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非宗教国民，他与别国人的差距只在他所信奉的是护身符而非神，是宗教以前的魔术，至于宗教的狂热则未必更少。他能比俄国好么？我即使十分的爱国也万不敢说。爱和平、宽容都是自己称赞的话，我却不敢附和。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
——周作人《托尔斯泰的事情》
净观
日本现代奇人废姓外骨（本姓宫武）在所着《猥亵与科学》（1925出板，非卖品）附录（《自着秽亵书目解题》中猥亵废语辞汇项下注云，“大正六年发行政治杂志《民本主义》，第一号出去即被禁止，兼处罚金，且并表示以后每号均当禁止发行。我实在无可如何，于是动手编纂这书，自序中说，‘我的性格可以说是固执着过激与猥亵这两点，现在我所企画的官僚政治讨伐，大正维新建设之民本主义宣传既被妨害窘迫，那么自然的归着便不得不倾于性的研究与神秘泄漏。此为本书发行之理由，亦即我天职之发挥也。’云云。”
着者虽然没有明言，他的性情显然是对于时代的一种反动，对于专制政治及假道学的教育的反动。我不懂政治，所以这一方面没有什么话说，但在反抗假道学的教育一方面则有十二分的同感。外骨氏的着书，如关于浮世绘川柳以及笔祸赌博私刑等风俗研究各种，都觉得很有兴味，唯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谓猥亵趣味，即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平常对于猥亵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这三者都是对的，但在假道学的社会中我们非科学及艺术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种，（其实也以前二者为依据，）自己洁净地看，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训斥。
我最爱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因为他们有一种非礼法主义显现于艺术之中，意大利的波加屈（Boccaccio）与法国的拉勃来（Rabelais）可为代表。波加屈是艺术家，拉勃来则是艺术而兼科学家，但一样的也都是道德家，《十日谈》中满漂着现世思想的空气，大渴王故事更是猛烈地攻击政教的圣殿，一面建设起理想的德勒玛寺来。拉勃来所以不但“有伤风化”，还有“得罪名教”之嫌，要比波加屈更为危险了。他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异于冷酷的清教徒，他笑着，闹着，披着猥亵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终于没有损伤，实在是他的本领。他曾象征地说，“我生来就够口渴了，用不着再拿火来烤。”他又说将固执他的主张，直到将要被人荼毗为止：这一点很使我们佩服，与我们佩服外骨氏之被禁止三十余次一样。
中国现在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这样，如批评心琴画会展览云，“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
（十四年二月）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雨村兄：
长久没有通信，实在因为太托熟了，况且彼此都是好事之徒，一个月里总有几篇文字在报纸上发表，看了也抵得过谈天，所以觉得别无写在八行书上之必要。但是也有几句话，关于《妇人杂志》的，早想对你说说，这大约是因为懒，拖延至今未曾下笔，今天又想到了，便写这一封信寄给你。
我如要称赞你，说你的《妇人杂志》办得好，即使是真话也总有后台喝采的嫌疑，那是我所不愿意说的，现在却是别的有点近于不满的意见，似乎不妨一说。你的恋爱至上的主张，我仿佛能够理解而且赞同，但是觉得你的《妇人杂志》办得不好，——因为这种杂志不是登载那样思想的东西。《妇人杂志》
我知道是营业性质的，营业与思想——而且又是恋爱！差的多么远？我们要谈思想，三五个人自费赔本地来发表是可以的，然而在营业性质的刊物上，何况又是The Lady’s Journal……那是期期以为不可。我们要知道，营业与真理，职务与主张，都是断乎不可混同，你却是太老实地“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不愧为忠实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却不能算是一个好编辑员了。所以我现在想忠告你一声，请你留下那些“过激”的“不道德”的两性伦理主张预备登在自己的刊物上，另外重新依据营业精神去办公家的杂志，千万不要再谈为Ladies andgentlemen所不喜的恋爱；我想最好是多登什么做鸡蛋糕布丁杏仁茶之类的方法以及刺绣裁缝梳头束胸捷诀，——或者调查一点缠脚法以备日后需要时登载尤佳。白话丛书里的《女诫注释》此刻还可采取转录，将来读经潮流自北而南的时候自然应该改登《女儿经》了。这个时代之来一定不会很迟，未雨绸缪现在正是时候，不可错过。这种杂志青年男女爱读与否虽未敢预言，但一定很中那些有权威的老爷们的意，待多买几本留着给孙女们读，销路不愁不广。即使不说销路，跟着圣贤和大众走总是不会有过失的，纵或不能说有功于世道人心而得到褒扬。总之我希望你划清界限，把气力卖给别人，把心思自己留起，这是酬世锦囊里的一条妙计，如能应用，消灾纳福，效验有如《波罗密多心咒》。
然而我也不能赞成你太热心地发挥你的主张，即使是在自办的刊物上面。
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好像是小孩踢球，觉得是颇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么东西来，踢到倦了也就停止，并不预备一直踢到把腿都踢折，——踢折之后岂不还只是一个球么？我们发表些关于两性伦理的意见，也只是自己要说，难道就希冀能够于最近的或最远的将来发生什么效力！耶稣，孔丘，释迦，梭格拉底的话，究竟于世间有多大影响，我不能确说，其结果恐不过自己这样说了觉得满足，后人读了觉得满足——或不满足，如是而已。我并非绝对不信进步之说，但不相信能够急速而且完全地进步；我觉得世界无论变到那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些事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想拼命。我未尝不想志士似的高唱牺牲，劝你奋斗到底，但老实说我惭愧不是志士，不好以自己所不能的转劝别人，所以我所能够劝你的只是不要太热心，以致被道学家们所烤。最好是望见白炉子留心点，暂时不要走近前去，当然也不可就改入白炉子党，——白炉子的烟稍淡的时候仍旧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千切不要一下子就被“烤”得如翠鸟牌香烟。我也知道如有人肯撙出他的头皮，直向白炉子的口里钻，或者也可以把它掀翻；不过，我重复地说，自己还拼不出，不好意思坐在交椅里乱嚷，这一层要请你原谅。
上礼拜六晚写到这里，夜中我们的小女儿忽患急病，整整地忙了三日，现在虽然医生声明危险已过，但还需要十分慎重的看护，所以我也还没有执笔的工夫，不过这封信总得寄出了，不能不结束一句。总之，我劝你少发在中国是尚早的性道德论，理由就是如上边所说，至于青年黄年之误会或利用那都是不成问题。这一层我不暇说了，只把陈仲甫先生一九二一年所说的话《新青年》随感录（一一七）抄一部分在后面：
青年底误会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底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你看，这有什么办法，除了不理它之外？不然你就是只讲做鸡蛋糕，恐怕他们也会误解了，吃鸡蛋糕吃成胃病呢！匆匆不能多写了，改日再谈。十四年四月十七日，署名。
与友人论怀乡书
废然兄：
萧君文章里的当然只是理想化的江南。凡怀乡怀国以及怀古，所怀者都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什么可爱。在什么书中（《恋爱与心理分析》？）见过这样一节话，有某甲妻甚凶悍，在她死后某甲怀念几成疾，对人辄称道她的贤惠，因为他忘记了生前的妻的凶悍，只记住一点点好处，逐渐放大以至占据了心的全部。我们对于不在面前的事物不胜恋慕的时候，往往不免如此，似乎是不能深怪的。但这自然不能凭信为事实。
在我个人或者与大家稍有不同。照事实讲来，浙东是我的第一故乡，浙西是第二故乡，南京第三，东京第四，北京第五。但我并不一定爱浙江。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北京最为愉快，可以住居，除了那春夏的风尘稍为可厌。以上五处之中常常令我怀念的倒是日本的东京以及九州关西一带的地方，因为在外国与现实社会较为隔离，容易保存美的印象，或者还有别的原因。现在若中国则自然之美辄为人事之丑恶所打破，至于连幻想也不易构成，所以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於越在我的心中只联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浇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我生长于海边的水乡，现在虽不能说对于水完全没有情愫，但也并不怎么恋慕，去对着什刹海的池塘发怔。绍兴的应天塔，南京的北极阁，都是我极熟的旧地，但回想起来也不能令我如何感动，反不如东京浅草的十二阶更有一种亲密之感，——前年大地震时倒坍了，很是可惜，犹如听到老朋友家失火的消息，雷峰塔的倒掉只觉得失了一件古物。我这种的感想或者也不大合理亦未可知，不过各人有独自经验，感情往往受其影响而生变化，实在是没法的事情。
在事实方面，你所说的努力用人力发展自然与人生之美，使它成为可爱的世界，是很对也是很要紧的。我们从理性上说应爱国，只是因为不把本国弄好我们个人也不得自由生存，所以这是利害上的不得不然，并非真是从感情上来的离了利害关系的爱。要使我们真心地爱这国或乡，须得先把它弄成可爱的东西才行。
这一节所说的问题或者很有辩论的余地，（在现今爱国教盛行的时候，）我也不预备来攻打这个擂台，只是见了来信所说，姑且附述己见，表示赞同之意而已。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
颜氏学记
读《颜氏学记》觉得很有兴趣，颜习斋的思想固然有许多是好的，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这更令人发生感慨。习斋讲学反对程朱陆王，主张复古，“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归结于三物，其思想发动的经过当然也颇复杂，但我想明末的文人误国总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他在《存学编》中批评宋儒说：
“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苍生。上者但学先儒讲着，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其结果则北宋之时虽有多数的圣贤，而终于“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南渡之后又生了多数的圣贤，而复终于“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又《年谱》中记习斋语云：
“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之悲也。”戴子高述《颜李弟子录》中记汤阴明宗室朱敬所说，意尤明白：
“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
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这里的背景显然与清末甲申以至甲午相同，不过那时没有西学，只有走复古的一条路，这原是革新之一法，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做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这就是后来提倡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意思，虽然比较的平淡，又是根据经典，然而也就足以吓倒陋儒，冲破道学时文的乌烟瘴气了。大约在那时候这类的议论颇盛，如傅青主在《书成化弘治文后》一篇文章里也曾这样说：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这个道理似乎连皇帝也明白了，康熙二年上谕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即行停止，但是科举还并不停，到了八年八股却又恢复，直到清末，与国祚先后同绝。民国以来康梁的主张似乎是实行了，实际却并不如此。戊戌前三十年戴子高赵（撝）叔遍索不得的颜李二家着述现在有好几种板本了，四存学会也早成立了，而且我们现在读了《颜氏学记》也不禁心服，这是什么缘故呢？从一方面说，因为康梁所说太切近自己，所以找了远一点旧一点的来差可依傍，——其因乡土关系而提倡者又当别论。又从别一方面说，则西学新政又已化为道学时文，故颜李之说成为今日的对症服药，令人警醒，如不佞者盖即属于此项的第二种人也。
颜习斋尝说，“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别的且不论，其痛恨时文我觉得总是对的。但在性理书评里他又说，“宋儒是圣学之时文也，”则更令我非常佩服。何以道学会是时文呢？他说明道，“盖讲学诸公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傅青主也尝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刁钻，为狗为鼠而已。”这是同一道理的别一说法。朱子批评杨龟山晚年出处，初说做人苟且，后却比之柳下惠，习斋批得极妙：
“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末几句说得真可绝倒，是作文的秘诀，却也是士大夫的真相。习斋拈出时文来包括宋儒——及以后的一切思想文章，正是他的极大见识，至于时文的特色则无定见，说体面话二语足以尽之矣，亦即青主所谓奴是也。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关于现今的八股文章兹且不谈，但请读者注意便知，试听每天所发表的文字谈话有多少不是无定见，不是讲体面话者乎？学理工的谈教育政治与哲学，学文哲的谈军事，军人谈道德宗教与哲学，皆时文也，而时文并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文童矣，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也。习斋以时文与僧道娼为四秽，我则以八股雅片缠足阉人为中国四病，厥疾不瘳，国命将亡，四者之中时文相同，此则吾与习斋志同道合处也。
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伊川文，习斋所批首数语虽似平常却很有意义，其文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