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3页。
“城下之盟”一语出自《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扦（han）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这段历史是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国进攻绞国，攻到其南门外，绞国坚守不出。楚军听从了任“莫敖”官的屈瑕的计策，以不保卫楚国的樵夫引诱绞人出城。果然，绞人中计，楚军打败绞人，“为城下之盟而还。”后来用“城下之盟”指战败国在敌大军压境之下订立的屈辱性不平等条约。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苏联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英法苏谈判为何不成功，以及目前局势发展方向和中国的前途等几个问题，回答了《新华日报》记者的提问。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无疑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8年冬季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拉拢日本，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从1939年冬起，日寇停止向蒋介石军队的进攻，而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阴谋。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的公开亲日分子来削弱中国的抗战，还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派的反共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日寇停止向国民党占领区的进攻，正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需要，从战备物资的需要等方面考虑，用以鼓励国民党蒋介石更加猛烈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进攻，从而坐收渔利，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与此同时，日本在对华作战中还实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即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用以解决他的侵华战争的物质需求。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抗战的形势十分严峻，中国内部投降分裂的危险十分突出，抗战的难度明显加大。
毛泽东在这篇谈话中，分析了国际上出现的新变化，并据此阐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策略的判断。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毛泽东强调：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地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诱饵，诱胁中国汀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持续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也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诱降政策的实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面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一面也暗中开始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1940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权，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而把重庆国民政府的林森列为主席，以“虚位以待”的姿态引诱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入伙。这期间，重庆政府代表与日本军方代表也在秘密进行着停战条件的磋商。1940年上旬和6月初，双方代表各3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重庆方面的代表虽然在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中国驻兵以及“汪蒋合作”等问题上不接受日方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中国两国之间的理解，缩小距离，并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还商定，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内阁的变动，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展开百团大战，造成很大影响，蒋介石集团与日方的这次和谈才被中断。
可见，毛泽东关于“城下之盟”的预见和提醒决不是杞人之忧，这建立在他对时局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敏锐洞察力。在谈话的最后，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那就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只有这样，中国的抗战才有希望，中国的前途才会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