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着，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着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伟大事迹。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也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昔日好友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也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唁电。
个人轶事
“许身国威壮河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两弹元勋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前苏联8年、美国6年、法国4年、中国2年8个月）（原子弹、导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
“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谜，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一次地下核试验，有一个机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张把机器拉上来查看，但这样太危险。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滩上，他亲自下井，解决问题后，开庆祝会。他由于休息不好，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让人量血压，竟然为0。一直抢救了两天两夜，邓稼先醒了，开口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作“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
邓稼先夫人采访录“我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记者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记者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记者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记者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记者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记者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记者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特殊的照片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细胞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两个月后，记者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记者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