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1966年3月12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28页。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一句，出自《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段记载是说，鲁哀公问有若（孔子的一个弟子）：现在是饥馑之年，王室用度不足，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税（即按收成的十分之一收税）呢？鲁哀公说：收取十分之二，我尚且感到不够用，怎么能收十分之一呢？有若回答说：老百姓觉得够用了，您还能和谁觉得不够呢？老百姓不够用，您又能和谁感到够用呢？这是古代统治阶级“藏富于民”思想的一种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经历。但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在经历了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之后，国家经济计划部门决定在制定“三五”计划时，把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安排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这是党总结1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方面认识上迈出的重大一步。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即贯彻了这一思路。人们形象地把这个计划称为“吃穿用计划”。
但这个计划刚一提出，随着当时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的国防战备工作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这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存在着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等不利于战备的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就正在编制中的三五计划讲了一些意见。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同时，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了进行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建议。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随着大小三线建设的展开，备战气氛的增加，“三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也就由重点解决吃穿用转向以备战为中心。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以工农业为主导，还是以备战为主导，经济建设的中心目标，都是几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这年在杭州，毛泽东在听取了四位副总理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汇报之后又讲：“做计划工作的时候要考虑到战争，考虑到人民的生活。总之，一切从几亿人民出发。”
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8月2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会议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三五”计划方针。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个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
1966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作了高度概括，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指出，发展农业机械化，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是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毛泽东还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他说，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毛泽东指出，“为人民”的口号，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这也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也就是说，人民富足了，国家也会随之强盛起来。这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观，但道理是对的。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思路以及三线建设的经济格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尽管后人对其有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诟病，但从当时决策者的角度来说，制定这样的一条经济政策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而毛泽东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来注解“为人民”的方针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始终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无论制定怎样的经济政策，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亿万人民谋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