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
《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58页。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一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曾以他的仁义王道之术游说诸侯。他是战国时邹人，邹在今山东境内。梁惠王都城在大梁，今山西大同一带。所以梁惠王说他“不远千里而来”，即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此处。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加之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抗日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相继失陷。在这样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并在随后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树立起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延安成为当时爱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大批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面旗帜的召唤下，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是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他提倡在延安开办各类学校，将这些热血青年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当时，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就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负责人，经常到这些学校去讲课。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时局问题及其他》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孟子》中的一句古语肯定了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来到延安的正确选择。
不过，梁惠王对孟子说“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时那种居高临下的怀疑态度在毛泽东身上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些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予了十分的关怀。他曾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很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工作之余，他还常常走到他们中间去，与他们无拘无束地畅谈。
对于青年们来到延安之后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毛泽东循循善诱地给予开导。他形象地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同时他又指出：“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心下，这些不远千里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接受了革命的洗礼，成长为党的坚强力量。正如抗大校歌中唱到的那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