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日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给高桂滋的信》（1936年夏），《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14—415页。
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给宋子文的信》（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20页。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7页。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语，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乌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意思是：伐木的声音丁丁，鸟儿的鸣叫声嘤嘤，这声音从深谷中传了出来，传到了高高的乔木林里，它们以嘤嘤的鸣叫来寻求朋友的共鸣。这首诗以鸟之求友来比喻人是不能没有朋友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后常简作“嘤鸣”。如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故絪缊（yin yun）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嘤：鸟鸣声。比喻朋友间同气相求。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情切嘤鸣”的合作。第一次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行。这次合作以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而告终，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经历了近十年的对抗。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以民族利益为重，再次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姿态，向国民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力图促成第二次的国共合作。
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瓦窑堡会议至东征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毛泽东在发言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他还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朋友”问题，这比瓦窑堡会议时所说的“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显然又进了一步。
5月初，红军主力同师陕北。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及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声明，愿意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毛泽东还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信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向他宣传我方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主张，并提出“两军互守原防，互不相犯”等八条建议，表示愿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双方谈判。信中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日甘受亡国奴之辱乎？”的古训对高桂滋中加以砥励，希望他“熟思而审图”，“为民族革命增义旗”。
在对边区周围的东北军、西北军积极做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也在考虑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策略转变。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决策性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分析了蒋介石的态度：“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报告提出，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会议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确定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是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多次提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张。加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因此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指示由宋子文出面取得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6年1月，宋子文请曾与他同学、公开身份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当时尚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他同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南京政府中共愿意开始具体实际谈判的立场。这就是毛泽东在给宋子文信中提及的“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诚恳地指出：“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并表示：“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以争取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这封信对宋子文抗日救亡思想的继续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篇文章，向斯大林60岁寿辰表示祝贺。其中，他又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占典名句来比喻苏联人民和斯大林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情谊，表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斯大林的敬意，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其人民给予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无私援助的感谢，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援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敌视、反对中国大革命的时候，只有苏联给予了我们无私的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真正地援助我们，只有苏联用空军和物资援助我们。苏联是当时全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学习共产主义、培养共产主义者的摇篮。斯大林作为苏联的领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争取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的象征。因此，庆祝斯大林的生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由衷之情。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忠实朋友，同时批判了口蜜腹剑的帝国主义者和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反动派。他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只有那些把我们当作兄弟看待，无私援助我们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是啊，正像《诗经》里所说的那样：“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只有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各国的劳动人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