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种高峰之大成。从其山巅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比邻近岛屿的最高山还要高的辽阔海面的天际线，而且也能看得见特纳里夫岛的森林和有人烟的地方的景色，它们同附近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极美妙的对比。火山好像要用自己的岩浆把作为自己根基的小岛压平。火山从水面逐渐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缭绕的地方还要高上两倍的高度”。
据达尔文说，无论是单独一本书，或者是几十本书加在一起，都没有像这两本书（即洪保德的《旅行记》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此外，他从洪保德的描写中抄下了关于特纳里夫岛的很长一段话，并且在一次游览时，似乎给汉斯罗、拉姆塞和道兹读过，洪保德之所以对特纳里夫岛的奇迹作了描写，是因为较早的时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据达尔文说，他们的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我却是十分认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请求介绍我同一位伦敦商人认识，以便向他打听什么船开往那里”。
达尔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价之后，便专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称自己的朋友福克司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并写信告诉汉斯罗说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龙血树了。
但这次旅行未能实现，先是受地质学参观的干扰，后来则是为一项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议而改变了一切计划。
洪保德对巴西热带森林的描述也是使达尔文赞叹不已的。根据他在剑桥大学同一学院的一位同学沃特金斯回忆，达尔文同他就巴西风景和热带植物曾进行过长时间的、非常有趣的谈话。沃特金斯回忆说，达尔文当时是多么激动地摸着下巴，滔滔不绝地谈论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以及其他植物。
达尔文在暑假中仍然酷爱在梅尔和武德高兹，有时在埃通的新住处打猎。
虽然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诞节前进入剑桥大学的，所以还必须在那里再呆上两个学期。
达尔文在汉斯罗的影响下决定研究地质学。他甚至绘制了一张施鲁斯伯里周围涂上各种颜色的各地的地质图，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研究了英国地质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对于我们地球结构的整个认识，很像一只老母鸡对于它在一个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块一百公顷的田野的认识……”汉斯罗请求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到北威尔士去旅行时把达尔文也带上。
塞治威克也像汉斯罗一样，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来以俄罗斯地质学方面的着作而出名的麦启孙，一起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个时期沉积物的序列。当时他们正好转到在不列颠群岛研究他们称之为志留纪和寒武纪的古生代的沉积物。塞治威克和麦启孙对英国古生代所作的这些研究，后来（1839年）使他们又划分出了一个体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带达尔文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来到芒特，并住在那里。这天晚上达尔文同塞治威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的内容是：根据达尔文说，当地一个工人在附近一个沙坑里找到了一个古生热带贝壳。塞治威克听了达尔文告诉他的这件事后，想用这种发现使他吃惊，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这个贝壳是有人扔进那个坑里的（这样的贝壳常常用来点缀英国小别墅的壁炉），可是马上又补充说，如果它真是属于冰河时期的表面地层，那将是地质学的真正不幸，因为这会推翻人们当时所不知道的关于中部各州表层沉积物的一切认识。这样的回答使达尔文感到惊讶。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是由这么多的可以从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的事实构成的”。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经常让达尔文去采集岩石标本，并让另一位达尔文传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驳斥华尔德的见解时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经过这一刹那间，达尔文从前的整命科学观点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位收集家。现在，即在八月份的这天晚上科学家达尔文才真正诞生了”。
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说法。不应把达尔文的一个明确的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科学家“是不能刹那间诞生的”，而是逐渐造就成的。他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岩石标本的层理。这样，达尔文就学会了分析全国的地质情况。后来，他离开了塞治威克，穿过几座山，直接到了巴尔穆特，在那里他有几位剑桥朋友，然后从那里到了施鲁斯伯里，又到梅尔去打猎。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份我像一只贪婪的老虎似地钻研地质学”。
总之，我们看到，达尔文在剑桥时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特殊举地参加了必修课的考试和学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学上和体育运动上。
同汉斯罗等人的结识，同昆虫学家们的交往，读书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进行的地质考察旅行，打猎和骑马旅行，这一切都日益把他锻炼成一个被自然科学家们称之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学家。
一八五八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这一天，不只是在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开始转变的一天，这种转变就像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现的转变一样。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逝世，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华莱士、皇家学会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参加葬礼的人还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科学学会代表，以及达尔文的家属和达尔文的许多亲属。达尔文的妻子没有参加葬礼，因为葬礼太庄重，太隆重了。
达尔文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划时代贡献、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1882年4月19日当他逝世以后，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把他安葬在另一位科学界伟大人物牛顿的墓旁，享受着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心理学史家D．舒尔茨在1981年评论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进化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经常引证人类和动物的意识反应。由于心理学与进化论中的意识相一致，因此心理学不得不接受这一进化的观点。”
马克思说，《物种起源》本书实际上也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恩格斯则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细胞学说和质量守恒定律并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
《时报》甚至评论说：“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冲突似乎已成为历史。英国基督教领袖们乘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宽容。
《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而不会对更古老和珍贵的信仰产生任何偏见。”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声称：“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能够敬佩他的生活。”
《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谣言声称达尔文临终忏悔放弃了进化论，这个谣言至今还能在传教宣传品中看到。
事实上达尔文死时不仅不信神，甚至对基督教极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开他的宗教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参与争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场合，达尔文并不隐瞒他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这有他晚年写的自传为证。在《自传》中，他用一章专门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并介绍了自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他甚至抨击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