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已过，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飘浮着似有若无的玉荷花香。我仰脸躺在旅馆的床上，回想着刚才去一个省厅办事的经过，忽然想到，我这一辈子，亲眼见过多少大官。
我最早见过的大官，是周恩来总理。那一回，他陪同一位外国元首参观江南造船厂，上海市民夹道欢迎。我家附近的西藏路上，人挤得像厚厚的城墙。我那时大概十岁吧，只能站在人群后面的街沿上，使劲地伸长脖子，不停地用力向上跳。我跳了好一阵子，终于看到了周总理，他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微笑着朝大家挥手。总理的车队已经过去，我还在那里不停地用力向上跳，一个大人走过来把我按住了。
后来就到了“文革”。我在人民广场亲历过几次批斗大会。其中一次，在广场对面的工人文化宫前，看见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他一个人站在一辆红色电线修理车升到的最高的平台上，身上穿着黑棉袄，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低垂着脑袋，紧闭着双眼，下面的人都仰脸望着他。我的身旁，有一个比我年龄稍大的少年，正在用弹弓一记一记地弹击曹荻秋，他用的弹丸是金黄色的玉米粒。这辆平台高耸的红色的车子，在汹涌的人群中像灯塔一样缓缓前行，最后驶进了人民广场。
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船厂工作，已是“文革”的中期了。当时厂里军管，革委会主任是个姓曹的师长。曹师长的脸相，很像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所以看见他，就有一种亲切感。我曾经特意跑到他的办公室，从窗外张望他。曹师长每天午饭后，都要睡一觉（要睡一小时），我看到他的办公室的里间有一张床，床头露出他的一双堪称巨大的脚。
其实，师长睡午觉，真正的“看点”，不是他的那双大脚，而是一个坐在师长门口“捣乱”的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却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大头头陈阿大的父亲！陈阿大那时已是上海市革委会的常委，分管工交战线。陈七二（就是陈阿大的父亲）坐在曹师长的门口，一边抽烟，一边大声地咕哝：你一个大领导，像不像话？工人在干活，你在睡觉，我要告诉阿大去！他说的是一口绍兴方言，我赶紧凑到窗台上看，师长的大脚一动也不动。据说开头几次，曹师长都起来开门，好声好气地跟他解释；后来觉得解释没有用，就不再理睬他了。
我常看见这个绍兴老头，看见他戴一顶大草帽，围一条白毛巾，使劲地踩着装了开水桶的三轮车，经过我们科室的门前，往船台方向而去。听说有一回，陈阿大跟着张春桥、王洪文几个人到我们船厂来，他父亲就在路边的人群中，大声地把儿子叫过来，叮嘱他有空回家看看妈。
几年后，我调到鄂西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又遇到了一个正师级的大官。那一天，我因为要去出差，所以提前到食堂等开饭。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老头，一边用筷子敲着碗，一边摇摆着身体，优哉游哉地从边门走进了厨房，我立刻跟了上去。结果，我们两个都被赶了出来（老头还掉了一根筷子），重新到窗口排队。这个老头，我后来知道，便是新来的党委冉书记。
我和冉书记确实有一点“缘分”。那年国庆节，工厂在灯光球场文艺演出，我要上去独唱。我经常在浴室里唱歌，自我感觉良好，因此不要乐队伴奏，事先连彩排也没有参加。到了上场的时候，我健步走到舞台中央引吭高歌，只唱了三四句，台下已经一片哄笑了，我就停下来，要求重唱，结果仍旧一塌糊涂，我急忙鞠个躬，拔脚逃下台去。我逃下去时，喇叭里传来了冉书记说话的声音，他说小伙不错，唱得不怎么的，但精神可嘉，要发给他精神鼓励奖。后来，工会发了一张奖状给我，那位干事笑嘻嘻地说，这可不是工会发给你的，这是冉书记发给你的。
三线厂矿创业伊始，党委书记的行政级别都是很高的。我在的那家厂，第一位党委书记就是一个省军级的高干。他调走后，把女儿留下了，我从上海去，和她颇合得来。我们曾一起站在科室二楼的走廊上，手抚着栏杆，眼望着远山聊天。她说话的节奏很慢，声音很轻，她不久也调走了；就像远山一抹清淡的烟岚，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她比我大一岁，我对她曾有过向往，但她离开后，我心里没有忧伤。
说起来，一介百姓，和大官实难有“缘分”，除了工作关系，要想亲眼见到大官，完全得靠运气。我回到故乡后，在发电厂工作，将近二十年里，经常听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来，或者部里的领导同志来，而我只见到过一次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其他的领导同志，我一个都没有见到过。见到省委李书记，也是相距很远，我停下自行车张望，看到他穿着白衬衣，被人群簇拥着慢慢地走进主厂房。
在故乡工作和生活，故乡的官员，我见过一个区委书记。有一次区作家协会开会，他来作指示，我们坐在一个会议桌旁，他的声音粗重有力，讲话非常鼓舞人心；可惜没隔几年，他高升后因经济问题受到了法律制裁，被免去了职务。
自然，在我的心中，到现在还时常怀念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文革”初期我还小，不能去北京串联，可许多参加了红卫兵的邻居去了，并且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有的还跟毛主席握过手。我们一条普通的弄堂，一共有三个人和当代的伟人握过手，我当时跟在人群的后面，兴奋地跑去和这三个人握手，分享他们的光荣和幸福。
我在一九七九年去北京出差时，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我深深地三鞠躬。十多年后，我带儿子去北京旅游，我们又一起去看望了毛主席。如今，又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还要多少年，才能再去看望他。
2007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