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从高雄回山，依空法师同行。途中他忽然问我：“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性格是什么？”我随口答道：“从善如流。”过后认真回忆往事，发觉“从善如流”的确为我带来宽广的人生。
十二岁披剃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命我进入栖霞律学院就读，当时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位，同学们都大我十岁以上，他们不是嫌我小，就是怕我跟不上，所以总是和我说：“你要用功一点啊！”有感于大家的好意，我“从善如流”，非常认真地顶戴奉行，加倍精进，终于渐入佳境。
十五岁受具足戒时，我因燃烧戒疤而烧坏脑神经，记忆力大为退步，每次背书时，总是记得上一句，就忘了下一句。老师痛责之余，非打即骂，罚跪更是每日功课。老师无法可想，教我礼拜观世音菩萨，求聪明，拜智慧。我“从善如流”，每天半夜三更都到大殿祈求菩萨加被，果然两个月不到，不但记忆力恢复，而且领悟力比以前更好。
这时，同学们又嫌我不会唱诵法器，我“从善如流”，自我努力练习，到处请益师长，结果虽因天赋荒腔走板的嗓音使我不得不往文教上发展，但由于这段期间曾经痛下苦功，钻研入里，所以直至今日，不仅大陆丛林的佛门规矩、法会仪式，我全都了然于心，而且宗下、教下、律下的一切仪轨，我也能如数家珍。我除了感谢学长们的督促教诲之外，更感到这是“从善如流”性格给予我莫大的助益。
由于自幼家境贫寒，未曾受过良好教育，初入佛学院时，作文课成为我最头痛的时刻。老师在作文簿上的评语，不是说我文不对题，就是说我辞不达义。同学们在取笑之余，叫我多用点心。我听了以后，“从善如流”，不但在课余时翻阅课外读物，而且训练自己在行走排班时运用零碎时间，暗打腹稿。经过这些努力之后，我大有进步，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表扬我的文章，而且将我的作品誊写之后，送到报章杂志上发表。
从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听到有人说：“以舞蹈艺术可以帮助弘扬佛法。”我就“从善如流”，鼓励别人参加舞蹈社团，表演敦煌飞天的舞蹈，一直舞到美洲、澳洲、欧洲等地。听到有人说：“以话剧方式可以吸收更多佛子。”我也“从善如流”，亲身参与话剧表演，甚至多位青年因此得度。乃至听说运用传单标语、街头布教等方式能增益度众效果，我都“从善如流”，邀集同道，从上海、南京开始，一直到台湾大街小巷，甚至偏远乡村，大家一齐努力。没想到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日后在设计活动方面竟然有着莫大的助益。
后来，我“从善如流”地接受家师的安排，前往宜兴担任小学校长，使我在弱冠时就略谙校务行政；我“从善如流”地和同学们合办《怒涛杂志》（《霞光半月刊》），使我在年轻时就具备扎实的编务经验；我“从善如流”地跟随同道们来到南京重整寺院，复杂的环境使我由年少无知渐渐转为老成持重。
初来台湾时人地生疏，我四处行脚挂单，寺院叫我整理环境，我就“从善如流”，洒扫庭院，清理内外；寺众叫我专办饮食，我也“从善如流”，挑水担柴，买菜典座；住持叫我担任书记，我就“从善如流”，跟随翻译，处理公文；信徒要我讲解经义，我也“从善如流”，深入浅出，阐释佛法。我本来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乡下青年，由于我肯“从善如流”，满人所愿，因此无形中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
我“从善如流”，接受同道的邀请，来到偏僻的风城教导佛子，当年的学生们如圣印法师、修严法师等，而今都成为教界的长老大德，怎不令人欢喜？我“从善如流”，答应信徒的要求，前往湿冷的雨乡驻锡弘法，那时的青年们如心光、心平、慈嘉等，现在都成为佛门的龙象栋梁，怎不令人欣慰？因此，“从善如流”不但可以拓展我们的人际关系，更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无限的延伸。
我虽被信徒们尊为师父，但依旧本着“从善如流”的精神为大众服务，当寺院需要张贴活动标语布告时，我“从善如流”，为撰文稿，如今我对于各式公告可说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当法会需要缮写榜文斋条时，我“从善如流”，濡墨挥笔，字虽不好，但愿以心香一瓣，与大众广结善缘。
我到台湾有了落脚之地的宜兰之后，对于喜欢念佛的信徒，我“从善如流”，成立念佛会；对于热哀歌唱的青年，我“从善如流”，组织歌咏队；对于即将升学的学子，我“从善如流”，设立光华补习班；对于牙牙学语的幼童，我“从善如流”，开办幼稚园、托儿所。凡此不但为台湾佛教创下了先例，也为有情众生种下得度的因缘。
三十多年前曾听人说：“从大陆来的法师为什么都喜欢集中在台北，而不往美丽宝岛的中、南部发展呢？”我自忖所言甚是，遂“从善如流”，南下弘法，先建佛教堂、寿山寺，后开辟佛光山。十余年前，苗栗谢润德居士对我说：“大师，您为什么都在福建人的地方设立寺院，不到客家人的地方兴建道场呢？”我想想此话也对，便“从善如流”，在潮州、屏东、新竹、桃园等地成立别分院，以示我对所有族群一律平等。
到世界各处云游弘法，我“从善如流”；应各地信徒的恳请，在岛内外遍设道场，以法水润泽有情大众；从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后，我“从善如流”，应十方信众的要求，组织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来。我原本从小是一个羞涩的农家子弟，只能躲在别人背后做做助手，但因为“从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脚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让我的眼界穿越过去，掌握现在，眺望未来的远景。
常有人问我：“您如何规划生涯？”其实我生平素无大志，只是“从善如流”地随顺大家的喜好，没想到居然能开创一片宽阔的天地。记得过去有人说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从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学院。有人说社会学校很重要，我也“从善如流”，创建智光工商学校、普门中学、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有人说无依的老人需要照顾，我就“从善如流”，接管宜兰救济院，建设佛光精舍，专为老人服务。有人说年幼的儿童需要培育，我也“从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亲班、幼稚园、童军团，还为他们取名“善财童军团”、“妙慧童军团”。有人说发行杂志对弘扬佛法助益甚大，我就“从善如流”，《今日佛教》、《觉世》、《普门》都是在这种因缘下问世。有人说出版佛书能广度众生，我也“从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佛光出版社。有人说佛教应该顺应现代人的需要，我就“从善如流”，印行新式标点断句的《佛光大藏经》、语体化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经》。有人说修持应该遵行古制，我也“从善如流”，兴设禅堂、念佛堂、礼忏堂、抄经堂等硬件设施，并且备有专人指导。今后我仍乐意本着“从善如流”的观念，为十方大众服务奉献。
虽说我生性“从善如流”，但回忆年轻时，毕竟血气方刚，也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例如对于建筑的外观设计、室内的装潢布置、活动的程序内容、事务的先后步骤等，既已订定，就不喜欢别人轻易更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越广，或许是受了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我执日益淡薄，只要对方言之成理，大家没有异议，我就不予置评，自觉在“从善如流”的层次上更为进步；而佛光山的建筑式样、活动形式也因多样化而显得多彩多姿；弟子们更因为和我在一起，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我所到之处，总是被一堆人簇拥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来获准到日本攻读博士，但因为信徒质疑“师父”是至高无上的头衔，为何还要去求取世间的学位，所以我“从善如流”，放弃负笈东瀛的机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培育青年佛子，未尝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来想建朝山会馆以供络绎不绝的来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为慈惠建议当时台湾信众大多喜欢拜佛，所以我“从善如流”，先建大雄宝殿，佛光山的建设因而一帆风顺。
多年前到西来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对我说：“师公！美国的新年好冷清，您过年和我们一起围炉好不好？”我听了以后，感慨系之，不但“从善如流”，连续三年在美国和当地徒众一起过年，而且嘱咐海外别分院的弟子们：新春期间，寺院道场一定要张灯结彩，举办活动，邀请信徒一起聚餐，好让大家每年都能度过一个温馨感人的中国新年，甚至每年春节，邀约社区美籍人士数千人联谊活动，几年实行下来，转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位信徒请我写一副春联，我不但“从善如流”，写了一张“平安吉祥”送给他，并且令弟子印行二十万份，分送信众，没想到不数日后，便索取一空。
我虽然“从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坚守原则的时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欢一，不喜欢二，比方我只拥有一双僧鞋，感谢信徒经常缝制僧鞋送给我，但节俭的习惯实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转赠他人。我一生对于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轻易起来，已经起来，就不喜欢换位。记得数年前在飞机上普通舱就座后，承蒙机长要亲自为我升等，请我坐头等舱，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动，只得婉谢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诺，永不退票，即使跌断腿骨，住院治疗，也坚持办理出院，坐着轮椅，依约赴会。我一生不随便听信人言，看病吃药，纵然熟人介绍，我也一概婉拒。记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将上台讲经的前一刻，信徒带来医生要为我打针，当时的情况已不容多言，只得“从善如流”，没想到一针下去，半年左右左手无法举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时，小腿肿胀，弟子们坚持将我送医检查，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得“从善如流”，不料护士量错体温，一定要我住院观察，让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几个小时。这两次的经验，使我更加坚守自己的原则，除听主治医师张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听，至今身心安泰，颇为自得。
我素无购物娱乐的习惯，三十年前率团到各地访问时，我只有“从善如流”地随众一起参观百货公司，欣赏各类展览；我不喜欢非时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时，徒众好意地准备了一整桌的点心，我只得“从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鱼，饱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后，独自一人以跑香经行活动来消化胃食。
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虚空无有定相，无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宽广；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尽管“从善如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与困扰，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成就大众。因为“从善如流”不但满足了他人的希望心愿，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一九九七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