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时在1971年），进的是上海的一家造船厂，正赶上了国家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我在船厂的三四年间，一共参加建造了四艘万吨级的散货轮，均为我国最早一批“风”字号的巨轮。新中国的第一位远洋轮女船长孔庆芬，首次远航所指挥的“风涛”号，就是其中一艘。
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我步入了青年。当屹立江畔的大吊，吊起巨幅的钢板，掠过船台上空，我在陡立的舷壁上攀爬劳作，第一次有了工人的感觉。
我父亲是纺织行业的老工人，对儿子能在船厂工作，感到非常骄傲；他对船厂的“战况”，很感兴趣，经常向我打听。有一次，他特意请了假，高兴地跟着我，去参加一艘巨轮的下水典礼。我的同事在人群中见到我们，悄悄对我说：
“你爸爸看上去这么年轻，真像是你的哥哥！”
父亲正跟在我身边，听到了这句话，他的脸都红了。
那个时期，也是我国建造军舰的高潮期，我参加建造过一种扫雷艇，是为了支援越南在沿海扫雷，国家科研院所紧急研发、首创艇具合一的新品种。但这些扫雷艇搁在船台上，却看不出神通广大的样子，倒像一艘艘小渔船。
记得一次休息，我和师傅坐在扫雷艇的驾驶室里，当时风和日丽，涛声轻匀，我快乐地说：
“师傅，我们好像是在修渔船。”
结果，我受到了师傅的严厉批评。接下来，就在我离开船厂的那一年，我跟随师傅，从浦东南码头的造船车间，来到了复兴岛上的总厂。我在船台上，看到了一艘巨大的蓝灰色的导弹驱逐舰，它属于我国首批“旅大”级基本型，当时是海军之最。
我的工作是无损探伤，主要利用射线或超声波来检验船体的焊缝质量。驱逐舰结构复杂，射线检验时，人要先到里面去贴胶片，有时一钻入孔门，就像进入了迷宫，马上晕头转向。我常把胶片贴错位置，拍出了“白片”，还要重新拍过。不过，师傅亲自钻进去贴片，也经常贴错。
探伤室的后门边，种着一棵纤细的樱花树，到了春天，它就绽开几朵红花。那一阵，我有空时，常站在樱花树旁，看船台上的那艘军舰。
许多年后，我才得知，我的美丽的驱逐舰，取名“南京号”，现仍在东海舰队服役。
离开造船厂，我到了鄂西，进了一家船舶柴油机厂。这家厂，论造机的规模，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它生产的低速大马力柴油机，使用的是国际一流的瑞士苏尔寿公司的专利。
但它尚在基建，生产还遥遥无期。我从沸腾的船台，来到寂寥的“三线”，感到了强烈的反差，但因为年轻，才很快适应了。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路过大部件机加工车间，看到有一位青年工人，在一台被称为国内“车王”的卧式车床（卡盘直径3米多）上铺开席子睡觉；我也走过去，爬到上面，安静地躺了一会儿。
我娶妻生子，又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生活，这才迎来了我国最大的万匹船舶柴油机的诞生。这台大机巍然矗立在总装车间，试车时，它就像一座香烟缭绕的、吉祥的庙宇。它后来被安装在了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远洋巨轮上。
我造了好几年大机。有一阵子，我到上海、到宁波，到能看见大船的地方，头脑里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就像孩子似的，想从那些巨轮行驶的姿态，认出我们工厂制造的大机。
在鄂西的十余年里，我还经历了一件大事。在一个盛夏的日子，我奉命带上超声波探伤仪，去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一家单位，参与一座闸门的焊缝检验。那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焊缝，我白天在遮阳伞下，夜晚则顶着星光，辛勤专注地工作了几天。
主人是好客的。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年轻的女工给我送来西瓜。她站在遮阳伞下看我干活，对我说：
“你快吃西瓜吧……这是神农架的西瓜！”
后来我才知道，我参与检验的这道闸门，将安装在葛洲坝工程的大江船闸上，为全球之最，号称“天下第一门”；但也有人叫它“国门”。
自大江船闸通航以来，二十多年了，不论我身在哪里，凡听人说要去长江三峡旅游，我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那是因为想起了这座“国门”，我的心胸豁然开朗。
现在，的确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建设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年纪渐老，喜欢回忆这些往事，也喜欢跟年轻的同事叙说，我的虚荣心，因此得到了满足。而我感受到的快乐，则是一种从心灵的深处扶摇而上的、能够让人沉醉的快乐。
2005年5月23日
