动因。1994年以来，美国对亚太的经济政策调整取得了新的进展，其显著特征是大力开展环太平洋经济合作，为建立它所倡导的“环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创造必要的条件。而越南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7300万人口的消费市场，令美国许多企业家垂涎三尺。1994年2月，美国取消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后，美国公司对越南的投资增加到5．2亿美元，但与韩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相比，美国在越南的投资额只是九牛一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商担心对越南投资无法得到国内政府部门的支持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企业界对同越南建交始终态度积极。克林顿的决定宣布后，他们反应热烈，并呼吁政府尽快给予越南最惠国待遇，以便使美国公司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外国公司竞争。
克林顿认为，从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衡量，美越建交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拉住越南，贴近东盟，遏制本地区其他战争力量的崛起和发展。是美国新时期亚洲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认为，冷战结束后，越南的地缘战略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一个经济发展强劲、且即将成为东盟成员的越南仍不失为美国维持亚太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与其建交，将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政治信息”，“表明华盛顿承认了越南日益增强的地区作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麦凯恩甚至声称：“美国海军回到金兰湾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这一次是作为河内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回到金兰湾的。”所以，与越南建交是美国推行其亚洲安全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
国际舆论在评述美越建交时指出，如果说美国全面恢复同越南的关系根源于安全利益的话，那么，推销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也是它的题中之义。克林顿毫不隐讳这一点，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美越之间的正常化和加强接触，将促进越南的自由事业，就像东欧和前苏联那样。”所以，推动越南国内政治制度的和平演变，达到20年前那场战争所没能达到的目的，是承认越南的重要原因之一。
克林顿在选择时机、利益和效应的同时，也选择了不满、失误和风险，因为美越建交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一项民意测验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有61％的人赞成政府的这一决策，但仍有近1／3的人持反对意见。反对者主要由越战失踪美军人员的家属、退伍军人团体和部分国会议员构成，而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为代表的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认为，在仍有2200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下落不明，而越南尚未提供这些失踪人员情况的时候，恢复正常关系“是战略上、外交上和道义上的一个错误”。一些调查人员声称，越南还没有把关键的文件交出来，包括一本记录着所有美军被俘人员的“白皮书”，因此主张“对越南的压力应再保持一段时间”。一些议员甚至威胁说，国会要卡压审批用于建造美国驻越使馆的经费。尽管如此，克林顿在权衡利弊后还是做出了建交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总的来看，美越建交对克林顿今后的政治命运可能产生双重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的外交举措，克林顿喜忧参半。但他感到，不论如何，和平总比战争强，建交总比交恶好。众所周知，近两年，克林顿在国内声望看涨的同时，也有各种非议。经济上的起色不能使他摆脱外交屡屡受挫的尴尬处境，而与越南建交，对树立他的外交形象，在国人面前展示其领导才能，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这也是克林顿下的政治赌注。克林顿寄希望于越南采取比从前更加积极的态度寻找失踪人员，并要求越南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保证，以“促进越南的自由事业”。但越南从本国利益出发，并不是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愿言听计从。在寻找失踪人员问题上，越南早表示要继续合作，但如何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仍然不得而知。至于人权和社会制度问题，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梅在宣布建交的第二天就做出了回答，他说：“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各民族的权利，这是所有人都应尊重的国际法的最起码的原则”，越南“不接受人权是两国关系问题”的说法。难怪舆论界评论道，美越建交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要，分歧和矛盾不仅不会消除，在一定条件下仍可能尖锐。所以，在对越关系上，克林顿可能将面临许多棘手问题，对他连任下届总统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